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爭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後世學者尊朱還是尊王，不僅體現學術立場，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其在當時主流社會思潮中的被接納程度。在清代的思想家群體中，張履祥的地位比較特殊。首先他因尊朱子而被後人抬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其次是他的關於耕讀的思想影響深遠。
張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所居曰楊園裡，故學者稱楊園先生。張履祥九歲喪父，母沈氏授以《論語》、《孟子》，勉勵他說：“孔孟只是兩家無父兒也。”
他三十二歲時，結識黃道周。三十四歲時拜劉宗周為師。師事於劉宗周對張履祥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過二人的學術還是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是因為不同的時世而選擇了不同的道德踐履理論。後來，張履祥站在朱學的立場傳承蕺山之學，對於師門有補救之功。當時復杜聲氣甚廣，東南人士，爭相依附。但張履祥不肯參與其中，認為這是湊熱鬧的事。他除了不參加日常的一些知識分子集會之外，也不喜歡到處講學，屬於性格比較孤僻和沉默的類型。他“杜門謝客，訓童蒙以終老：晚年德望益隆。有事以師禮者，終不肯受。”他認為，“近見時流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也，豈肯躬自蹈之！”當時黃梨洲正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楊園說：“此名士，非儒者也”。
在學術貢獻上，他嘗輯《劉子粹言》一書，專錄蕺山矯正陽明之語。他極不喜歡陽明的《傳習錄》，說道：“讀此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說：“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另外著有《經正錄》、《願學記》、《問目》、《備忘錄》、《初學備忘》，《訓子語》、《言行見聞錄》，《近鑑》等書。
張履祥歷經朝代鼎革，在遺世與濟世間形成了＂德業互養＂的治生觀，這種治生觀以＂耕讀並重＂為基礎，以＂勤儉修身＂為輔翼，以＂人持恆業＂為保障。張履祥治生觀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來源於其＂尊朱黜王＂的學術立場、其對於朝代更替現實的無奈選擇以及對傳道與救世的責任擔當。 張履祥在親人相繼離世、科舉不第及因故國之痛而斷絕科舉之念的沉重打擊下，長期面臨生計問題，不得不進行長達數十年的治生生涯。他將躬親農事作為治生的主要途徑，儘管如此，生活還是多次陷於困境。
張履祥的治生觀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傳統的“四民”說的質疑、“治生以稼穡為先”、提倡耕讀並重等。他在理學的具體實踐上以耕讀為主，主張門人當務經濟之學，著補農書。歲耕田十餘畝，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嘗曰：“人須有恆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為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為先。能稼穡則可以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 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
張履祥一生都在鄉村讀書治學，並親自參加農業生產，關心農村的社會穩定和風俗人心。他提出＂保聚之法＂以促進鄉村和諧與穩定；作《喪祭雜說》,意在移風易俗。他的鄉村自治和變易風俗思想即使對今天的新農村建設也有啟發。還從吏治等維度開展了深刻的反思。
張履祥於六十四時去世。 1864年，浙江巡撫左宗棠親自題碑“大儒楊園張子之墓”；1871，張履祥終於獲得了從祀孔廟的儒者最高榮耀。張履祥“由凡入聖”，一方面是因為晚清理學發展與地方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學術上的成就，他的學術實現了“繼往聖而開來學”，確實也是清初理學史上最為重要的傳道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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