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吳敬梓的一部帶有諷刺意味的小說，作者主要寫了從明代成化年間到萬曆年間的各種小人物和他們的故事，實際上展現了中國清代社會的風貌，重點突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揭露了八股取士對他們的毒害。
作者以犀利的筆觸諷刺了封建社會的腐敗，指出科舉制度的弊端，從而強調封建統治者的夜郎自大和他們實行文化專制對知識分子的毒害，通過這些小人物來影射封建制度必然衰落直至滅亡的結局。
一、那些風格迥異的“小人物”
吳敬梓出生於一個沒落的科舉世家，他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因此他沒有享受到一個闊少爺的榮華富貴，反而經歷了家族敗落、被迫出嗣、爭奪家產、家破人亡的一系列變故，當這些從前從未想到過的事情全部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吳敬梓不由得對於寒窗苦讀、參加過科舉考試的前輩們產生了懷疑，也許讀書並不能改變一個人的本質，只有現實的社會和錢財才能吸引他們，封建制度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遭遇和行為都是時代的縮影。
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通過刻畫一個個風格迥異的“小人物”，來襯托出八股取士對知識分子的荼毒。
1、仁慈寬厚的長者
在《儒林外史》中有很多農村長者的形象，他們性格溫和、為人正直，作為長者時刻對年輕人進行勸導，讓他們明事理、做好人，因為有了長者們的循循教導，這些年輕人也秉性忠直，從不走歪門邪道。
《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母親往往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卻教子有方，她叮囑王冕在外工作要“少說話，多做事”，不要惹人非議，壞了自己的名譽；王冕的母親只求兒子做一個正直的人，在臨終前苦苦勸誡他不要做官，不要為了光宗耀祖而躋身官場，最後變得利慾薰心，那才是對祖宗的不孝。王冕的鄰居秦老也是一個正直的長者，他在王冕家最為貧困的時候伸出援手且不求回報。
在王冕的母親去世後幫助他料理喪事更是無怨無悔，他像王冕的母親一樣告誡他不要涉足官場，只求他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王冕最終能夠不受科舉制度的影響，遠離官場，與母親和秦老的教誨有著很大的關係。
2、淡泊名利的平凡人
《儒林外史》通過一種看似平淡無奇的手法刻畫出了一群品格高尚的“奇人”，比如上文所述的王冕，他是元末明初的人，當時還沒有稱帝的朱元璋向他請求治國之道，王冕始終沒有像那些熱衷於功名利祿的人一樣，對朱元璋阿諛奉承，即使朱元璋的地位再尊貴，他也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以對待平常人的姿態對待朱元璋。
在面對縣令的召見時，王冕堅持儒家思想中的“不以賢事不肖”，拒絕了縣令的召見，最終選擇歸隱山林，種種舉動都體現了他“賢”的理想追求，雖然他也是一個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人，但是八股取士中那種追名逐利、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並沒有影響到他，他始終都是一個保持著自我本真的人，不願意與世俗同流合汙。
在《儒林外史》中還有著許許多多這樣的人，他們處於封建時代的文化專制之下，看到了為了追求名利讀書讀到瘋癲的知識分子，八股之風雖然盛行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但是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他們會讀書、寫的一手好字，卻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人格，視功名利祿為草芥，
“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遊山玩水、逍遙似神仙”，他們沒有能力觸碰文化專制這座大山，就選擇無視它，也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3、深受科舉制度毒害的知識分子
《范進中舉》是每個人都學過的一篇文章，也是《儒林外史》中最為經典的一篇文章。小說中的主人公范進是一個酸腐的儒生，不僅面目醜陋而且窩囊至極，從二十多歲參加科舉考試，直到五十歲那年才勉強考中了一個秀才，家中已經窮的沒有米下鍋。
氣的丈人胡屠戶對他橫眉倒豎：“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裡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孃和你老婆是正經！”當范進考中舉人以後，他居然高興的瘋瘋癲癲，跑到寺廟門口，連鞋子都跑掉了一隻，口中喊著：“中了！中了！”
這時的胡屠戶聽說自己的女婿高中了，也不由得既高興又緊張，害怕做了官的女婿以後會報復他，當眾人都勸他去打范進一巴掌讓他清醒時，胡屠戶兇狠的走到范進面前罵到：“該死的畜生，你中了什麼！”然後打了他一巴掌，但是胡屠戶的手早已經抖了起來，心裡也緊張的很。
作者通過這樣細緻入微的描寫將一個深受八股取士毒害的封建知識分子形象刻畫的入木三分，表面上看似是一場因為中舉而瘋癲的鬧劇，實際上深刻的諷刺了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愚昧無知，他們不過只是科舉制度的殉道者。
而胡屠戶這樣趨炎附勢的市井小民，雖然與科舉考試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科舉考試能夠帶來的榮華富貴他卻一清二楚，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後的變化，體現了在科舉制度潛移默化之下的市井小民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醜惡嘴臉。
二、小人物的深層含義及影響
1、襯托小說主旨
小說中王冕的母親、鄰居秦老，他們都是社會底層的代表人物，在普通人的眼中，社會底層的人才更加瘋狂的想要出人頭地，因此他們會告誡自己的兒女，一定要通過科舉考試，然後加官進爵、光宗耀祖，帶領一家人走向輝煌。
