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我寫過《致上海——你將淪為環杭州城市，還是勇當眾城之神》，引起了一些關注和爭鳴。
當時我寫道，“對我而言，如果愛上海，一定不是愛她物質化的面貌，而是愛她的精神、文化和態度”，“我希望上海以更大的胸懷和氣魄，在方方面面對標全球和中國的最佳標杆和案例，努力向著‘21世紀全球最佳大都市’的方向進發”。
今年是我在上海生活的第20個年頭。大學4年，工作16年，這裡已是我居住最久的地方。在這個時間刻度上，忽然很想寫點什麼，對自己是一種紀念，對這座城市是一種感念。
過去兩年多時間，上海舉辦了兩次“進博會”，科創板開板，自貿區臨港新片區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升級為國家戰略。今年對上海更有重要意義，今年是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也是上海基本建成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年。
當中國堅持經濟全球化，對全球增長的引擎作用越來越顯著，上海，正從中國的經濟中心向著國際經濟的中心邁進。這是自然演進，也是主動擔當。
上海，要進一步成為“世界的上海”。與此同時，當中國更加依靠內需，追求高質量發展和治理的現代化，無論是打造科創中心，還是提升“像繡花一樣精細”的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在上海大都市圈和長三角一體化中推動公共服務的普惠便利，上海都必須具有更加濃郁和自覺的中國意識，把自身發展和周邊乃至整個中國統籌起來考慮。上海，要進一步成為“中國的上海”。
沿著上述邏輯可以寫很多文章，但此刻觸發我下筆的動力，並不是這些宏大敘事，而是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這段特殊日子裡，我所感受到的，上海的“精神、文化和態度”。
在全國很多地方，談到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的公務員，人們都會說，素質比較高，講話有水平，內容很正確，滴水不漏。言外之意，缺那麼一點性格。
這一次，因為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的出現，一種更本真、更少修飾的上海性格突然出現了，並在全國吸粉無數。
“一線崗位全部換上黨員，沒有討價還價”，“最有效的藥是病人的免疫力，我們做的事，是幫病人熬過去”，“你在家不是在隔離，你是在戰鬥，當你覺得很悶，病毒也被你悶死了”，“上海的防控體系很好，屬於少林派，非常乾淨有力，社區防護強大無比”，“上海的發熱門診是110家，北京是76家，新加坡是800家！你說人家是佛系，你搞笑呢，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當派”……
張文宏通曉中西，科研臨床相結合，專業水平一流。而他說的話，客觀獨立，樸素耿直，幽默風趣，不雲山霧繞，不照本宣科，不條條框框，已經有點“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他讓我們看到了上海性格的多元化的一面。
而上海像張文宏這樣的“專業化網紅”不是少數，甚至可以說，只要站出來就是一道風景。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謝斌是另一種風格，通俗易懂，但多了幾分人文情懷——“控制靈魂對自由的渴望，切不可輸在麻痺大意”，“請大家再摒一摒，再忍一忍，病毒消散之際，騎馬踏花，看盡山河之絢爛，所有美好不急於一時”，“用知識武裝自己，好過消毒水”，“與其整天焦慮，不如讓身體先忙起來”，“不論是居家辦公還是到公司辦公，都可以化個妝”……
專業是一種力量，專業主義是一種底蘊和素養。成千上萬各行各業的專業主義者聚集在上海，用專業說話，憑本事吃飯，在風平浪靜時不顯山不露水，一旦這座城市遭遇危急和困難，他們就會出現，用知識和正直領航。在上海，潛伏著多少“中國機長”和“蜘蛛俠”式的魅力人物！
