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認為，賢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如果帝王能得到賢士的幫助，那麼，在自己施政的過程中，就能夠得心應手，實現自己的宏圖偉業。
然而，墨子也認識到“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即使賢士努力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增加自己的知識技能，也難免有不足之處，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各種失誤。
還有不少賢士恃才傲物，性格上放蕩不羈，不為種種制度規則所約束，墨子認為在這情況下，應該對人才進行正確的評價。
墨子在《親士》篇中，提出：
“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道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
好的弓很難張開，但可以射得高，沒得深；良馬不容易乘坐，卻可以載重行遠；真正的人才不容易駕馭，但可以幫助國君治理國家，使君王獲得美名。
他認為對於人才的評價，不能僅僅看到賢士的不足，更應該側重於他們的才智為國家治理所做的貢獻。要用正確而全面的觀點，看待人才的缺失和優長。
司馬光曾說：
“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他把人分為四種類型：才德兼備的人是理想的賢人，是治國的棟樑；無才也無德的人稱之為愚人，這類人很難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德勝於才的人是君子，這類人是現實中較為常見的人才，可以說是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才勝於德的人是小人，司馬光主要是針對那些不把自己才能發揮在正確地方，而是用來禍國殃民的人。
在這四類人中，有才無德和有德無才這兩種人是比較普遍的，很多統治者在才與德不可兼得的時候，常常各有所重，因而也得到了不同的結果。
曾國藩認為：
“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
當才和德不能兼得的時候，寧可取愚者，而不可取小人。
我國是一個注重社會道德的國家，對人才思想品德方面的要求極為嚴格。優良的品德觀，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對於國家的治理尤其重要。
如果治理國家的是“才勝於德”的小人，就可能危害國家。而任用那些德勝於才的人，也許不能夠作出傑出的貢獻，但對於維持社會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
當代企業在人才的選擇和評價上，也應該借鑑古人的智慧和經驗。時代變了，對人才的標準和評價也在改變，企業對人才的評價不能拘泥於某些固定的規則和要求，而是應該把握時代節拍，能夠駕馭各種情勢，抓住工作的關鍵和重點，正確而客觀地對人才作出評價。
然而評價人才不是做數學題，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套用，有具體的模式去參考。
所謂的人才在統治者看來是能為自己解決實際問題的人，就像孟嘗君依靠雞鳴狗盜之徒幫助自己夜渡函谷關一樣。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擅長口技的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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