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變法理想太大、樹敵太多、操作太猛，即便成功，贏家也太少。
范仲淹為士大夫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慶曆二年（1042年），21歲的王安石高中進士時，大宋剛剛度過一輪不小的危機。此前幾年，大宋在和西夏的幾場戰爭中連吃敗仗，而西夏在那之前從未被開封城裡的高官們視為值得重視的對手。這幾場失敗因此非常令人失望，宰相呂夷簡說：“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失敗也為呂夷簡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與西夏議和後不久，呂夷簡就告別相位，此前受冷落的改革派政治家——范仲淹、歐陽修、餘靖等人則紛紛回到中央，全國上下氣氛也煥然一新。
這中間，范仲淹的迴歸尤其引人注目。差不多十年前，他就已經是改革派領袖，曾力陳改革八事。這次，他提出的《十事疏》也被認為是最具可行性的改革方案。皇帝對此也極為滿意，“修武備”外的各項主張都獲得了詔書的支持。
但改革依舊艱難。范仲淹只是參知政事，不是文官領袖，也沒有足夠權力和政治盟友推動變革。對手抨擊他和歐陽修是朋黨後，早就倦於朝政的皇帝出現了意志動搖——他也許也沒真正想過變革，所謂的變革只是他在戰敗後安撫輿論的方法。
改革陣線隨之瓦解，自慶曆三年十月開始的革新很快失敗，范仲淹則在慶曆五年正月再次被貶。一年多後，他在《岳陽樓記》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的心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憂讒畏譏”。
這時和之後很長時間裡的王安石，則享受在獨特的愉悅中。他的政績非常出色：無論是做幕僚，還是做知縣和知州，或者主管刑獄和茶稅，他都有獨特的執政思路並相繼獲得成功；他的為官理念也很好，甚至在集賢院這樣升官的終南捷徑供職的兩年多時間裡，王安石仍舊十餘次請求外放去解決地方上吏治腐敗、官民對立和豪強兼併的頑疾；再加上冠絕當時的文章和清廉形象，他早就被認為是主導改革的不二人選，“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
積弊已久
宋的建國就充滿了無奈。不但天下最好的兩大馬場——東北和西北分別落入遼和西夏之手，都城開封還幾乎無險可守。更致命的是，迫於失地未復，皇帝們幾乎沒有選擇。當時的糧食供應全靠長江，米糧經陸路運到更安全的洛陽甚至長安的成本太高，遷都並不可行。趙匡胤也知道，定都開封是無奈之舉，待國家太平，遷都長安還是非常必要的。
他決定先易後難完成統一，於是制定了先定南方、再滅遼國的國策。趙匡胤完成了國策前半部分，而將後半部分交給了弟弟、太宗趙光義。未料，趙光義兩次北伐均告失敗，第二次和遼國在北京西直門外高粱河附近的激戰，還導致他中箭並在不久後因創傷失去了性命。
這嚴重影響了大宋的國運。因為出戰就必須獲勝，他們不敢對遼國用兵；但為防遼國南侵，他們又不能不養兵，軍費開始侵蝕國力。趙匡胤即位時，全國兵力不過20萬，執政末年也只37萬，財政每年都有不少盈餘；趙光義時，全國兵力升至66萬，但財政每年仍有盈餘；真宗趙恆時，全國兵力超過91萬；到仁宗趙禎、英宗趙曙和神宗趙頊時，全國兵員已超125萬，軍費佔到每年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朝廷已經連續多年每年虧空超兩千萬貫錢。
鉅額開支並未帶來強大戰力。在宋朝，失地遊民都會在臉上刺字後終身服役。結果，軍隊沒有變成保家衛國的利器，反而成了不良人士的收容機構，兵源混雜、軍紀渙散和戰鬥力極端低下成了北宋禁軍的代名詞。趙匡胤之後，禁軍謀殺官吏、搶劫倉庫甚至落草為寇的新聞就從未斷絕。歐陽修也曾感嘆，每日操練的禁軍在“單挑”時竟然打不過戍邊已久的士兵。
太祖前車可鑑，皇帝們又擔心領兵大將造反，於是以相互制衡的龐雜文官體系制衡武將。宋代文官總數在開國時還不足萬人，但到王安石當選參知政事時，官員已達24000人，百年間增長近三倍，如果加上“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廊序之官、進納之輩，又不止於三倍”。
進士擴招首當其衝。唐朝時，每科進士不過40人左右；到宋朝，每科進士就超過了400人。裙帶關係氾濫同樣問題不小，宋代恩蔭之盛前所未有：一位高官去世，因此得恩蔭者往往超過十人。結果，以宋朝近乎“泡沫”的進士身份，進士出身的官員竟然還不足一半。
最後是冗費。宋朝，官方的祭祀活動成了財政的沉重負擔。三年一次的郊祀每次耗費都超千萬，皇帝們還總能想出新辦法和上蒼互動。真宗趙恆和近臣王欽若、丁謂等多次策劃“天書降世”的新聞並大肆慶祝，後又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在京行五嶽封冊禮、南謁亳州太清宮，其中僅是東封泰山就耗費了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其餘幾項的耗費也非常驚人。