武漢是抗疫第一線，上海共派出89家醫院的1636名醫護人員，分9批次馳援，進駐武漢17家醫院的28個區，包括3個ICU病區、16個重症病區、3個普通病區、6個方艙醫院。他們代表上海，做好了挑重擔的準備，也打了太多可歌可泣的硬仗。但是，當您穿過殘酷的戰況，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格調。
魏禮群是華山醫院麻醉科的一名90後醫師，他在搶救一名危重患者時，救了一個半小時沒能救回來，出了病房忍不住失聲痛哭。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這裡並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們不可能拯救一切，但他們做到了不顧一切。
張繼明是華山醫院感染科副主任，他2月4日到武漢，每天十幾個小時連軸轉。2月26日這天上午，他安排好手頭工作，借用方艙醫院的一間簡易辦公室，用雲端在線方式向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16級臨床八年制專業本科生講了一堂“傳染病學”課程。課程是早已錄好的，在線是互動答疑。他說：“我們都是從學生過來的，盡力為學生答疑解惑是老師的責任。上課無小事，上醫的學生都很優秀，我不能虧欠他們啊。在武漢前線抗疫不是放鬆教學的理由。”
治病救人，但並未忘記教書育人。劉凱是中山醫院的醫生，27歲，在武大人民醫院東院支援。3月5日下午4點多，他護送病人去做CT檢查隨訪，路上看到陽光很好，就停下來，讓住院近一個月的87歲的重症患者欣賞日落。老人說，夕陽蠻好。
李發紅是華山醫院感染科的醫生，她多才多藝，把美國女歌手克里斯丁（暱稱：叮叮）的《一百萬個可能》改編成《唯一的可能》，醫護人員們一起拍成MV，獻給前線的戰士。歌詞說，“在那瞬間，只有唯一的可能，堅持到底，為最後勝利……待雀鳥歡鳴，櫻花盛開，你平安歸來”。她還把編好的MV發給了叮叮和她的助理，叮叮正忙於博士論文的定稿，但接受了邀請，在美國錄了一段視頻，祝福中國抗疫一線的醫務人員。
壓力讓每個人感到沉重。但我從這些活生生的上海形象中，還看到了一種專業的鎮定，心態的平衡，就像陽光和音樂，能幫助我們稀釋苦難。那是暖的力量，是基於專業素養的定力，給更多人緩壓，而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這座城市有一種特別的調調，在日復一日的日子裡，她不願意太簡單，太素顏，而希望在出門前化一點妝容，有一點調劑，有一點正式感，有一點美。
作為中國人口最多、對外流動性超強的樞紐城市，上海本身的防控壓力也很大。國外專家曾預測，上海是除湖北外最危險的國內城市之一。
在派出很多醫療精英挺進前方後，上海的一些醫院向70歲以下的已退休主任級醫生打招呼，做好準備，應援本地。
但上海經受住了考驗。截至3月8日上午，上海累計確診342例，累計治癒313例，正在治療26例，死亡3例。
《財新》的報道指出，上海較早即以“極可能人傳人”為前提做出研判，佈局了高標準防疫措施，在市屬各級醫院展開相關的研究、學習、培訓。
1月3日，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簡稱“公衛中心”）張永振團隊拿到一份武漢市疾控中心寄來的不明原因發熱患者標本，40多個小時就得出病毒基因序列全長，經分析發現該病毒與SARS冠狀病毒同源性高達89.11%。
1月5日，公衛中心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1月上旬，上海各家醫院開始廣泛培訓醫生，以防有相關患者來到上海而不會處置，當時設定的一個前提就是“人傳人”。
1月15日，上海市同仁醫院接診首例武漢抵滬的新冠病人，當天就被隔離。公衛中心收治第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後就進入了全面應急狀態，運轉負壓病房。
張文宏說，上海阻止了新冠疫情本來可能出現的指數增長，“這是在政府多項措施及民眾高度自覺下實現的”。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說，上海在第一階段的防控成效得益於交通檢疫、重點地區抵滬人員隔離觀察管理、對患者的及時識別診治（“一人一案”），以及對其密切接觸者的流行病學調查等各個環節銜接順利，且高質量完成。
