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即雍正即位元年三月，雍正皇帝追封孔子的先世為王。這一追封，就是孔子的五世先人，他們被封王爵，號“肇聖”、“裕聖”、“詒聖”、“昌聖”和“啟聖”王。雍正皇帝的爺爺順治皇帝尊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尊號已經無以復加，雍正卻超越祖父，把他們由前代封的公爵晉改為王爵，可見雍正皇帝尊孔遠勝於父輩。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雍正追封孔子五世先人，儒學的鼻祖孔子被拔高到另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時離
滿清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只有幾十年。
馬克思指出：“落後民族征服先進民族，最終被先進民族的先進文化所征服。”滿清王朝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建立起尊孔尊儒的意識形態體系，正是這一論斷的歷史碩果。對於從原始部落崛起的女真族後裔，滿清的統治者們遠比元朝的統治者聰明，他們從馬背上走下來，努力汲取漢文化的精髓，試圖給自己穿上一件華麗的漢化外衣。雍正皇帝作為一名有為帝王，其尊孔行為下的舉措真的僅僅是因為對儒家文化的一種折服嗎？
一、雍正皇帝尊孔表現上的“頂禮膜拜”
雍正皇帝對孔子的尊崇，可以說已經達到頂禮膜拜的地步。滿清的皇帝固然會作秀，拉攏漢族士子和官僚，比如順治皇帝就尊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但是雍正尊孔的表現，很難用作秀來解釋，我們來看看他尊孔的舉措。
一是為孔子避名諱。古代只有對君主的名諱需要回避，但是雍正要求對孔子的名諱也進行迴避。雍正三年，雍正下達了對孔子避名諱的命令，凡是地名、姓名都要加以改變。孔子名“丘”，凡是姓名為“丘”者，都要加偏旁為“邱”，故後來姓“邱”者實同為“丘”；而關於地名，有同“丘”者改為古體“丠”字，時有天壇“圜丘”，因為是皇家祭祀之地，禮部奏請不避諱，雍正同意。那麼文字經書裡面有“丘”咋辦呢？古字“丠”讀音還是沒有迴避，雍正說“丠”還可以讀為“期”字音，以後除了四書五經外，通用“邱”字，但讀“期”音。
二是改“幸學”為“詣學”。古代皇帝出巡辦事遊玩等等行為皆稱為“幸”，到學校考察督學等叫“幸學”。雍正二年，在舉行臨雍釋奠禮以前，他諭告禮部，因“朕心有所不安”，以後凡去太學，將“幸字改為詣字，以申崇敬”（《清世宗實錄》卷16，二年二月辛酉條），一應奏章記注。
三是行跪拜禮。雍正四年，為天下的學堂親書“生民未有”匾額，還為曲阜孔廟題寫“德冠生民，道隆群聖”的對聯，還為大成殿題榜額，為《聖蹟圖像》作序，親自前去祭奠孔子。以前的皇帝在為孔子祭帛獻爵的時候，是從不下跪行禮的，但是雍正皇帝想都沒想就對孔子行了跪拜禮，事後他還告訴禮部和太常寺官員，他這麼做是因為“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清朝通典》卷48《禮典》）。
四是提高紀念孔子聖誕規格。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聖誕之日，雍正五年，雍正下令當年祭典孔子聖誕的典禮規格和康熙皇帝一樣，這天禁止屠宰牲口，天下必虔誠齋肅。之前孔子誕辰祀典為“中祀”，自雍正後改為“大祀”。不僅如此，雍正八年，雍正皇帝還以孔廟執事人員沒有爵秩，特設了兩名三品、四名四品的執事官，這些執事官都在孔子後人中挑選，報禮部備案。對孔廟的建設就更不用說了，雍正八年，雍正皇帝從內宮拿出115萬兩銀子興修曲阜孔廟大成殿。
歷代漢家王朝尊孔早成定製這點不難理解，順治皇帝分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也就是一個表率，但雍正皇帝不僅僅加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單從以上四點來看，就已經超越漢家王朝的皇帝們，如此還簡單的認為雍正在作秀，恐有不妥。比如他對孔子行跪拜禮，皇帝焉能隨意下跪，漢家天子都做不到，他一個滿族皇帝做到了，這隻能說明一點，那就是雍正真正將孔子當做自己的老師看待了，不僅如此，他還要天下人都來尊孔，都做孔子的學生，是儒家文化的魅力太大，也是儒家思想對於統治者而言，是更為先進的意識形態。
二、雍正皇帝儒家運用上的“畫地為牢”
以上只是雍正皇帝尊孔尊儒“提綱”，對於儒家思想的具體運用，才是雍正皇帝的目的所在。雍正皇帝把握住了源頭控制，在教育和科舉領域加強儒學宣教。然而，雍正皇帝在對儒家思想的運用上，尤顯“畫地為牢”。
首先談談他對“禮義廉恥”的理解。雍正五年所出會試的論題有一個比較典型，足以說明雍正皇帝對儒家的“禮義廉恥”的理解超出了一般人。這道會試題目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雍正皇帝看過考生的試卷後，發表了自己對 “禮義廉恥”的獨特理解。
