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史专家，《历史研究》说尽了世界文明的兴衰。然而，在很多学者看来，汤因比最好的著作是他在三十三岁出版的《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虽然这本书没有后来《历史研究》那样对文明的兴衰成败作细致的解释，但是在这本并不是很系统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的胚胎，尤其是从现实问题进行文明史透视的魅力，由此，这本书具有了方法论意义的创造性。

相比于《历史研究》，《文明的接触》更具有可读性，当时的汤因比并不是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写这本书，而是学者和记者，甚至政治情报官员三方身份的叠加，在一个具有古典历史积淀的记者眼中的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就具有了文明的含义。

不受欢迎的预言

一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色佛尔条约》基本让奥斯曼帝国回到了亚洲，而希腊军队在士麦那登陆不仅引发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而且还是三种不同文明的博弈，希腊代表了近东文明，而土耳其则是中东文明中唯一可以在现代性冲击之下重组为大国的国家，这两种文明都受到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汤因比在从巴尔干半岛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八九个月的实地调查后，认为希腊将在这场战争中自我耗竭。这本书惹恼了希腊人，因为汤因比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科拉伊斯讲座教授，而这一讲座教授是希腊人资助的。这本书出版之后，汤因比丢掉了这份教授的职位。

汤因比不仅仅是古典历史的研究者，也一直从事政治分析，一战期间他为政府提供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情报，在失去希腊史讲座教授的职位之后，他为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也是伦敦大学的国际关系讲座教授。正是将历史学的修养与现实问题的关照成就了汤因比，在他眼中，历史的时空可以移位，甚至叠加。

1914年一战爆发时，汤因比正在向巴里奥学院的本科生解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汤因比认为，“无论年代是多么不同，从哲学意义上说，事实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具有同时代性。而如果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如此，我们已知的所有文明之间的关系难道不都是如此吗？”现实是不同历史时代或者精神的沉淀，而汤因比恰恰具备了解析现实的历史沉淀，当人们在关注希腊和土耳其战争胜败的时候，汤因比看到的却是近东问题的“文明结构”。

汤因比对”近东“的定义是，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希腊或希腊-罗马文明废墟之上，与西方文明同时成长起来的文明。近东文明算是希腊罗马帝国的遗产，而近东和中东的分界线也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被认为是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汤因比批评西方政治家的不负责任的做法，给了希腊人以“决战决胜”的假象，同时希腊人也制造了自己是古代希腊人后裔的假象。

“希腊已经因在西方人感情中占据特别地位而获益良多。考虑到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要求希腊放弃一些不相称的特权可能是公道的。希腊和土耳其处于一种恶性关系中：每一方都坚持要对方让步、让自己从中获益。很显然，以西方政治家的才干，不可能对此放任不理。”

汤因比认为，“希腊在安纳托利亚战役的失败，远不只是具有地方性和暂时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延续200年之久的潮流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大众已经习惯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理所当然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土耳其人的国家从地图上消失。”很少人能够如此清醒，“东方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败就成为欧洲强国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庞大的领土，一直困扰欧洲列强，长期以来，西方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是妖魔化的，这其中不乏15-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带来的恐惧感以及复仇的意念。

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西方政治家也乐见这个老大帝国的消失，但是汤因比却看到了土耳其复兴的希望：“丢掉阿拉伯省份和鲁米利亚，反倒使其最终能将力量集中到本土上来。虽说西方民族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世纪来不断削弱土耳其的力量，但只是在近东发挥了作用。不过现在，这种影响在土耳其本土人民那里发酵了，开始唤醒他们潜在的能量。” 安纳托利亚地区成为土耳其的核心区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犹如扒洋葱一样，而希腊则参与了这一进程，伴随的就是一场血腥的战争。

《 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 》

从安纳托利亚解释文明的互动

汤因比说，“人类地理学的真正本质，是文化。本书称之为文明。”汤因比最具穿透力的分析莫过于“安纳托利亚背景”的分析。也正是对安纳托利亚的分析种下了他建构文明史的种子。

“安纳托利亚曾是近东文明的摇篮，是现代希腊民族的诞生地，是中世纪希腊国家的支柱。一种新的文化从这个源泉流出，影响了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和俄国人，以及高加索的各民族。”安纳托利亚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不同的人种、文化、宗教在这里经过，包括13世纪蒙古人的昙花一现。

汤因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化，是不是这一地区的人们就是突厥人呢？这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文明是如何交流的？形成一种文明，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深度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形成认同。

汤因比认为，“古代希腊世界与古代东方社会的接触始于表面的商业征服、战争征服和行政征服，终结于宗教体验的融合。更进一步，在第一波由统治性的强权进行外部征服时，宗教融合是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最彻底最深度的征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文明形态几经变化，最终的突厥化，并不是说突厥人征服甚至灭绝了当地人，而是当地人的“改宗”。当突厥人到来的时候，当地的东正教徒已经厌恶了既有的文明，或者说文明已经衰亡，而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和体验。因此，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相当程度上是突厥化的东正教徒。在汤因比看来，希腊和土耳其人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希腊人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而突厥人已经很少还有游牧的因素。“一项对于奥斯曼人历史的公正研究确实指出，到17世纪后半叶，他们的世俗制度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游牧祖先的制约。但研究同样有力地解释了，自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以来，他们社会生活和政治中的游牧痕迹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会刀兵相见呢？西方文明，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思潮让安纳托利亚层叠交错的文明面临着考验，一定要分出我者与他者，而且是对抗性的。“希腊人假想了一种自己不具备的特性，假装是古希腊社会的子孙，在残酷的蛮族征服事件所造成的逆境中断后，重新与失散已久的西方兄弟相聚。”希腊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了独立建国，是近东文明中比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国家，也因如此，希腊人认定自己与土耳其人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优越于土耳其人。

民族主义的原则很简单，但是也很残酷，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而“文明永远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鲜的人口力量纳入他们的视野。”帝国，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文明。在希腊和土耳其基于民族主义建立国家的时候面临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口混杂居住，没有办法在同一空间聚集同一民族，怎么才能做到呢？人口交换！在1914年的时候，希腊和土耳其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进行人口交换。一战之后，双方的战争，尤其是希腊登陆士麦那，打破了和平交换的前景。灭绝性战争给双方带来了灾难，汤因比认为，无论希腊还是土耳其都没有能力驾驭民族主义这一西方文明的建国方式，与民族主义相伴的民主制度更是如此，缺少国家权力的框架，政府的决策被激情左右。

对于战争的前景，汤因比认为，希腊耗不起，土耳其回撤到安纳托利亚地区，而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入侵已经超出了边界，希腊代表着一种海洋文明，但是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中，海洋文明没有优势。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能量耗尽而停战。在战争正酣的时候，汤因比预见到了未来，同时他也提到了“文明的冲突是可怕的”，这也算是后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先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