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欧亚皇家狩猎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学家通常会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和农耕阶段。这仅仅是出于划分便利，却常常被理解为不同地区、民族的人们会按照这个顺序演进自己的文明。实际上，按照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的求证，动物经由定居农民驯化，然后才出现了所谓的游牧。并且，不同文明阶段的顺序和区分往往是不明晰的。
在游牧社会，以及定居社会的部分地区，猎物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狩猎还能够将猎物出售，换取其他食物和用具。通过狩猎，让猎手的军事技能获得了强化训练，这正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通过强大的游骑力量纵横欧亚大陆的重要原因。
游牧民族在建立国家，趋于定居后，为了保持战斗能力，不同等级的人们往往仍旧会保持狩猎传统。同样，那些与游牧民族对抗的农耕国家，由皇帝、国王带头参与狩猎，也能很好的调动贵族阶层的尚武精神，避免因长期安逸而使得军力衰落。狩猎的长期化，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还催生了环境保护意识，以及不同地区带有浓烈地域特色的骑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举例来说，中国读者显然不会陌生，在清代，皇帝兼有中原天子和草原天可汗的身份，定期在农耕地区和草原交界的地区开展狩猎，可以检阅军力、得以慑服草原部落并建立广泛的利益合作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欧亚皇家狩猎史》，出自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托马斯·爱尔森。这本书打通欧亚大陆上不同历史时期，聚焦于不同国家、游牧族群的精英群体特别是皇室成员，考察作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皇家狩猎，并探查这种活动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
全书开篇首先分析指出，欧亚大陆上的皇室家族与贵族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曾利用狩猎来追逐和保持政治权力。通常，狩猎地点会选择在专门的庄园，或是由军事力量封闭的特定区域。而狩猎频率则根据狩猎政治主体（是农耕国家还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王朝国力盛衰的不同阶段）而确定，那些军事征服的优胜者，当然会更加频繁的参与狩猎。狩猎促进军事技术和战术改进，如马车的辐条车轮，又如大兵团骑兵作战显著的借鉴了集体狩猎的方式。
书中考证了不同国家、民族的皇族或贵族成员的狩猎场所。有趣的是，书中提及中国宋代以后兴起的园林艺术，恰恰就完整地借鉴了之前王朝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狩猎场旧例。而在清代，木兰围场更成为紫禁城之外的第二朝廷，狩猎活动往往持续时间很长。而在欧洲，如英格兰，王室的狩猎场最终演变为了植物园，为植物学、博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狩猎过程中，人类往往还是离不开动物伙伴的帮助。书中分别叙述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狩猎搭档，包括各种犬类、鸟类、大象、猫科动物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猎豹、狞猫等猫科动物以凶猛著称，却成为了狩猎者最为得力的助手。据考证，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将经驯化的猎豹用于狩猎，中世纪的阿拉伯地区还发展出一套传延至今的猎豹驯化术。
从朝鲜半岛到北非，欧亚及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如古埃及、萨珊王朝、莫卧儿帝国、中国元代和清代等，还发展出体系完整的皇家狩猎管理机构。这样一套机构不仅可以很好的服务于帝王及其他王室、贵族成员狩猎的需要，还能筹办规模宏大的狩猎活动，借助狩猎来展示国威。书中也披露指出，维持狩猎管理机构需要极大的经费支出，比如饲养狩猎搭档动物，成本可不低。
从狩猎到环境保护，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概念，在皇家狩猎史上奇妙的搭连在了一起。狩猎者通常会保护雌性动物和幼崽。而在中国元代（13世纪末），朝廷下令保护鹤类；17世纪的倭马亚王朝，还曾下令保护鼹鼠和箭猪。这都是因为狩猎者发现它们有益于杀死害虫。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限制狩猎权，直接目的是保证猎物供给，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动物的效果。狩猎产生的保护动物作用，更集中体现在狩猎场，好大喜功的皇帝、王公常常圈用大片山林，禁止王族以外人员进入，而狩猎周期拖得较长，使得狩猎场成为了动物的乐园。
更重要的保护作用，表现在文化限制方面。书中指出，宗教信仰、宗教习俗会限制大规模狩猎，而诸如古代中国等古代文明，文士常常会出面劝谏皇帝取消狩猎。18世纪以后，随着植物学、博物学的发展，物种多样性的观念逐渐被各国王室成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接受，这也使得皇室从最热衷狩猎的人群开始朝着动物保护者的方向转变。
《欧亚皇家狩猎史》书中还探讨了狩猎史所反映出的社会等级以及相应的文化观念，如皇室成员徒步手持武器与猎物搏斗，曾长期是不同国家中勇士的典型行为，特别是皇帝、国王、可汗本人的狩猎能力，深受臣民关注，该项能力甚至会被认为是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体现。另外，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的其他欧亚国家，统治者常常通过出巡、狩猎来巩固对于统治薄弱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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