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農民在推翻幕府統治過程中，功不可沒，1864年，長州藩農民踴躍報名參加

1866年，廣大農民將二百年來對幕府的怨恨化為上百次起事，與倒幕派一起，再次狠狠打擊了德川幕府，迫使幕府最終"大政奉還"，維新政府開始閃亮登場。

從封建桎梏下走出的農民，滿腔希望在明治"新時代"能夠享有自由平等，再不像幕府時期被身份等級限制，畫地為牢，受盡剝削和欺凌，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事實上，1872年，明治政府的確實行了"四民平等"政策，包括農民、城市町人在內的平民百姓似乎真的要成為國家的主人，實現當家做主的願望。

然而，農民怎麼也沒想到，剛擺脫封建枷鎖，打倒剝削他們的統治者，很快又成了被壓榨、被欺凌的對象，他們響應政府發家致富的號召，借貸開發山間田地，用以栽桑養蠶，種植水稻，孰料，還未見收益，政府便開徵各項稅收，繼而又採取貨幣緊縮政策，使得物價暴跌，債臺高築，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辛苦開墾的田地被借貸者佔為己有。

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們的衣食便沒了著落，於是自發組成"借金黨"、"困民黨"，要求債主降低或免除債務，抑或答應延期償還，然而債主們豈會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這就迫使農民舉行起義。

1884年11月，距離東京80公里遠的秩父農民揭竿而起，他們一行6000人燒燬借貸者房屋，襲擊政府部門，銷燬債務契約，將心中的不滿盡情抒發。儘管後來中央政府派來軍隊進行鎮壓，起義農民還是與政府軍鬥爭了10余天，從而有力展示了自身力量。

遺憾的是，農民經此一役，日後再也沒有揭竿而起，反而逆來順受，常年靠租種地主的土地為生，受盡了盤剝，並且時間很長，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乃至更長時間，他們都心甘情願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而地主花天酒地，驕奢淫逸，盡享榮華富貴。那麼，為什麼這種現狀不被打破呢?

20世紀20年代農民之艱難處境

長冢節是這一時期的著名小說家，1910年，他的作品《土》如實反映了農民的生存狀態，其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描述的，"貧窮的農民全心全意埋首于田裡工作，希望獲取足夠的糧食，然而取得收成後，他們卻要繳出大部分辛苦所得的糧食。事實上，只有當農作物未收割，仍然生長在泥土中時，它們才屬於農民所有。"

失去土地的農民，他們的房子何其簡陋，幾塊木板拼湊而成的房屋不僅光線差，空間也小的可憐，每當寒冬到來，刺骨的北風往往凍得他們直打哆嗦，縮成一團。

不光住的不好，吃的更是難以啟齒。小米粥就著醃製的南瓜就是他們平日的家常便飯，要是能吃上香噴噴的大米飯，外加時令蔬菜，那簡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事。

正因此，生活艱難的佃農多數時候，都要靠救助來維持生存，而這更讓他們的尊嚴盡失，地位卑賤，抬不起頭來。社會學家維斯塢在他的調查報告中寫道，"佃農在村中的道路或小徑中遇上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他都要閃到一旁讓路，……經過一天的辛勤勞動，若地主賜以飯食，他們要滿懷感恩，躲在地主廚房的一個黑暗角落裡進食。"

明治初期，政府收入有8成來自地稅的徵收，儘管後來有所減少，但也依然達到了6成，如果農民接連幾次收成甚微，那就只好質押田地來繳納地稅；要是情況沒有改觀，就將忍痛割愛，眼看著相依為命的土地被剝奪，而後淪為佃農，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

其實，農民最厚道善良，他們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盡心盡力，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年成不好，又豈是他們的錯？政府只顧徵稅，根本不管收成好壞，這就將農民逼上了絕路，最終喪失了土地，從此依靠為地主種地謀生，而地主猶如工廠的資本家，他們嗜血成性，又能有多少仁愛可言？即使有，也是"貓哭耗子假慈悲"。