他認為儒家的“禮義廉恥”包容的範圍甚廣，所謂“禮”，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是為小禮，“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這是大禮，為禮的本意；所謂“義”，講信用，不欺人，謹言行，這是小義，開誠佈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是為大義；所謂“廉”，做官的不吃喝不拿取老百姓的東西是小廉，善於理財，教民務本崇儉，做到家給人足，路不拾遺，不生盜賊，沒有訴訟，貪官汙吏無地自容方為大廉；所謂“恥”，要分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要求，作為君主，應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使每一個人富足,沒有一個成年男子不在他應在的位置上），作為人臣，則應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輔助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人），作為百姓，以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為恥，這是最基本的“恥”。
一個皇帝，對儒家的“禮義廉恥”有這般深刻的見解，可見雍正皇帝所思至深，殊為難得。
我們再看看他是如何在教育和科舉領域滲透儒家思想的。
一是圈定科舉考試的出題範圍。雍正皇帝以前的科舉考試，如鄉試、會試試題都是出自於“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載體，但是雍正皇帝對科舉考試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不僅要重視“四書”文，還必須做到“雅正清真”，其中的“真”字，就是講解真切，符合儒家聖賢的原意。雍正十年，雍正皇帝敕諭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很顯然，雍正皇帝通過進一步圈定科舉考試範圍，將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八股科舉更加深化了。
二是制定規範教育內容標準。在圈定考試範圍的基礎上，雍正皇帝還不斷通過規範科舉教育內容標準制約文風。比如在科舉考試考“四書”文時，完全以朱熹所作的《四書章句集註》為標準，要求士子按照朱熹註釋的觀點發表議論。後來，雍正的兒子乾隆皇帝還專門命人編輯了《欽定四書文》，進一步將科舉內容標準化，如果士子不精通“四書”文，就不被承認有學問。
三是打擊對抗儒家的思想行為。以上兩點對於學術和思想都意味著約束和限制，看似對儒家思想是更加深化的研究，但其實只能窒息人才，培養出愚忠帝王的奴才。這樣，必然出現對抗思想，希望擺脫雍正意識形態控制的樊籠。雍正四年，參與彈劾田文鏡被罰往阿爾泰軍中效力的謝濟世，以批註《大學》被當權者說成“毀謗程朱”，雍正皇帝不允許他抨擊程朱，認為他居心不良，譏諷朝政，進一步罰他在軍營做苦力贖罪。
由此可見，雍正皇帝本人對儒家思想見解雖然十分深刻，但是對於儒家思想的運用，卻侷限於“四書”“五經”，“畫地為牢”，並且將儒家思想作為奴化教育的工具，從科舉教育領域進行約束、限制和規範，這是他尊孔的主要侷限所在。
三、總結
雍正皇帝在尊孔上的表現可謂“頂禮膜拜”，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避名諱，改詣學，改大祀，無所不用其極，而在儒家思想的具體運用上又“畫地為牢”，專“四書”文，專朱熹集註，打擊其他思想，這種看似矛盾衝突的做法到底因何而起呢？
《清世宗聖訓》卷四《聖學》中有一段雍正的話，他說：“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啟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清世宗實錄》卷五十九中，他又有言：“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幹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
雍正皇帝之言很坦誠的講到了孔子儒家思想帶給他作為皇帝統治者的好處，使得三綱五常有了倫序，這比較於以往只教化普民風俗認識更為深遠。雍正是從“九子奪嫡”中勝出的拔尖皇子，四十五歲登基為帝，對於思想和學術的意識引導具有先天的敏銳性和成熟性，在孔子的儒家思想與維護君主統治的關係上，他自然比很多帝王統治者認識更深刻。雍正皇帝本人對儒家思想的精華見解也十分深刻，這說明他對儒家文化內心是真正的折服，否則，他做不到對孔子那般頂禮膜拜式的尊崇。
而另一方面，他終究是大一統帝國王朝的代表，他必須把握意識形態的主導，讓儒家思想最大程度的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即使是有最獨特深刻的“禮義廉恥”解釋，也不過是從皇帝的需要出發，使儒家思想更利於統治者的需要。他通過科舉教育限定，“畫地為牢”，制約內容和文風，打擊對抗思想的出現，其目的是培養一批愚忠的奴才，愚弄萬民於股掌，維護所謂“萬歲”之江山。
資料來源：馮爾康《雍正傳》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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