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是中國曆代行政區劃沿革中比較重要的轉折時期。
唐朝疆域遼闊，初期將郡改稱州，長官稱為刺史，下領縣，實行州縣兩級制。
但此時天下已經不是秦朝建國時的三十六郡的規模，唐的州在面積上比秦漢的郡小得多，州數達到了三百以上，中央政府管理非常不便，州縣兩級已不適應管理需求。
於是州縣上增加道這一監察機構，道的出現是我國疆域史上一個新的創舉，在較長時期內，唐朝採用了“道州縣”三級制，按需要設監察性的官吏協助中央監管州級行政區。
貞觀十道
唐太宗李世民根據山川的自然形勢，把全國劃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北道、河東道、隴右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嶺南道、劍南道。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進一步分成了十五個道，關內道將長安附近拆分出京兆府，河南道將洛陽附近拆分出河南府，山南道和江南道分別拆分為東西兩道，並新設黔中道。
開元十五道
隨著生產技術和商品經濟發展，唐朝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城鎮化高峰，全國十五個道雖然是監察性質行政單位，但治所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本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從而形成長安洛陽晉陽三個直轄市及十二個省會城市的佈局，而其中的揚州、益州與晉陽、洛陽、長安是當時綜合實力的五座“一線城市”。
隴右道——鄯州
《唐六典》記載，隴右道轄境“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
隴右道包含廣闊的西域和河西走廊，是唐王朝面積最大的一個道，其治所鄯州(今青海西寧)是唐王朝西北邊防重鎮，這是一座軍事意義極重的城市。
鄯州起到了抵禦高原遊牧民族政權的軍事進攻、保障內地安定生產和生活、擔負東西交通節點的重要作用。
由於地處非傳統農業區，農業不夠發達，糧食產量低，歷任鄯州軍政長官皆以此為中心進行大規模軍事屯田，從而省卻從內地運輸的困難，實現駐軍物資的自給，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業發展。
同時由於獨特地理環境，這裡又可以發展畜牧業，除出產邊戰馬外，還大量飼養牛羊，構成了農牧結合的經濟模式。
《元和志》卷39隴右道條：“鄯州，開元戶六千六百六十四”。
鄯州人口構成與內地諸州有很大不同，這裡不僅有漢族，還有吐谷渾、羌族、吐蕃等少數民族，其中開元年間漢族人口在三萬左右，是小於當地少數民族的。
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東西方文化在這裡交融，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邊塞風情，唐代大詩人來到鄯州曾寫下：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
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安史之亂後，鄯州隨河西走廊被吐蕃佔領，歷代君王都試圖收復河隴，再造帝國之榮光，然而由於內政紛亂，根本無力企及，直到歸義軍崛起才再度迴歸大唐統治。
河東道——蒲州
河東道是唐王朝龍興之地，治所蒲州城（今山西永濟）為長安附近重鎮，西衛京師，東保三晉，歷代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河東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其城郭始築於元魏，盛唐繁華無比，兩度被定為“中都”，稱名“河中府”。
在“中都”期間，它的機構編制與官員配置和中央相同，這座長安外100公里的城市曾承擔著備份首都的職能，一旦天下有變，皇帝可以隨時撤出長安兩天內到達蒲州，蒲州城裡就有一整套現成的應急領導機構。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河中府，開元戶七萬二百七，元和戶一萬九千六百。
當時蒲州城為正方形，城牆總長度達10公里，城市中高聳宏偉的鼓樓連接著4條大街。開元年間蒲州有戶七萬多，人口約四十多萬，在同等州府中，算是人口眾多的。唐代著名詩人王之渙擔任蒲州太守曾書：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蒲州承擔著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和防衛藩鎮的重要作用，安史之亂中，郭子儀提出“蒲州居兩京之間，得蒲州則兩京可圖”的戰略思想，全力攻取蒲州，進而取得光復兩京的輝煌勝利，蒲州很好的發揮了自己戰略支點的作用。