疫情還未解除，防控還在路上，上海還在嚴防死守，特別是對於空港。從3月6日起，上海16個區駐點人員進駐兩大機場，24小時不間斷值守。機場設立專門的人員集散點，對於原計劃搭乘公共交通、需要居家隔離健康觀察的入境人員，一律由各區安排專車、專人集中接送，嚴格落實14天的隔離。
對於行之有效的防控經驗，上海並沒有高調宣傳，而是一直強調，切不可掉以輕心。這背後所遵循的，還是科學與規律。
我家住浦東花木，所在小區有300多戶居民，居委會預約發放口罩，一開始是讓大家到藥店領取，後來改為由居委會派人送到每戶人家的郵箱，以減少居民外出和接觸。從這個小小細節可以看出，基層社區不是簡單地領任務、派任務，而是把事情儘可能做細，做到位。這也是專業主義的精神。
在家裡悶久了，我會走到三八河邊散心，或者開車到江邊，停在一個地方，到江邊步道上走走。三八河邊不知何時新修了一條柏油路，代替了原來的土路，原來氾濫的蘆葦清走了，綠植青青，生機盎然。江邊的步道有好幾個層次，散步的、跑步的、騎車的各行其道，中間還穿插著親子園、花園、假山，等等。如果不是在家禁足，我是很少到這些地方的。作為一個上海市民，突然感到，在不知不覺中，身邊的基礎環境正越變越好。從2015年到2019年，上海的PM2.5年均濃度從53微克/立方米降到35微克/立方米，2019年有309天環境空氣質量指數達到優良。
我很觸動的還有一點，就是無論河邊還是江邊，如此空曠的地方，見到的人們幾乎全都嚴嚴實實戴著口罩，自己不想戴都不好意思。
外地人常常說上海人“最服從管理”，服從是一個方面，對自己負責，不給彼此添麻煩，可能是更深層的原因。上週微信公眾號“上海圈子”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今天的上海讓人熱血沸騰》，說的是上海八家大商場共同參與“無人值守愛心站”的活動，在商場裡設置專門的位置，為外賣小哥和保安、保潔等免費提供“愛心餐食”，如咖啡、飲料、方便麵、漢堡包、盒飯、點心、糖果，此外還有美妝產品、鞋服、消毒液、鮮花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商場、寫字樓裡的商家、白領、包括外國友人捐獻的。在文章的留言部分，我看到了這樣的一些回應：
“感謝這些熱心的組織者讓上海變得更加溫暖，是否可以在這些小車上放一些乾淨、無破損的二手物品。一手的貨品主要靠組織愛心商戶參與，而二手物品，我們廣大上海市民都能參與進來。”
“上海，骨子裡透著善良的上海。”
“今天在太古匯看到愛心車了，看到快遞小哥拿起喜茶把蓋子扔掉插著吸管直接喝，有點心酸，這一定是他第一次喝……”
“我們小區也發起類似的活動，大家捐款給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保潔、保安，給快遞小哥買吃的，傳遞愛心！”
現代化國際化的時尚魔都，是上海的一面。而這些場景和回應，也是同樣無比真實的上海。我對後者更為看重，因為我們身邊那些最普通也最常見的服務人員，在這裡得到了應有的尊重。沒有他們，也不會有城市的太平。
從17年前抗擊SARS到今天抗擊新冠疫情，人口高密度的上海總是被視為病毒肆虐的“假想敵”。但上海始終讓人放心。我想，從治理角度看，上海大概已經形成了一種“三高效應”，即高效率的政府和高素質的社會，共創高質量的治理。上海有著堅強和深厚的社會資本，幫助這座城市在危機面前，緊張而不慌亂，通過恰當的方式把巨大的壓力一層層分解、化解。而貫穿於“三高”之間的，還是專業主義的能力和品格。
在過去很長時間，上海人都被視為“自我感覺良好”的象徵。其實今天上海人的含義已經非常遼闊，以至很多有上海戶籍的人也不知道誰才是“正宗上海人”。或者說，上海的“正宗”恰恰就是多元混合的不正宗。誰要說自己是正宗，反而會背離“海納百川”的上海精神。但是，從對這座城市的向心力、自豪感來說，上海意識的確又是存在的。
“愛城主義”（civicism），這是一種自自然然的融入，熱愛與責任。上海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人民熱愛上海，相信上海。
美國景順集團（Invesco Ltd.）是一家世界領先的投資管理公司，1935年成立，全球管理的資產規模為1.2萬億美元。2月25日，景順全資下屬公司——景順瑞和（上海）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虹口區註冊成立。
