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幷蓄、追奇逐新:漫談文化交融下,南北朝時期繁榮的商業活動

中國作為陸海兼備

的大國,早在古代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繁榮商業貿易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範蟸,在魯國等諸侯國之間販賣鹽鐵成為首富,更是在明清時期出現了以商幫為代表的地域性商人群體,可見我國的商業貿易一直都是處於較為繁榮的地位。

南北朝時期,由於割據勢力眾多,所以商人群體也再一次活躍了起來,他們在各分裂國家間販賣各國的特產,追求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商人不僅僅是商人,還有很多事王公貴族,他們也加入了追求財富的活動當中。在南北東西的商貿交往之下,南北朝之間的文化也趨於特殊,兼備了多文化的特點,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發展,文化和商業相互促進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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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和文化交融不可分割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混亂時期,經過西晉滅亡的“永嘉喪亂”之後,晉朝南遷,南北對峙由此開始,北方所代表的是少數民族政權,南方則是中原漢族政權,在長達三百年的對峙中,南北出現了融合的趨勢,不僅如此,西域之人也發現了中國這一塊地方,並且不斷派人前來觀察,在諸多要素融合的過程中,商業貿易則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沒有了商業貿易帶來的

文化交融魏晉時期就是一潭死水

西域文化的傳入由來已久,在當初張謇出使西域的時候,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局面就已經出現了萌芽,但是,西風東漸的鼎盛時期還是在西晉滅亡了之後。

首先,是因為北朝是由少數民族入主的地區,其呈現的特色是胡漢交融的特點,這就是先天上的優勢,開放程度和接納能力極高。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就是中西方沿著絲綢之路的貿易,促使西域的文化來到中原落地生根因此中西方貿易的盛行,是開放式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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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北朝在少數民族的經營下不善於商業貿易,所以比南朝的經濟差,但是北朝的優勢在於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關係,有著自己的特點。拓跋氏建立北魏之後,並沒有盲目地排,而是主動地和漢族西域、胡人進行商業貿易

2,北朝對商業的促進

北朝統治者對於商業的貿易不像漢族統治者一樣重農抑商,反而是鼓勵商業。在政府的支持下,組織了大量的“互市”

,還允許官員從事商業

如武陵公崔寬“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往來。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利用守邊職權進行貿易,這在北魏已經是普遍性行為。在這樣的風氣之下邊疆的官吏“皆無防寇御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而遠道而來出使的使臣,也投機取巧做生意,南齊使者劉攢到達北魏以後,就立馬找商店購買物美價廉的金銀玉器。

北朝使臣南下時,會和貴族談好交易什麼物件,當時的統治者對於民間或者是官員的商業貿易都是寬鬆對待,如節閡帝所說的,

“詔有司不復稱偽梁,羅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來”,促使了南北商人的貿易往來,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交往,當時的壽春、襄陽和鬱州都是商貿的重鎮,他們本來因該是軍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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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業發展的影響

在北朝和周邊國家不斷的貿易下,商人逐漸成了社會上不可忽視的一個大的群體,他們甚至能夠左右國家。

商人們通過不斷地財富積累,獲取了上流社會的通行證,北朝的這種情況在門閥觀念嚴重的兩晉和南朝是難以想象的,北朝開始出現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同時社會上掀起了追求財富的狂熱以及享樂主義的盛行,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界限逐漸混淆,在官吏和富商的倒逼下,社會開始轉向為他們提供享受的物質基礎,北魏河間王也從事經商,派人前往波斯貿易,購買了大量的名馬和珠寶。

商人的崛起促使北朝整個社會的文化向金錢文化靠攏,並且統治階級也沉溺其中,由此可見在北朝無比開放下的貿易政策下,融會貫通了東西南北的文化,東亞各地的人民不斷在此聚集又分散,最後在此留下文化的足跡,最後與原生的而文化相互詰難相互融合,最終影響深遠,從而形成了兼收幷蓄的文化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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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商”活躍下的南北時期商業與文化

