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半年后,我随父母由武汉西迁四川,在这个可怀念的地方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岁月。我的父母都是武汉大学教授,他们随学校定居乐山。我一开始留在重庆入南渝中学(张伯霖校长创办的天津南开中学分校,后也改称南开中学)半年后初中毕业,由于日寇对内地的轰炸加剧,父母不放心我人留在重厌,便召我转学乐山。
重庆南渝中学大校门
那时的乐山,是一个宁静安逸的小城。我家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好像是16号).一所相当宽大的两进四合院。三家教授合住,前院是武大教务长、后来的校长同额生,后院东边是经济系教授刘秉麟,西边是我的父母,经济系教授、后教务长杨端六和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几位教授每天经府街、昙街,穿叮咚街,到位于文庙内的文法学院上课。我则经长长的土桥街、紫云街(当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街,改革开放后改建拓直为机关林立的主街),出嘉乐门,过张公桥,沿登岷江西岸的公路,走一小时左右到北郊的嘉属联中上学。这里曾是郭沫若就读过的地方。乐山由干地处偏远,又没有重要的军政设施,迄未受到敌机的骚扰。城中房屋整齐,街道清洁,物资相当丰富。最热闹的商业区玉堂街,绿荫夹道,店铺林立,呈现出一派古朴和煦的兴旺景象。出城有乌尤寺、大佛寺等清幽无比的佛教胜地,真是一块远离战火的乐土。自武大迁来,一千多师生的涌入,又给它添加了文化气息和青春活力,更加刺激了它的繁荣。谁料想,一年后这个世外桃园般的小城,竟横遭毁灭性的摧残。1939年8月19日,暑假中晴朗炎热的一天。人们照常过着平和的生活。我们院内几个少年,和外面几个少年约好,打算次日骑车去40里外的五通桥游玩,已经备好5辆自行车,存放院里中午11点半,响起了一长两短的空袭警报,城墙上挂起了两个红灯笼。由于敌机轰炸的目标一直是重庆、成都、泸州、叙府等重,从未光顾过这无足轻重的小乐山城,人们对空袭警报都掉以轻心,12点,我全家5口聚在老祖母的房里吃午饭,我一边吃饭边仰望着对面墙上的两幅字画出神,那是苏轼的《念奴轿,赤壁怀古》条幅,和峨嵋山清音阁牛心石的水星画,记得是关山月的手迹,正吃着,忽然,一种奇怪的隆隆声由远而近。是飞机:但不是普通飞机那种响亮的猎猎声,而是浊重的、发闷的、仿佛发自地下深处的嗡嘴声,是轰炸积!大家感到不对头,这回来真的了!出城已来不及,3家人匆匆钻进堂屋里用粗木桩做支架,上覆几层沙袋的小防空棚。只一会,炸弹就呼啸而下。霎时间,天昏地暗,如同午夜。等飞机声远去,呛鼻的尘埃稍落,大家钻出栩子窥望。房子倒没塌,但瓦砾遍地,屋顶已经透光。上街一看,远近多处燃起暗红的火光。我们担心敌机还会掉头再来,顾不上财物,急忙空身跑了出去,80岁的祖母行动不便,父亲正着急,周鲠生伯伯的大儿子,16岁瘦弱的元松二话没说,背起老人就跑。大人们都往文庙跑,目标是大礼堂背后山坡上的两眼又深又宽的防空洞。我拉着6岁的弟弟弘远跑,在府街遇阻,折向城北,和家人失散。半路上,敌机果然返回进行扫射。慌乱中,弟弟的鞋掉一只,我只得背起他跑。出了得胜门,横穿一道谷地,在对面山坡上一棵大树下藏身。家人生死不明,心中极度焦虑恐慌,可又不敢妄动,这几个钟头好难熬。挨到四五点钟,文庙那边才有人来找到我们,领回父母身边。看到全家人安然无恙,总算放下了心,可是家屋呢?已成一片废墟。原来,敌机36架,炸了成都后,把剩余的100多枚炸弹,全都倾泻在乐山。投下的多数是烧夷弹,引起大火,集中在土桥街、东大桥带。