這裡也是一個胡族聚居之地，這裡酒肆眾多、尚武、興佛，唐代愛情鉅作《鶯鶯傳》就發生在蒲州，使得蒲州一度成為唐朝信男信女心中的愛情聖地，唐玄宗李隆基的寵妃楊玉環是蒲州永樂人。
河北道——魏州
河北道範圍以今河北省為主，並設有控制東北契丹、奚、靺鞨、室韋等少數民族的都督府。河北道治所魏州（今河北魏縣）是唐朝東北方向軍事重鎮，承擔東北方向軍事指揮中心職能。狄仁傑就曾在此擔任過河北道行軍大總管，相當於東北戰區司令。
《元和郡縣圖志》載：魏州，大都督府。開元戶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五。
魏州地處華北平原，農業發達，是華北地區的人口大城，開元年人口在六十萬以上，以漢族為主，並有部分契丹、靺鞨等少數民族。李白遊歷魏州時寫下《魏郡別蘇少府因北遊》：
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
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
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
描繪了魏州舟車交通繁忙，日夜奔流，青磚藍瓦的高樓夾御河兩岸而立，千家萬戶繁弦密鼓，歌聲嘹亮，一副豪貴之都的繁華景象。
唐朝為了防禦北方契丹、突厥等勁敵，在河北道駐紮有大量軍隊，唐王朝府兵制時期在魏州有十八個折衝府，為河北道之最，魏州同樣是個尚武的城市。
安史之亂後，魏博節度使坐鎮魏州對抗朝廷，成為唐王朝直至滅亡也沒能剿滅的“河朔三鎮”之一。
河南道——汴州
河南道地處中原，治所汴州（今河南開封），汴州地處中原腹地，是後來北宋的都城，這是一座因水而興的城市。
伴隨著大運河的進一步疏通和唐代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汴州的水陸交通更加便利，水路可通南北，陸路可通長安洛陽，交通樞紐的輻射作用顯現，江淮財賦的輸送全部通過通濟渠運輸，使得汴州商業貿易日益繁榮，手工業發達，還出現了夜市。
《元和志》載：汴州，雄，開元戶八萬二千一百九十，鄉一百六十一。元和戶八千二百一十八，鄉五十三。
汴州開元年間人口達40多萬，唐中後期對汴州城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築，這將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擴充，把汴河圍入城內，擴建後，城周長10公里，城門7座後又增設水門2座。
唐前期，朝廷以“關中本位政策”為指導思想構建了“內重外輕”的國家軍事佈局，全國兵力主要集中在京畿、西南和西北，汴州作為中原地區的一個普通州郡，軍事地位並不突出。
安史之亂後，汴州地區位於河朔藩鎮與唐朝廷拉鋸戰的前沿陣地，首當其衝擔負起屏蔽藩鎮、拱衛東都洛陽、轉輸江淮漕運職責。
河南府——東都洛陽
洛陽在唐朝時期是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與長安共同構成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與長安的職能又略有不同，長安更偏軍政，而洛陽更偏向經濟、文化。
受惠於大運河中心的便利條件，洛陽附近修建了興洛倉、回洛倉、含嘉倉多個大型糧倉，存糧佔全國一半以上，相比於長安，糧食到洛陽的漕運成本更低，唐朝皇帝經常帶著百官來洛陽“就食”。
唐朝鼎盛時期人口達一百萬與長安持平，居民以士農工商四類人為主，從洛陽往西域去的絲綢之路和由嶺南道過大庾嶺至揚州入運河進洛陽的商路構成了以洛陽為核心的貿易網，洛陽城有大量的從事商業活動的各國人員，酒樓和旅館林立，商業發展迅速。
洛陽城的整體類似於一個正方形，在南北二城之間，有洛河貫通，這是城池規劃中，顯示出水網城池的一個開端。
洛陽有一套和長安一樣的宮禁體系，不同的是洛陽城的皇宮是在西北角，洛陽城的佔地面積有50多平方公里，外城牆周長28公里，連接宮城正門和郭城正南門“定鼎門”的御道寬110米。
洛陽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開有城門8座，3市109坊，裡坊區在城市東北和南部，商業貿易集中在南市、西市、北市，三市皆依傍河渠，直通大運河，是國際商品的主要集散地。
武則天在洛陽城中沿中軸線興建了“七天建築”，分別對應天上的七個星座，從南到北依次為：天闕、天街、天門、天津、天樞、天宮、天堂，天堂高度據估計至少150米，這已經達到了現代摩天樓高度，象徵著無與倫比的財富和至高無上的權力，代表了唐朝建築技術的傑出成就。
而唐後期戰亂頻繁，洛陽受到嚴重破壞，再也沒能回到往日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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