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湖北是茶圣陆羽（湖北天门人）的故乡，茶叶种植、加工、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与茶叶相关的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而形成与17世纪的中俄万里茶道（汉口到圣彼得堡段），湖北省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万里茶道图
万里茶道湖北段中，咸宁、宜昌历来是湖北重要的产茶区，赤壁（属咸宁）羊楼洞是万里茶道上青砖茶和红茶的主要茶源地之一，现宜昌的五峰、宜都等地都是万里茶道中“宜红茶”的重要茶源地和核心产区，襄阳则是万里茶道水陆联运的中枢城市，武汉是万里茶道上南方茶叶最大的集散地。
老汉口码头
百年古镇—羊楼洞
羊楼洞位于鄂东南与湖南交界的地方，唐宋时期属鄂州，明清时期属武昌府蒲圻县（即今赤壁市）。这里早在汉晋时期就有种茶记载，唐代普种山茶，茶叶成为主业，到明朝已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和贸易中心,砖茶的制售更是独树一帜、堪称一绝。
羊楼洞
作为万里茶道的代表性源头，羊楼洞与武夷山，当然还有安化，没有时间先后，只有区位差异。但是，武夷山与羊楼洞的地位转换，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早期，武夷山出产的茶叶品类与数量比重相对要突出一些，名气比羊楼洞也要大一些。但这种格局在1853年之后出现逆反。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武夷山茶路中断，闽地的晋商各家进一步开辟羊楼洞和两湖交界处羊楼司茶山，羊楼洞取代武夷山成为最重要、最兴盛的万里茶路源头。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武夷山茶道受阻，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在汉口设立洋行，汉口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晋商将目光转向与汉口不远的“两湖茶”，在羊楼洞、羊楼司、聂市开店办厂。晋商在每年清明时节携带大量资金来此收购茶叶、加工，完成一年的收购、加工，待上八九个月，然后带着茶砖离开。晋商的到来，延伸了小镇影响的边界，也造就了两个小镇的百年兴盛。
羊楼洞青砖茶被称为“洞茶”，以境内三道泉水的“川”字为标牌，千百年来畅销新疆、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多次在国内外博览会上斩获大奖，驰名中外。民国初年，羊楼洞砖茶生产到达鼎盛时期，拥有至少30家砖茶厂，年产量超过30万箱，约300万斤。这些砖茶大部分由汉口销往国内外。直至近代，羊楼洞才有红茶制作，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是其外销市场。于道光四年（1824年）前后，大量广东茶商来此收制红茶。红茶外销最盛时，茶号多达百家，较出名的不止20家，如兴太、源太、百昌、隆昌、瑞昌、新商、仁和。
“宜红”产地—宜昌
地处武陵山茶区的五峰（宜昌境内）古茶道形成于明清，横贯五峰全境，东西长约130公里，现存古道路遗存(包括古桥梁)约100公里，沿线保存有古桥13座、摩崖石刻7处，碑刻26通，以及客栈、茶店、码头、关隘等遗存。19世纪开始，湖北鹤峰、宣恩、恩施、长阳和湖南石门等地的毛茶通过古茶道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渔洋关集散、精制、包装，然后通过水路转运至汉口，因而五峰古茶道也成为武陵山产茶区连接中俄蒙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峰骡马古茶道
五峰是万里茶道对外输出宜红茶的重要茶源地和加工基地。依托先天优越的自然环境，五峰境内茶园广布，被誉为“中国茶叶之乡”。五峰所产茶叶中，“宜红”最负盛名。自汉口和宜昌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宜红”出口陡增，声誉极高。
据《长乐县志》（民国版）记载：“时有羊楼洞所产红茶，简称‘湖红’，为示区别，将宜昌长乐（今五峰）等地出产红茶简称‘宜红’。”“宜红”因此而得名。“宜红”在当时颇受英商喜爱，是国内知名的红茶出口产品。
宜红古茶道
“东方茶港”—汉口
汉口处于中国茶叶产区的中心地带，且拥有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湖南茶溯湘江、沅江、澧水，陕甘茶循汉水，江西宁州茶及安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故“（汉口）街市每年值茶时，甚属盛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便是当时汉口茶港生动的写照。
汉口港运茶船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的汉口依靠便利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一跃而成为繁荣的商埠，成为“万商云集，商品争流”之地。商人中间流传着这样几句话：“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当时，天下茶船齐汇汉口港，江面停泊的茶船多时达25000只，蔚为壮观。
汉口因茶而兴，因茶而盛。1840年前后，汉口茶庄生意开始兴隆起来。徽州商人最早在汉口的汉正街泉隆巷开设汪同昌茶叶店、新街王益茂茶叶店和武场朱谦益茶叶店。随后，湖南、福建及鄂南的青茶来汉，紧接着山西、广东商人开始来汉口经营茶叶。他们的茶叶除卖给茶叶店或外地客商外，还从事长途贩运，晋商贩往西北的新疆、蒙古及中俄边境的恰克图，粤商则南下广州，将茶卖给外国客商。
“汉水之枢”—襄阳
襄阳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水陆转运中枢。有“南船北马、汉水中枢”之称的襄阳，是湖北仅次于汉口的茶路商埠。水运是最省力、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明清时期，汉水的可利用性超过黄河和长江，成为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襄阳道路四通八达、水路南北纵横，自然而然成为商贾云集、物流畅通的商品集散地。茶叶作为当时交易的重要商品，茶叶贸易促进了襄阳上百年的经济发展。
襄阳汉江码头
从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俄商从襄樊港转运的茶叶达2684214担，占俄国输入茶叶总量的15.9％，最高年份占64.7％。俄商利用襄樊港转运茶叶达数十年之久。
产业链形成—晋商
山西的地域优势让晋商注意到茶叶贸易，他们一面能够及时掌握蒙俄地区对茶叶不断增长的需求，茶叶价格飙升；另一面又了解南方地区的茶园过多，茶叶过剩，茶价低迷。于是晋商群体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到南方，资金的到来将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和资本运作一体打通。
茶具、茶路沿线的镖局和马队、茶叶盛产地区的客栈和饭庄、以及为茶商提供资金周转的票号、边贸市场的管理、茶农……这些因茶而生的行业借势蓬勃，在水陆兼具的跨国贸易中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茶叶产业链。
山陕会馆（陕晋商人共同修建）
据了解，在清代中期，汉口的18家票号里有17家是晋商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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