火势向西南蔓延,吞噬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燃到我家院落时,火舌从坍塌的东北墙角伸进来,舐掉了整所院子,但遇到尚完整的西南墙的阻挡,因此我家以西的房屋幸免于难这次劫难,3家财物损失殆尽,我家除父亲逃出时随手抢出的银行存折和一包手稿(他正在撰写的名著《货币与银行》,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无所有,一时几口人衣食无着,只得暂时分散寄居朋友家,仰仗各家接济些换洗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必需品,度过困难。幸而是夏天,所需衣物不多,入秋后,暖衣才渐渐添置起来。父母工作多年积蓄的财物毁于一旦,加上物价上涨,我家的境况从此一落千丈。
轰炸乐山的日军轰炸机群飞临乐山上空的情景
这次大轰炸,毁了27条街,占全城四分之三。美丽的玉堂街带被夷为平地。几年后虽渐渐重建起来,但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死难人数无确切统计,官方统计从500到500,民间估计1万至2万,实际应不会少于1万,而当时全城人口大约是35000人。直接炸死的并不多,多数是被烈焰包围无路逃生,活活烧死的。劫后多日,惨闻不绝于耳,说有的全家跳进院内的“太平池”,池水沸腾,“鼎烹”而死。有的全家躲进地窖,“炮烙”而亡。一连好些天,我站在高西门(瞻峨门)边看拾死人。人们用滑竿抬着烧焦的尸体出城掩埋,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按当地风俗,活人乘滑竿是脚朝前,死人则是头朝前,据说这样可以防止他再走回来。那一段段不辨形状的焦黑的人炭,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和着弥漫全城的火场特有的刺鼻气味,仿佛是永不消散的天地间固有的气味。内地城市遭日寇轰炸,数也数不清,但单独一次死人之多,情景之惨,恐怕只有重庆大隧道的悲剧可与相比。武汉大学在这次劫难中蒙受损失相当大。我在1985年重返乐山时,曾在叮咚街市图书馆查阅过市志。据有关记载,位于土桥街的第二男生宿舍中1弹,炸死同学6人,工友2人;全校共伤70余人,教职员全家被毁的20多家。但也有人回忆说,武大并无人伤亡。究竟如何,我无从判断。市志中还看到叶圣陶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讲述他全家死里逃生,他的文稿和日记全部被毁的惨痛经历。被炸的次日,武大学生自发组成救护队,但苦于药物奇缺,只能动用校医室和化学系的一点红汞水、碘酒、纱布等,于事无大补。此外,只能在各城门口给出入者每人发燃香一支,以避尸臭。再就是帮助清理死尸,指导搬运者清理掩埋,而这是很少人愿意干的工作。
当年的乐山“绘芳”相馆摄影师拍下的参与轰炸乐山的日军侦察机掠过乐山城上空的照片
大轰炸后不久,我家为了避免再次遭难,在离城40里处的敖坝乡间租了一处农舍暂往,同住的还有工学院长邵逸周先生家。秋后学校开学,为便于父母上课,家又投到嘉乐门外10里处的石乌龟一处农舍,到文庙需步行1小时。我就读的嘉属联中则迁到乐山西北90里的夹江农村,住校。那里濒临青衣江,可以乘木排,但没有陆路交通工具,上学和放假回家都靠步行。生活学习条件相当艰苦,也算是一次“上山下乡”的体验吧。半年后,家里便要我转学回南开中学,在那一年半的高中生活中,饱尝了半夜跑警报、防空洞里一蹲四五小时的苦。劫后几年,在鼓楼街16号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家铺房,店名颇具纪念性的“八一九”,是一家寄卖行。随着通货膨胀,师生和市民日益穷困,寄卖这种行业于是应运而生,生意倒也十分兴隆只是我家再也没有可寄卖的旧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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