中西方的貿易往來中,因為極大的利潤,所以吸引了一幫“胡商”亦或者是“商胡”。北朝當時的洛陽就是這些胡商的領域,根據《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南有商館,管分四類,金陵、南然、扶桑和崎峨,分別招待來自於南朝和北、東、西三夷,這些商人在北朝住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獲得北朝的合法居民地位,能夠獲取宅邸,北魏為了方便管理,

將此地命名為“四通市”,又稱“永橋市”,而胡商則是裡面最活躍的商人群體。

北魏在分裂之後,洛陽也沒落,被長安所取代“廄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成為西域商人交流的場所,在他們的帶領下,整個北朝的經濟都呈現欣欣向榮的樣子,並且,他們還充當了文化的使者,由於西域商人長期背井離鄉,所以他們自己的團體中就會有人表演西域特有的歌舞。

這也就傳給了當地的漢族人民他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雜技百戲、音樂歌舞以及雕刻繪畫等都不斷地沿著絲綢之路擴展到了中國,其中最特別的就是胡樂。

胡樂作為西方的特色,一共由三個部分組成,其一是西域宮廷樂舞,這一般在朝貢、聯姻、戰爭等途徑傳入中國,其二是民間樂舞,這就是上文中所說的通過民間的貿易傳入中國,這也是普及最廣,數量最多的西方音樂。

對於胡樂接受程度最高的當然要數北齊,也不知道怎麼的,北齊的皇帝尤其喜歡胡樂,高緯作為北齊的末代皇帝,不喜政務尤愛胡樂,根據歷史記載他可以自己吹拉彈唱,自己編寫歌曲,特別寵信一些擅長鬍樂的人,被宗室高思好指責“商胡醜類,擅權帷握”。由此可見,胡樂在中華大地的受眾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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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歷史記載北齊此時與西域的通道早就被北周所切斷,因此,這些胡人音樂的傳入並不似該時期的事情,而是北魏時期遺留下來的,這些因為長期流傳與民間,受到了統治者的喜歡,才從不入流變成了最時髦的音樂,而且當時被寵信的樂工,幾乎都是西域的人民,這都是商業貿易,帶來的文化遠播。

總而言之,商業貿易與文化在南北朝時期是難以分割的,有商業貿易才有者異彩紛呈的文化特點。

三,細看南朝商業化下的城市化

不同於北朝的南朝商業是井然有序的,雖然南朝的文化好像看起來比較消極又比較唯美,但是南朝的思想的活躍並不遜色與北朝,甚至還要超過北朝。在南朝各種思想迸發的時候,一些結合了玄學道學的超脫思想趁著封建專制思想的鬆懈,有了新的發展,它滲透進了思想文化的所有領域,兩漢形成的“定於一尊”的固化思想,在此時出現了鬆動,而這一切都的要感謝商業貿易的發展,商業貿易暫時性的讓經濟壓過了政治,成為所有人追求的對象,而隨著商業帶來的附贈品文化,造就了南朝士人的“憂鬱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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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商業貿易還有個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出現了具有獨立意義的商業城市。其主要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建立了一揚州為核心的多輻射地帶,以江陵等荊楚城市群經濟區和以成都為中心的巴蜀城市群經濟區一同構建了南朝的商業帝國。

六朝古都,政治核心建業在此時變成了商業味濃厚的工商業城市,並且佔地面積不斷擴大到梁時,

“城中二十八萬戶,南北四十里”是它最真實寫照,城中只有兩類人,政治家和商人,據記載到梁時,“城中二十八萬戶,南北四十里”可見營商風氣之盛。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拜當初那些中西方的商人群體所賜,他們不僅帶來了文化,還帶來了營商的風氣,在被農業圍困的中國撬開了一個小小的牆角,給予了商業畸形的繁榮發展,商業之盛文化交融之盛,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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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多民族融合進程最快的朝代,也是規模最大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商業貿易。文化的交流與認可為商業的開闢掃平了道路,而商業的不斷髮展,又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物質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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