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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谈COVID19的临床特点。在中国，我们已经收集了1099个案例，数据来自31个省的452家医院，疾病和严重程度按照ATS标准进行分层。其中，患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有创通气或死亡都算作终点事件。结果提示，COVID-19的潜伏期可能是平均四天，大部分患者潜伏期为2到7天，其中大多数曾到过武汉或者接触过从武汉来的人。
发烧和咳嗽最常见是入院时最常见的症状，在第一次入院时，不到一半患者实际上仅患有咳嗽和其他不适，乏力等，他们在住院期间非常快出现发热，然后咳嗽。有部分患者主要症状是胃肠道不适，在我们的病例内这并不常见。但这些症状在重症患者中较常见，重症患者有比较多的合并症。
超过85％患者出现胸部CT异常，其中毛玻璃样改变（GGO）或双侧浸润是最常见的表现。有一些无症状患者，没有CT异常。
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淋巴细胞减少症和CRP水平升高，实际上，这提示了患者的预后。还有超过1/3的患者有淋巴细胞减少症或血小板减少症。
当然，在病人中还可以发现肺功能或D-二聚体等的异常，但在严重病例中这些改变最为常见。在非严重病例中，1/3的病例接受氧疗或机械通气治疗，糖皮质激素的平均使用率为18.6％。有41.5％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仅13.8%的非重症病例使用了激素。激素治疗时间比较短，剂量也相对较小，例如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甲基泼尼松；大部分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激素。
在这1099例患者中，死亡率仅为1.4％，就像其他国家现在的情况一样。地区不同，时间不同，COVID-19的致死率也大不相同。在其他一些报告中，有死亡率高达15％或11％。我们的报告中，有67例达到了终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重症病例中，达到终点的风险是非重症病例的9倍。
然后我们来谈谈传播过程中传染性是否有所改变。我们比较了武汉（包括来自武汉、居住武汉、有武汉病人接触史）和武汉以外的患者发现，在武汉至少有一种合并症的患者比较多。武汉患者出现疲劳和呼吸困难的症状、CT异常的比率比非武汉患者高。而在武汉地区，与非武汉地区相比，COVID-19感染年轻人和较少合并症的人也较多。
我们使用了Cox模型，针对地理区域进行调整分析。数据提示，湖北省外的患者出现症状到入院时间为4.5天，湖北省内为5.7天，其差异非常明显，换而言之，湖北有更多危重症患者可能与去医院相对比较迟有关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武汉的医疗保健资源枯竭。因此湖北以外医生对湖北进行援助是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下癌症患者患有COVID-19以后的数据，您可以看到癌症患者中的重症病例较大，相关结果提示预后不良。
同时我们发现肿瘤合并COVID-19的患者发生严重事件的比率明显增高。我们还可以看到年龄、肿瘤这两条与死亡和不良预后一密切相关。同时高血压，COPD，糖尿病的患者也有比较高的不良预后相关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推迟稳定患者的辅助化疗或择期手术。因此，我们需要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强大的个人保护，并加强对癌症治疗的观察监测。
在Wu ZY在JAMA的报道上，显示收集了超过44000的病例，特别是危重患者中的病死率达到49％，这是非常高的。我们团队使用10个风险因素来建立预测模型，由此区分容易发展成这些难以治疗危重病人的风险，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人群。
COVID-19是一个以往大家知之甚少的疾病，没人知道如何治疗这类病人。因此，目前在中国有很多随机研究，但是目前并没有结果出来。
因此，目前已进行了包括柯立芝，阿比多尔，磷酸氯奎，利巴韦林和一些中药在内的试验；只有少数经过精心设计的随机对照研究，包括瑞德西韦等仍然在进行中。因此，简单的说，已开展近150种治疗COVID-19感染临床研究，其中包括抗聚合酶药物，抗疟疾药物，恢复期血浆，细胞治疗，及中药等。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研究的磷酸氯喹。这个实验包括了10家医院的156位患者，患者每天服用氯喹500毫克，每天两次，共10天。
初步数据显示，在120名参与者中，有103名实现咽拭子病毒转阴。患者耐受性都很好，药物血药浓度是1.17umol/L，非常接近磷酸氯喹对COVID-19的EC50值。由于疫情，研究设计上设立对照组进行比较，所以实际上这是一项单臂研究。因为这是威胁生命疾病，没有人能够使用安慰剂对照组。但是也许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进行柯立芝组、阿比朵尔组、磷酸氯喹组之间的比较。
可以看到三组之间，发烧的持续时间、咳嗽的持续时间大致相同。与阿比多尔和克力芝组相比，氯喹组RNA检测转为阴性的原因似乎更快或更短，氯喹组的改善率似乎更好。一些中药已经在我们的p3实验室内进行细胞层面进行了测试。研究证明，特别是中药显示出对抗病毒和抗炎有效。
在这里，我不过多谈关于中药的事情。我们实验证明使用一些中药，例如六神丸，显示病毒的数量减少了。另一个中药是连花清瘟胶囊，也提示使用后患者出现了较少的病毒负载量，以上的数据可以为使用中药的医生提供一些指导。另外关于康复血浆的使用。我刚刚从武汉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数据：他在10个重症患者使用了康复者血浆，对比使用前后可以发现，康复者血浆致使患者的RNA检测全部由阳转阴。其原理可能是康复者血浆中的抗体起效了。
我在这我还想谈谈机械通气的特殊问题。大多数危重患者的治疗中接受有创通气，甚至在这些患者中接受ECMO治疗。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患者出现呼吸困难，但呼吸频率和吸气肌力正常，无创通气时无呼吸急促，这种“人机不同步”的相关体征给了医务人员错误的信号，看似把患者的氧饱和度维持在了“正常”水平，但是实际上它导致插管的延迟。
第二点是，尽管插管或机械通气后PaO2 / FiO2的比例很快改善，但由于患者与呼吸机之间有非常严重的不协调，因此似乎很难撤出镇静剂/肌肉松弛剂。这种临床表现与SARS或常规ARDS完全不同。对于常规的ARDS，一旦PaO2 / FiO2比例提高，镇静剂就可以非常平稳地撤出，但在COVID-19的重症患者中就很困难。
接下来我们简单讨论一下患者的病理改变。通过病理分析，提示肺部存在肺水肿，纤维性渗出，可能是间质纤维化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患者支气管肺泡中有大量的黏液存在，这是个大问题。在另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大量暗红色的物质，提示大量粘液在肺泡中存在，且证明存在末端支气管扩张。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与SARS相比，COVID-19感染主要区别可能是存在大量粘液。我不知道这种黏液是什么，不知道是否为肺泡中的液体。实际上这些粘液很难将清除。因此，为了改善机械通气的应用，仍然需要解决小气道内粘液分泌的问题。这种难以清除的黏液可能是重症患者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一份研究表明有61％的武汉的危重症患者死亡，因此我们上进行了一项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痰中MUC1 CT段和MUC5AC的水平增加，其中MUC1比正常高5倍，而MUC5AC比正常高50倍。因此表明粘液非常粘稠。因此，我们在考虑是否可以减少这种粘液在细支气管或肺泡中的积聚以防止患者恶化。也许NAC可能是一种选择，其具有抗氧化作用可能有效。而我们之前其他研究的数据显示，重症肺炎使用NAC确实有效，持续气管内给药也可以改善重症肺炎患者的的临床症状。
另外，我们使用了氢氧混合气体来降低气道阻力。一方面，它们可以降低呼吸道阻力。另一方面，它们可以消除的自由基。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患者说，她使用其他治疗方案后感觉改善不明显，而使用这种氢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后，她的呼吸困难的症状改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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