沉重的負擔讓宋朝開國不久後就開始承受民變之苦。太宗繼位不過四年，四川的王小波、李順就起義，起義軍一度發展到20萬人的規模，並佔領了四川，對大宋朝廷造成了相當的衝擊；隨後，真宗年間的趙延順和陳進，仁宗年間的王倫、王則和張海，也都震驚了世人。
變革很快在士大夫階層中取得共識，王安石則最早做好準備接下范仲淹的改革大旗。他曾上萬言書，縱論天下之弊和詳細的解決思路，其體系之健全遠超同時代的蘇軾和司馬光；他還曾撰寫文章，討論包括人才甄別和選拔在內的一系列變法相關重要問題；他更曾寄語20歲就登上帝位的神宗，不要僅以唐太宗李世民為施政榜樣，要以堯舜為師推動天下大治。
種種跡象表明，自比孔子的王安石已經迫不及待要向弊政宣戰。
系統性變革
宋遼兩國一直維持著一種很奇怪的關係。自真宗趙恆開始，兩國都會在新年以及皇帝和太后生日時互派使臣致以問候，之後再派使臣護送來使回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的春節過後，王安石就負責護送遼國正使返回，他從開封出發直到遼國境內涿州，行程逾千里。
在料峭的冬天北上分外艱難。比這更艱難的是，王安石這一路看到了很多他此前在中央和地方任職時從沒見過的景象：古老的澶州城一分為二，北城因為契丹人的入侵而一片荒蕪，南城因為黃河的保護尚算可以；過了澶州，他想到了當年的寇準建議真宗渡河迎戰契丹並大獲全勝，遼國不得不修書求和；再之後，他到了涿州，看到昔日漢土此時已全是胡人景象。
這段經歷也許刺痛了王安石，進而在他的內心埋下了種子，讓他將富國放在第一優先級上。於是，在那個一千多年前的小農時代，王安石居然進行了一場充滿國家資本主義色彩的變革。他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將戶部、鹽鐵、度支三司權力歸於一處，希望以此結束中書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格局。之後，除去王安石最擅長的興修水利，市易法、均輸法、青苗法、方田均稅法、募役法、免行錢等措施相繼出臺，其改革力度和廣度均超過范仲淹。
這些變法內容都有很好的初衷。青苗法以官方金融支持重創高利貸，理論上可以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減輕農民負擔；募役法允許有產家庭交錢免役，向來免除徭役的僧侶和官吏也不再例外，政府收入再次增加；均輸法允許各地就近採辦貢品，不必如以往那樣只上貢指定品類和數量的物品，在滿足皇室需要的同時減輕了地方負擔；方田均稅法允許有田家庭按照土地成色和數量交稅，並仔細記錄土地的分割和轉讓；市易法則通過設置京城市易司和21個地方市易務，允許小商販將貨物平價賣給官方，因而也能增加財政收入、打擊壟斷力量。
好處如此顯而易見。因此，和范仲淹不同，王安石得到了最高權力的支持，“上與王安石如一人”。在王安石遊說下，質疑變法的御史中丞呂誨去職，好友呂公著接任，歷任宰相都不敢染指的臺諫機構被劃入王安石的勢力範圍；隨後，他的第二助手曾布在10個月內13次升遷直至掌舵三司；同期，那些質疑變法的高官——蘇軾、範純仁甚至司馬光則紛紛失勢。
宋朝皇帝用御筆手詔原本非常慎重，神宗之前五位皇帝在108年中只用了109件手詔，從未使用上批，趙匡胤作為開國皇帝也只用過5次手詔。但為支持變法，神宗在18年間302次使用手詔，1260次使用“上批”，宋夏前線的知州沈括一年半內273次收到手詔或上批。
任何遠大的政治理想需要這樣的支持。問題在於，對於自己的理想，王安石似乎欠缺考慮，類似問題簡直比比皆是：例如，測量大國土地通常要耗費很多時間，在變法之初就啟動這項工作是否合適；再例如，常平倉制度運行還算不錯，以青苗法取而代之雖可增加政府收入，也確能打擊高利貸，但農民負擔其實並未緩解；又例如，王安石強調開源，可成功的財政改革也需要節流，對冗軍、冗官和冗費的改革將在變法中扮演何種角色；最後，在文官極度發達完善的政治系統中增加新機構並干預其他機構的人事，會帶來怎樣的長期政治影響。
對這些問題，王安石似乎都沒有思考清楚。悲劇，也就從這裡就埋下了種子。
王安石的軟肋
王安石和司馬光一直堅持君子之爭
對變法的質疑在思想醞釀階段就已經出現。蘇軾的攻勢尤其猛烈，他對這次變法一向不以為然。他認為，王安石效法二帝三王的做法是“掇拾三代之遺文”，對貞觀之治的推崇是“補葺漢唐之故事”，盛名之下的王安石不過是“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的“魯莽”之輩。
等到變法啟動，王安石一下子就站到了士大夫階層的對立面，蘇軾明確表態反對所有變法措施——儘管他多年後也承認自己當時多少有些“意氣用事”，呂誨列舉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並攻擊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司馬光也認為變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