20世紀20年代地主之優裕生活

截至1900年，日本人口已達4500萬，按照80%為農業人口衡量，其人數蔚為壯觀。儘管最富有的地主佔比僅為2.5%左右，但也有八九十萬之多，不容小覷。

這些地主整天優哉遊哉，根本不從事田地勞作，所有的農田全部租給佃農，自己只管到時候收租，不勞而獲。

與佃農艱辛生活比起來，地主家就是"朱門酒肉臭"，他們出入豪門，坐擁成群奴僕，宛如"土皇帝"。

有錢就是任性，地主們將剝削農民所得投到高利貸中去，從而賺得更多財富；抑或將資金投放到小型製造業，收入亦不菲。

在休閒生活上，不少地主會約上藝妓，在溫泉旅館與其共度良宵，大肆揮霍佃農的勞動成果。

有些地主會讓自己的孩子到本地中心城市抑或大城市接受中高等優質教育，以便日後高人一等，享有更多更好的社會資源。

更有甚者，一些地主直接委託代理人經營土地，自己則到城市生活，做起了股票買賣，或從事工業生產，這樣的回報率更高，他們就如作家

曾幾何時，地主也是農民，然而利用明治維新不健全的政策，搖身一變成了眾多土地所有者，他們不再從事農耕，靠著佃農租種他們的土地過活，無憂無慮，風流快活，而佃農"為五斗米而折腰"，為生存而不得不幹著繁重的農活，兩相對比，竟有天壤之別。

有了佃農這些"搖錢樹"，地主不僅衣食無憂，他們還將所得進行投資，或者到城市尋找商機，這樣他們便日益發達，成了"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資本家"的"美人魚"，而一無所有的佃農只能日復一日，機械地重複著每天的勞作，並且年年歲歲一貧如洗，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

地主與佃農兩大對立階級能夠維持的原因探析

• 地主小恩小惠，佃農感恩戴德

地主深諳"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多年前的"秩父事件"所表現出來的農民反抗最強音，想必很多地主記憶猶新，鑑於此，適當給予佃農一些關心和幫助是必要的，即便被認為"假慈悲"也得去做。

那麼，地主對佃農的"關愛"體現在哪裡呢？顯然，節日時分，送上"紅包"，表示一下心意是不可少的，這可以讓佃農感到"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每逢年成不好，收成減少，地主會"通情達理"地少收甚或免收田租，佃農會覺得地主仁厚；如果佃戶患病，無錢治療，地主會主動墊資，佃農自然感激涕零，諸如此類，自然緩和了佃農對地主的痛恨，也就難以拉下臉面，奮力反抗地主。

佃農長年累月地為地主勞動，沒有他們的付出，地主很難飛黃騰達，但地主要是不懂世故，一味地對佃農進行壓榨，就像德川家康所言"農民就應該活得不死不活"，這勢必激起廣大貧苦農民的強烈反抗，屆時地主必然受損嚴重，則何苦來哉？

而適時施以小恩小惠，作為受苦農民，他們會由衷地感到地主雖然刻薄，但不乏人情味，既然地主並非為富不仁，佃農也就得過且過，加上宿命論思想，自卑感較強，也就對抗爭提不起精神。

• 自耕農的存在起到了一定的緩衝作用

佃農與地主是當時農村的兩大主要對立階級，除此而外，還有介乎兩者之間的自耕農群體，他們為數眾多，不過也存在兩極分化。

其中經濟條件近乎地主的自耕農，他們除了自己耕種一部分田地，還將多餘部分租給佃農耕種，日子過的有滋有味。而那些接近佃農比較困難的自耕農，為謀求改善生活，往往要租種地主若干地塊。

如此一來，佃農與地主之間的對立矛盾，會受到這一階層的影響，從而縮小差距，避免發生直接對抗。

自耕農這一群體的存在，使得佃農與地主的界限比較模糊，佃農不僅租種地主土地，也有承租自耕農優裕階層的；租種地主土地的除了佃農，那些貧困的自耕農也會承租，這就中和了佃農與地主之間的矛盾關係，使得雙方難以達到激烈乃至對峙的程度，是以佃農與地主的不平等能夠維持，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存在。

結語

農民在近代日本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覷，無論是推翻幕府統治，還是明治時期資本主義工業化改造，他們的貢獻都得到了有力彰顯。

但即便如此，農民被剝削、受壓迫的地位依然沒有改變，雖然明治政府實行"士農工商"平等之策，然而這種平等對廣大農民而言何其蒼白，如果有，他們也不至於在1884年舉行大規模起義。

時間進入20世紀20年代，由明治初期形成的佃農與地主兩大主要對立階級一直延續下來，佃農靠租種地主土地維持生計，飽受壓榨和歧視，地主靠出租土地過活，盡享榮華富貴，然而兩者竟能相安無事！

原來，地主對佃農盡到了一定的照顧責任，實施了"懷柔"策略，讓佃農無法徹底與地主撕破臉，另外，數量不菲的自耕農也起到了調和作用，於是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乃至二戰前，佃農一直忍辱負重，直到1945年美軍佔領日本，才迫使當局廢除農村的不平等制度，地主僅保留家庭限度內的土地，其餘必須賣給農民，到這時，農民才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為了這一刻他們卻熬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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