孫立平:傷醫事件:分析的三個層面

【最近比較空閒,因此決定,不時對一些熱點問題以短平快的方式發點議論。而這些議論,都想朝向一個目標,即我前年提出的,形成在思維的最小單元進行正常思維的能力。我不是說我的看法就是正常的,就是正確的,但通過提供一個看問題的角度,共同探討如何更好地思考問題,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因此,每一篇文章,都不是著眼於具體的結論,而是圍繞看問題的角度、思路和方法來進行分析】

最近這幾天,傷醫事件是人們熱議的一個話題。僅僅是憤怒,僅僅是譴責,是不夠的。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事件在近些年屢屢發生?怎麼看待這種事件發生的原因?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有效避免此類事情的發生?

本文不想對其中的某個具體問題進行討論,而是想談一個看問題的方法問題,即我們應當從怎樣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簡單地說,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體的層面。從有關的信息看,行兇者就是一個垃圾人。有時我們真的不能不承認,有的人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真的與一般人不同。這種不同甚至有生理的因素在裡邊。有的人生來就比較容易衝動,有的人不太容易衝動;有的人自我控制能力很強,有的人自我控制能力比較弱。正因為如此,有人提出“犯罪人格”的概念。

就這起傷醫事件而言,一位95歲的老人,而且是癌症晚期,最後付出的可能是兩條人命的代價,這是正常的思維和行為邏輯可以解釋得通的嗎?即便是大環境不好,即便是這當中可能有誤會或誤解,就一定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制度的與大環境因素的作用如何重要,都不能推卸個人的責任。因為道理很明確,同樣的大環境中,每個人的現實行為都是他自己決策和選擇的結果。

第二,醫患關係的層面。近些年,醫患關係的惡化,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可以說,醫患之間的信任關係已經受到嚴重損害。這與醫療產業化及有關的制度安排有直接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的一些相關制度安排是起一種惡化醫患關係的作用的。

實際上,醫患關係是很微妙的一種關係。一方面,病人對醫生要有一種很強的依賴關係。病人在看病的時候,是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給醫生的,這就需要一種高度的信任。在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雙方純在利益的矛盾,因為醫生的收入最終要來自於病人。

有關制度安排的作用是個什麼的?就是要儘量將兩者的利益隔離開,使直接的利益關係變成間接的利益關係,以防止醫患關係被利益所扭曲。醫藥分離等制度就是起這個作用的。而現在的一些制度安排,則把醫生變成一個直接從病人那裡賺錢的創收者。在這樣的情況下,醫患之間的信任感被消蝕了。一方面,有的醫生確實唯利是圖,為醫鬧提供了口實;另一方面,相當多的醫生辛辛苦苦、兢兢業業,但也受到無端的懷疑和指責。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醫患關係的生態惡化了。

第三,社會大環境的層面。這當中的問題可能涉及多個方面。首先,是人際關係生態。這些年,社會中人際生態惡化,戾氣越來越重,人與人之間敵對意識越來越強。其次,是經濟不景氣帶來的社會心理的變化。在經濟繁榮的時期,人們心氣比較順,社會中的火氣就比較小。相反,經濟不景氣,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的不順心的事情就會增加,遇到事情的時候就更容易火冒三丈。這是顯而易見的。

就在本文接近寫完的時候,我看到這樣的一段材料:據和孫某氏一個病房的人回憶,孫文斌和值班大夫拉過家常,說他下過海、掙過大錢、養過豬,也幹過獸醫,離婚了。孩子上學名額被有錢人頂了,賣過菜,還倒騰過服裝。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運悲慘,生活拮据,似乎所有人都對不起他。如果上面的情況屬實,這對他心理的扭曲又會起什麼樣的作用呢?

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說,這三個層面,各有各的責任,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抵消。

再加一句,如果分清了這不同層面的原因,也可以明確未來努力的方向。明確第一個層面的原因,可以讓我們意識到,傷醫事件可以減少,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增強醫生及有關部門這方面的知識,提高處理這種事情的能力,並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就是應當考慮的事情。明確第二層面的原因,會使我們意識到,要在醫患關係上有根本性的改變,有賴於相關的制度變革,用制度安排消解其中的張力;同時應當完善化解醫患矛盾的法律途徑。

而明確第三層面的原因,則有賴於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改善,優化人際關係的生態。就此而言,任重道遠。

最後再囉嗦一句,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小心呵護社會生態,扶持人們的向善之心,抑制人們的向惡之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鼓動助長人們互相敵視、仇恨的情緒了。一個社會如果充滿敵視仇恨的情緒,在遇到事情的時候,人們就很容易在這樣的情緒的驅使下行事。我們需要一個友善的社會,我們需要抑制仇恨的情緒。因為仇恨在吞沒所謂的敵人之前,可能首先吞沒的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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