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道德感的企業與綁匪有多大區別?


失去道德感的企業與綁匪有多大區別?


西閃/文

每天早晨洗漱完畢,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機看一看作家方方今天又寫了什麼,關於武漢疫情,她的聲音真實而有力。微信朋友圈裡已經不少轉發,可是一點開,有的已經被刪除,頁面上一個紅色感嘆號,下面一行小字“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有的能夠打開,卻無法轉發,提示是該文章涉及敏感內容不能分享。好在狡兔三窟,總有別的公眾號立刻轉載,讓微信的審查防不勝防。

看了朋友圈,我又照例到今日頭條看看。在那裡我關注了方方的賬號,她發表在這裡的武漢日記,從未被屏蔽,我都可以一一轉發。

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騰訊這家企業的道德疾患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這些年來騰訊真的太強勢——微信介入了多少人的生活,騰訊也就綁架了多少人,使得這家企業失去了道德敏感,渾然如綁匪一般有恃無恐。是的,企業的第一要務是賺錢,但任何企業都有不可推卸的基本社會責任,昧著良心掙錢的企業活不久。

“誰說活不久?這種企業在中國還少了嗎?”另一個聲音在我的腦袋裡響起。好吧,權當我只是一廂情願的詛咒。

其實今天我想正經談的,是公共衛生危機的“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問題。

聽起來,風險溝通好像很高深的樣子,其實不然。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榮譽院長巴瑞·布魯姆(Barry R.Bloom)的話講,風險溝通就是在危機來臨之時提醒人們注意危險,同時又不至於過度恐慌。最近,他在一次研討會上回顧了2003年中國在應對SARS疫情中的三大失敗。一是科學研究的失敗,多次誤判非典的致病因素;二是政府內部危機溝通機制薄弱,導致信息混亂;三就是毫無風險溝通的經驗,政府要麼隱瞞真相,要麼不知道如何讓公眾在知道危險所在的同時保持冷靜。那麼,與當年的三大失敗做比對,這一場疫情的應對有什麼不同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失去道德感的企業與綁匪有多大區別?

哈佛教授Barry R.Bloom


十多年前我就討論過“風險”(risk)這個概念,文章收錄在《思想光譜》一書——放到現在這本書根本沒有出版的可能。跟傳統的危險不同,風險是一個現代概念。危險是實打實的東西,風險卻未必。它只是一種可能性,概率意義上未知的真實。從這個角度講,判斷一個社會是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就看它是一個有能力應對風險的體系,還是一個危險已經火燒眉毛才做出反應的機制。

《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透露,早在2018年初,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專家組就提醒,下一次大範圍的流行疾病肯定是由一種未知的、新奇的、人類從未接觸過的病原體所引發。他們把它命名為“疾病X”。

專家還預判,“疾病X很可能來自一種源於動物的病毒,並將出現在地球上某個經濟發展驅使人和野生動物緊密結合的地方。疾病X在暴發初期可能與其他疾病混淆,並迅速無聲地傳播;利用人類的旅行和貿易網絡,它將到達多個國家並挫敗遏制措施。疾病X的死亡率高於季節性流感,但傳播起來和流感一樣容易。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能撼動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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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段文字,我覺得這些專家就是先知,他們說的不就是新冠病毒嗎?遺憾的是,將近兩年裡,如此重大的信息,各國政府知曉嗎?重視嗎?

我清楚地記得,《風險溝通》(雷吉娜·朗格林等著)在我的哪一個書櫃裡。剛剛我把它找了出來,看見夾在書裡的標籤,才發現我並沒有讀完它。原因可能是因為它過於偏重技術性了,而沒有討論風險溝通的前提。


失去道德感的企業與綁匪有多大區別?


前提是什麼,很簡單,那就是真相。沒有真相,所謂風險溝通就會墮落成維穩公關。而這本書只在序言部分提到了這一點。作者寫到,在風險溝通之前首先要真實地評估風險,要坦誠地告知公眾以下最基本的信息:

l 在這場風險當中,誰會受到損害?

l 多少人會受到損害?

l 受到什麼樣的損害?

l 損害的程度有多大?

l 損害會持續多長時間?

也許本書作者以為它們是理所當然的社會常識,故而沒有詳加討論。他們哪裡知道,這些常識在中國何其稀有而珍貴。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塊土地上真相一點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學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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