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對家庭主題的關注是始終如一的，中國人對“家” 的概念也是根深蒂固，自古家國並稱，兩者被賦予了同等的道德判斷和價值認同。我國第五代導演在90年代都不約而同的把鏡頭對準了深宅大院裡被壓抑的文化，一方面這種東方式的奇情是走向國際的捷徑，另一方面充滿地域性的民俗與封建禮教的糾纏確實是國產電影的獨特之處。
《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紅高粱》都是很典型的“反封建”電影，張藝謀的作品我們都很熟悉了，能與之同名的就是何平導演的《炮打雙燈》。
1993年，何平導演完成了《炮打雙燈》的拍攝，電影根據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當時還獲得了第四十二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評委特別獎提名，第十四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大獎，成為又一部在國際上獲得肯定的中國影片。說起來電影《炮打雙燈》對小說的改編並沒有太多，整體還是比較忠於原著，何平曾經說過：“其實對整個小說，兩個繼承，繼承了主角的名字牛寶和春枝；還有一個就是小說裡的精神世界。”
一部小說，一定要有精神，那個東西要保留，其他都是全新的。
說起來《炮打雙燈》這個名字確實會給人一種看不懂的感覺，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故事發生在民國年間一個以製作炮竹為業的大戶人家，這家人中唯一的一個繼承人春枝。
自小就被當成男孩子撫養，想著讓她長大之後穿著長袍馬褂的繼承祖傳家業，但是她是個女子，總會愛上別人，當她愛上窮畫匠牛寶之後，衝破種種阻力都要嫁給他，族裡的老人為了預防被外人搶走家產，用比炮這樣的方式決定這門婚事。
沒想到悲劇發生，牛寶於兩腿之間燃放“炮打雙燈”的花炮時，被炸成了廢人……
女主的飾演者是寧靜，男主飾演者是巫剛，按照現在的話說，兩人在戲中真的是CP感十足。本來以為看的是舊社會女性受壓抑被壓迫的痛苦生活，沒想到電影中女主是當地首富，走到哪裡都有一群人巴結她，但還是不能自由的選擇自己的婚姻……
經由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薰染，這種歷史景觀，成為九十年代大陸電影的母題之一。
事實上，《炮打雙燈》是對這一母題的消解與復現，作為對原作最重要的改編，何平將其中的女主人公身份由一個寡婦改成了“富甲一方的千金”，於是佔據了熒幕與視野中心的就是一個異裝的女子，一個名為“東家”卻不復具有性別的“女人”。
可這“東家”放在女子身上又是個什麼呢？
宅子裡有大管家，作坊裡有掌事的，鎮上的爆莊和各地的字號都各有各的掌櫃，這東家，可能就是個稱呼吧。春枝不能擁有自己的名字，“不能出嫁”甚至沒有性別，終生都是男裝見人，最悲哀莫在於，情感的閹割被解放之時，肉體的閹割已不可逆……
在電影中，對生命傳承的禁錮和封鎖往往體現在對女人的壓抑和束縛上。
“院牆用別內外，其重要的因素為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婦女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婦女的貞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戒律，為保持其道德，不準拋頭露面是家族社會共有的條規，院牆的另一種意義就是女人的牢牆。”
因此，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就講述了一個“鐵屋中的女人”的故事。
說白了就是“院落中女人”的故事。
同樣的，在《炮打雙燈》中，對於合院意象的展現也非常出色，影片中第一個鏡頭就是充滿了整個屏幕的蔡家老宅院，“東家”春枝的聲音似乎只能從著密不透風發牆中微微的傳出，在電影中，蔡家老宅始終都是一個重要的空間，也是一個文化的意象，它不無不在，我們看到的多是大量均衡構圖的固定畫面和那層層疊疊的屋門，院門。
導演在傳達和隱喻一個有關於囚禁的事實：空間囚禁著時間，歷史囚禁了生命。
電影《炮打雙燈》也有不同的文化內涵，正如導演所說：“我的《炮打雙燈》文化表現終於文化認識。”電影裡動用了多種視聽語言來表達“放炮竹”這個民俗活動，然而這裡的民族不再作為文化尋根和反思的基礎，而是更多地承載著電影的敘事功能，同時也是電影中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之一，刺激著人們的視聽神經。
主人公牛寶製作“炮打雙燈”成功的場景也很好看：
一響過後，打炮筒裡飛出兩條亮線，一紅一綠，直上天空，老高老高，跟著變成一紅一綠兩盞燈，極亮極豔，照的天都暗了，竇哥看去，這雙燈不在天上，而在牛寶眼裡，那大眼眶子中間，絢爛五彩，爍爍照人。
這段文字是書中的原話，電影裡也很好的表現出了這場景，是影片最浪漫的時刻。《炮打雙燈》被淹沒確實有點可惜，與本片同期的有《活著》、《藍風箏》、《霸王別姬》……被淡忘也屬正常，再加上電影成片不如其他的力度與爭議，但是作為一部“衝刺國際電影節”的影片，《炮打雙燈》從創作開始就面臨著國際文化市場的挑戰，因此，無論是對中國民俗還是“人性”的表現，其實都只是其適應國際市場的一種方式。
電影評分雖然不高，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歡，不過還是有太多同類型的片子了，深宅大院的枷鎖，禮教鄉愿的桎梏，民俗奇觀的窺探……這些標籤都是90年代第五代導演們放置在電影中的，《炮打雙燈》雖然在同時期電影中不算出挑，但也是難得一見的好片子，值得一看。
電影雖然壓抑的不行，但是寧靜略顯青澀的聲音還是給電影添加了一抹明媚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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