我和景順瑞和的董事公衍濤做了電話交流。他說，景順2015年、2016年就想到上海做GFLP（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但當時上海對景順投資非自營性的商業綜合體、物流園區等有限制，只能投資建總部，所以景順去了深圳註冊，這幾年已在國內投資了40億元的城市更新項目。
“最近我們明顯感到上海的開放在加快。上海地方金融監管局和我們有很多溝通，效率非常高，非常務實，允許在一定的投資額度內（如兩億美元），不再對一個個具體項目進行審查。金融局還主動和外管局、落地區工商局、律師事務所等相關機構協調，幫我們落地。疫情期間，他們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會議、微信等和我們溝通，所有資料申報都在網上完成。我們有三個董事，兩個在香港，我在上海，香港的資料要郵過去再寄回來，一回來就報到虹口區，虹口區工商局的幾位同志從家裡趕到局裡辦理。第二天執照就出來了。”
我問公衍濤如何評價上海和深圳的投資環境，他說都很好，請客送禮吃飯那是從來都不用的，都是電話、微信聯繫，頂多是見面溝通一下。上海的特點是門檻比較高，重視聲譽、合規，但符合門檻後就很寬鬆，不再一事一議，從這點看上海的效率更高。
在疫情這段日子裡，管理資產規模1.9萬億美元的美國紐約梅隆（BNY Mellon），有200多年曆史的英國施羅德（Schroder），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和金融諮詢機構美國美世投資（Mercer），歐洲著名的獨立私人合夥制投資機構英國柏基投資（Baillie Gifford），紛紛落戶上海。
這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一個側面，也是上海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的一個側面。以外資資產管理試點為例，上海的制度創新包括：拓寬試點企業範圍；支持試點企業擴大投資領域；支持一個主體開展多項業務（不用再開展一項業務註冊一個主體）；從原來的定期分批評議，簡化為申請人通過網上提交申報材料，“即申報、即受理、即評議”，等等。
像景順瑞和這樣的案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上海在搶抓復工復產、引進投資的機遇（金融局領導大年初二就上班了），不如說，這是上海自2017年底以來，對標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標準，通過持續改革，從1.0版到2.0版再到3.0版步步升級，在整個經濟環境的軟實力上實現了躍升的結果。
上海不可能靠優惠政策比拼，不可能靠低要素成本競爭，只有靠優化營商環境。
2017年12月，上海優化營商環境改革1.0版出臺，提出了56項改革措施；
2019年2月，營商環境改革2.0版在春節後首個工作日出臺，提出了88項改革舉措和建議。在2019年10月23日世界銀行發佈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中國總體排名比上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位。中國的代表是上海（權重為55%）和北京（權重為45%）。上海在開辦企業、獲得電力、施工許可、跨境貿易、登記財產等以地方事權為主的評價指標中，辦事環節平均壓縮了30.5%，辦事時間平均壓縮了52.8%；
2020年2月19日，營商環境改革3.0版方案出臺，從全面打響“一網通辦”政務服務品牌、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加強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制度供給三大方面，提出了32項改革任務。這些任務，基本上都有數字細節的要求。
全面推進開辦企業“一表申請、一窗發放”，開辦企業實現2個環節2至3天完成；
針對1萬平方米以下的社會投資產業類項目，實施線上線下“一站式中心”改革，涵蓋工程規劃、施工許可、監督檢查、竣工驗收、不動產登記、供排水接入等全過程事項，實現5個環節24天完成全過程審批服務；