歷代變法都要以成績聚人心，以人心打破利益集團、推動政治文化更新直至變法成功。但王安石几乎沒能完成第一步，變法確實讓政府財力加強，讓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受到抑制，但社會中下階層的負擔沒有減輕：青苗法的實際年利率常常超過100%、全國土地測量工作進展緩慢、募役法中也出現了不公，不滿情緒的蔓延無法遏制，王安石的“富國強兵”思想、“抑兼併、便趣農”主張、“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政策價值觀都越來越難以贏得共識。
宋朝的官場文化非常糟糕，朋黨之爭甚烈，改革者必須破除朋黨之弊，尋求團結。王安石原本是完成這一工作的不二人選，他的道德文章皆高於當世，和士大夫階層各派之間都有良好互動。考慮改革科舉制度時，王安石就接受了批評者蘇軾的意見，不再提“舉德行而略文章”。但奇怪的是，他在變法開始之後竟然沒能繼續這一優秀做法。
好友曾鞏認為開源重要，但裁撤冗員同樣重要，一家有上百人做官的現實已經讓朝政因循守舊，這種環境下的變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可王安石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反而增加了文官數量，理由是落實改革措施需要新的機構和官員。
一直和王安石堅持君子之爭的司馬光認為，倡導節儉、節制冗費也比倉促變法更加重要，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追不上開支增加的腳步，他對增加農民負擔的保甲制度也極為反感，認為這會讓農民“舍耕桑、事戰陣，一身二任”，“民疲而無恤”的做法絕對不利於社稷，可王安石竟然以“今之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的荒唐理由加以拒絕。
變法派核心人士也逐漸發現了新政的弊端，這其實是改革團隊內部修正、完善政策的機會。但遺憾的是，王安石沒能妥善處理好這些團隊內部的問題，分裂因此變得不可避免。熙寧三年，因為質疑新政，呂公著被免去御史中丞的職位，出知潁州；四年後，曾布也對變法提出異議，被王安石剝奪了翰林學士兼三司使直接貶為饒州知州。
依仗神宗更新政治文化的努力至此完敗，變法還在推進，但事業已後繼無人。保守派的攻擊愈演愈烈，變法派卻再無招架之功。熙寧七年，天下大旱，言官、對手、太后紛紛將異常災害與變法相連，神宗終對變法漸生疑竇，王安石極力勸說也難有成效，離任已不可避免。
王安石的治國理想則成了他人的政治跳板。曾布離京後，王安石推薦鄧綰出任御史中丞，推薦呂惠卿任參知政事。結果，這又被證明是徹底失敗的人事任命：呂惠卿先是極力阻止王安石罷相以求穩定偶然得到的地位，隨後又極力阻止王安石復出以避免自己的相位受到威脅；鄧綰則是在王安石罷相後迅速投奔呂惠卿，又在王安石復出後檢舉呂惠卿以求投誠。
這樣的官場生態是王安石的個人品行無法接受的。熙寧八年，再次拜相的他其實已經意興闌珊，長子王雱一年後的病故加速了他的衰老，他隨後就再次辭去相位，徹底淡出朝政。
客觀而言，熙寧新政的成績還算不錯：3600萬畝新開荒地和300多萬畝新開灌溉田，讓農業得到發展；禁軍和地方廂軍都有顯著減少，可大宋居然奇蹟般地打贏了幾場戰爭；國庫收入翻番，財政再不風雨飄搖，甚至備受詬病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也在15個月內通過預算管制讓冗費降低了40%，幾年後拜相的司馬光也曾希望取得類似的成就，卻無奈未能實現。
但同樣沒辦法否認的是，幾乎沒有任何改革措施的效果達到當初預期。更讓王安石沒料到的是，那些因支持變法才竊得高位的人隨後竟加速了王朝的衰落。到徽宗繼位，因變法上位的蔡京成功拜相。蔡京敏銳意識到，王安石的政制改革為設立新的文官機構以扶持黨羽開創了有利條件，他很快仿製置三司條例司新開講議司並自認提舉，以研究宗室、國用、冗官、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等變法大事為名打擊異己，變法至此淪為擺設，大宋則迴天無力。
參考文獻：
[01]《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穆，三聯出版社，2001；
[02]《王安石傳》，梁啟超，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
[03]《王安石評傳》，張祥浩 魏福明，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04]《王安石變法及其理財思想》，楊智傑，《財會學刊（理論）》，2007（11）；
[05]《從王安石變法的實施途徑看變法的消極影響》，李裕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6（11）；
[06]《重評司馬光與王安石變法》，顧全芳，《學術月刊》，1990(09)；
[07]《王安石變法中的政治文化》，王榮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0（S1）；
[08]《呂惠卿與王安石變法》，呂一燃，《史學月刊》，2003（02）；
[09]《北宋士大夫與王安石變法的興起》，李華瑞，《史學集刊》，2006（01）。
閱讀更多 章韓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