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的“喜訊”連篇累牘，甚至有堂而皇之貼出大紅喜報。
我也為一位位痊癒的患者感到欣慰，但這真的不能算做一件值得媒體歡呼的“喜事”。
時至今日，因著各種原因，這場災難用慘絕人寰來形容也不為過，那兩千多的數字後面，是兩千多個家庭的缺失，是兩千多個家庭餘生的無盡的痛。
面對無辜同胞染疾離世的悲慘、面對至今無藥回生的困境，面對眾多要舉債度日的企業，媒體的“喜”從何來？如果僅僅是因了依靠極強的免疫力而愈的感染者，這“喜點”未免有點太低，也太不合時宜。
這種喜，只能算是“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竊喜；這種喜，喜的讓人脊背發涼，心中發冷。
舉國之哀，還在繼續。
作為新聞人，悲憫地感受每一個個體的悲傷，記錄下每一個時代的殤，是應盡的事。即便做不到感同身受，也不能在這個節骨眼做只“報喜鳥”。也難怪很多民眾感動於“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因為雖然僅僅只是幾個字，卻讓人感覺到他悲痛著我們的悲痛，傷感著我們的傷感。
有些字眼，能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但有些字眼，也能讓同心者疏離，讓前行者無語。我們不能真的除了會喊武漢加油之外，就是對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喜之又喜。
作家方方的疫情日記說：和平年代，生活平庸雷同，日復一日的安寧，將人性的大善和大惡都覆蓋住了。有時候，一輩子就在這樣的遮掩下過去；然而，一旦到非常時期，如戰爭，如災難，人性中的大善和大惡便全都張揚出來。
一些媒體也是如此，寫慣了太平時的八股，此時便也慣性地只會報喜不會報憂，面對這場疫情下每一個個體的悲傷與無助，寫不出一個字來，卻“喜上報頭”，職業中的狹隘和冷漠便全都張揚出來。
給報喜鳥們送三個比較妥當的字——“好消息”，比“喜訊”還能多掙一個字的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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