全面優化電力公司內部流程，壓縮低壓項目辦電時間，做到2個環節10天完成；
實施獲得用氣“310”服務，依託“一網通辦”平臺，進一步減少用戶提交材料及辦事環節，“最多3個環節、1件材料、0跑腿”，等等。
對標世界最高標準，“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正是這兩年多來在營商環境方面的死磕，讓上海在中國城市的激烈競賽中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上海靠的是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效率，以及對於企業家精神的更充分認可與發揚。
我不想重複上海經濟提質增效的諸多數據，讓我感到欣喜的是這樣的案例——
通過貿易便利化的試點，對鮮奶進口“快檢快放+外檢內放”，新西蘭自有牧場的鮮奶直達中國消費者餐桌，從以前的8天縮短為3天；
為了應對特斯拉一期工廠的複雜施工和動態調整，上海採取了“容缺後補”的方法，即在重要的主體材料完整的情況下，允許一部分非主要材料後期補上。通過“容缺”，特斯拉工廠得以邊施工、邊審批，工程進度沒有一天落下。
一家科技公司在寶山註冊，高管中的5名董事及1名監事大部分為日籍，不在中國境內，無法在提出設立申請時提供身份證原件。寶山的市場監管局採用微信視頻與拍照相結合的方式予以變通審核。網上預審、現場收件、現場審批，40分鐘將營業執照製作完畢，下午4點前送到科技公司，一天也不耽誤。
一位投資人要辦理股權轉讓變更，在申請材料提交審核通過後，收到“辦件已出證，待領取”的短信。他家住浦東，上班途經徐彙區行政服務中心，上午7時03分，在24小時自助服務大廳的自助證照櫃刷了一下身份證，僅用30秒便領取到了新的企業營業執照。徐彙區的24小時政務服務模式，打破了時間束縛，讓辦事人想什麼時候辦就什麼時候辦。
我的欣喜在於，在效率驅動、創新驅動、服務驅動方面，上海在發力。這種精益化、內涵提升的努力，使上海商業運行的底層代碼得到了優化和簡明化，從而讓整個經濟和社會受益。這代表了未來的方向。
“一網通辦”大大提升了上海服務的效率。但上海的領導並不滿足，他們說，要優化再造部門內部和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的業務流程、辦事流程，逐步使企業、市民到政府辦事
“像網購一樣方便”。的確，跟網購比，服務效率提升的潛力還很大。我所看到的上海變化，讓我意識到：
我生活在一座奉行專業主義的城市，一座有很高治理水平的城市，一座令人安心的城市，一座有紀律、也有愛和溫度的城市。上海的高大上，不僅有天時地利的政策和資本助力，更有內生性的原因，那就是通過在社會資本、制度環境、居民素質等方面的日積月累，實現了城市和人民之間，基於信任的良性互動。這才是這座城市最可寶貴的資本。
我們今天生活於此的上海，是在全球化時代和中國復興背景下，一個新的城市文明的樣本。我們正在共同參與一座具有世界意義的城市的塑造。在中西薈萃、博採眾長的文明交匯點上，上海向著太平洋東岸的綜合性世界城市的邁進，不是可能性的問題，是時間的問題。上海只爭朝夕！
仁者愛人，城市愛民，人民也會從內心裡，把自己的命運和城市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再致上海：一座城市的全球領導力猜想》。我並沒有給出全球領導力的定義，也沒有具體展望未來上海的地位，只是從社會資本和制度優化的角度，記下這段日子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而我最想和所有上海的朋友們分享的是：
如果我們要創造具有全球領導力的城市——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這座城市的使命與責任——我們就要努力成為最好的城市公民，用專業的態度做好本分的事情，發揮創造力，釋放“助人才能助己”的同理心，讓城市成為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共同體。
未來上海的任何猜想，都取決於我們每個人今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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