這看似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實際上卻處處體現著八股取士對底層人的毒害，它以一種極具功利性的目的吸引著大量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人，在他們眼裡，考中了進士就是光耀門楣，考不上就只能是一個沒有出頭之日的人，永遠遭人唾棄。
但是王冕的母親和秦老同樣作為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沒有社會地位還飽受官僚鄉紳的欺凌，他們卻並不想讓自己的親人繼續通過科舉考試來做官禍害別人，在無數人都想依靠八股取士實現榮華富貴時，他們卻能冷靜的看透這背後的腐朽，真正做到了“窮則獨善其身”，始終沒有被八股取士的牢籠所圈禁。
與小說中的想要做誥命夫人最終卻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王太太相比，這些淳樸善良的小人物更加襯托出了那些利慾薰心的人是何等可悲，使小說的諷刺意味更加強化。
王冕是《儒林外史》中的靈魂人物，他的出場帶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尚品質，他憑藉自己的力量在社會上生存，拒絕縣令的召見和統治者的徵辟，他把八股取士看做一場夢，不屑於通過八股取士涉足黑暗的官場，這種淡泊名利的心態與那些中舉之後瘋瘋癲癲的俗人心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展現了在文化專制下苟延殘喘的那些知識分子的醜態。
2、揭露八股取士糟粕之處
八股取士更加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會腐蝕一個人的價值觀，俗話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八股取士往往會誘惑著本來淳樸厚道的人變得追名逐利，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王冕那樣看透一切的心態。《蝶戀花》的作者寫道：“世人一見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
既然無法看破，就只能做文化專制下的犧牲品，心甘情願的被其拉攏腐蝕。匡超人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本來是寬厚的青年才俊，卻因為受到八股取士的毒害而拋棄了自己的親人，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變得六親不認，迷失了自我。這樣的故事在小說中還有很多，作者通過犀利的筆觸揭露了殘酷的社會現實，通過描寫這樣利令智昏的小人物，來諷刺八股取士作為一種文化專制和封建糟粕對知識分子的荼毒。
3、諷刺文化專制
科舉制度始創於隋唐，替代了自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打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氏族”的荒唐局面，為國家網羅了大量優秀人才，作為一種選官制度，科舉制能夠屹立千年而不倒，自然有它的過人之處，對國家和社會都產生過積極作用。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明確規定了科舉考試必須用八股文的格式，要求文字必須排比對偶、平仄工整，而且還要模仿孔子、孟子等聖人的口氣去寫文章，考試題目必須要從四書五經中出題，這樣就極大的限制了文章的豐富性，也制約了作者的想象力，文章寫起來風格呆滯、難度極大。
在吳敬梓生活的康雍乾時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已經達到了頂峰，統治者們的統治慾望也更加強烈，除了在政治和經濟上來鞏固自身統治，清朝統治者在文化方面更是絕對專制，沿襲了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用高官厚祿來誘惑知識分子。
為了加強文化專制，康熙開設了鴻博之試，用來拉攏知識分子。但是到了乾隆年間，幾十個參加考試的人中就只有兩個人能夠被錄用，有些人一生都在為鴻博之試而奮鬥，最終也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為統治者的本意只是通過這種考試來為自己博得重視人才的好名聲，實際上無論其他人怎麼努力都不會被錄取。
這只是統治者用來實現文化專制的一種和平手段。此時的八股取士早已把讀書做官、功名利祿、加強皇權聯繫在了一起，
成為了一個複雜的“命運共同體”，鴻博之詞就是統治者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它導致了知識分子的道德敗壞，為了功名利祿不顧一切的無恥行徑，讓這些人踏入仕途，無疑增加了社會的矛盾、加重了百姓的痛苦，讓社會和政治在不知不覺中徹底腐敗，統治者的文化專制，最終也摧毀了自己夢想中的中央集權制，加速了封建社會的衰亡。
4、“小人物”的“大影響”
吳敬梓撰寫的《儒林外史》與明清時期的任何小說都不相同，他沒有描寫英雄好漢、忠孝節義、才子佳人、虛幻世界，而是直接以犀利的筆觸直指封建統治者和他們賴以生存的封建制度的土壤，通過一系列小人物形象的刻畫來諷刺與封建統治相關的八股取士，突出強調這種文化專制是如何毀掉一個正常人，進而危害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危險性。
吳敬梓在小說中預言封建社會必將走向滅亡的預言在一百多年後變成了現實，他的諷刺手法也流傳了下來，民國時期的很多文人，包括魯迅、張天翼、錢鍾書都使用過通過刻畫“小人物”來反映社會現實的手法，其中魯迅先生的代表作《孔乙己》，就是通過描寫孔乙己這樣的小人物：“崇信孔夫子、喜歡說之乎者也、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來諷刺八股取士對知識分子的戕害，對他們思想的荼毒。
結語
科舉制度是好的，然而八股取士作為科舉制度的變形卻是極端失敗的，它是一種文化專制，為封建統治者提供幫助，卻殘害著許多無辜的知識分子，讓他們為封建科舉制度殉道，淪為統治的工具。《儒林外史》通過“以小見大”的諷刺手法，揭露了殘酷的社會現實，諷刺了八股取士的嚴重弊端，指出了封建社會必然衰敗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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