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寄生蟲》成為本屆奧斯卡的大贏家，包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等獎項，這部電影從上映以來，獲獎無數，甚至有人說，《寄生蟲》其實不怎麼需要奧斯卡大獎，因為它已經滿載而歸，但是奧斯卡急需《寄生蟲》，以證明自己能夠與時俱進。即便如此，《寄生蟲》還是因為獲得奧斯卡大獎而火爆全球。雖然有不同的評價，但是這部電影獲得奧斯卡也是實至名歸。這部電影代表著韓國電影的崛起，導演奉俊昊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在這部電影的背後，其實是韓國電影整體的抬升與崛起。娛樂產業、體育產業在韓國已經成為越來越強勢的“軟權力”產業。
筆者是在《寄生蟲》獲獎之後，抱著好奇心去看了這部電影，雖然不是專業影迷，但是能夠從電影中有很多的反思，回味無窮，至少在看完之後，不會覺得浪費了時間。一部電影的成功可能來自於拍攝技術和手法的創新，也可能來自於演員的精彩演繹，但是在根本上還是取決於“講故事”的能力。近些年來韓國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影片，一些很耐看的電影，比如說《鐵雨》、《太極旗飄揚》等，這些影片其實是一種關於國家的敘事，有批判，更有反思與建構。
《寄生蟲》的成功在於講述了一個能夠為世界接受的“韓國故事”。《寄生蟲》的故事簡單地說就是兩個世界的人在一個空間的相遇，一家窮人本來住在破屋陋室之中，機緣巧合，金基宇通過朋友介紹給樸社長的女兒做家庭教師，從而進入了別墅，進入了富人的世界。令他目眩的是，這棟別墅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房子的主人樸社長應該說是富豪中的富豪了，一棟房子摺合人民幣1億元。富人的生活不可能與窮人絕緣，需要司機、保姆、廚師、家庭教師等。金基宇一家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把樸社長家中的司機、保姆都趕走了，一家四口以工作的方式進入了樸社長的別墅。當樸社長一家外出的時候，金基宇一家“霸佔”了主人的房子，在寬敞的客廳裡喝著威士忌，想象這就是自己的家。正在此時，被解僱的前任保姆(管家)雯光回來，才暴露出這棟豪宅的驚天秘密，原來它有個很大的地下室(為了防止空襲而修建的避難所)，雯光的老公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生活了4年3個月17天。雯光最終發現了金基宇一家通過欺騙而霸佔了她的職位，於是發生了矛盾和衝突。兩個窮人家庭共同競爭富人提供的崗位，而樸社長與窮人之間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斷髮酵，最終在樸社長兒子多頌的生日宴會上爆發出來，這不僅是窮人之間的相互傷害，還有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傷害。
在兩個多小時的影片中，奉俊昊將不同的線索編織到一起，構成了一個微型的社會生活的場景，有些情節看起來荒謬，比如說金基宇幻想娶到樸社長的女兒多惠，甚至設想到時候找兩個演員來扮演自己的父母。這種荒謬感的背後是，金基宇考了四次都沒有考上大學，除了欺騙之外，似乎並沒有什麼途徑來實現階層的躍升。影片中說，一個保安的職位有500個大學畢業生去競爭，這是韓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人面臨的血淋淋的現實。筆者去韓國出差的時候，開出租車的年輕人可以說很流利的英語，不知道這個年輕人是否也是大學畢業生。金基宇一家全部失業在家， 他們通過欺騙獲得了工作機會，甚至幻想可以住進富人的別墅，但是金基宇的父親(金司機)在刺殺了樸社長之後，逃進了這座別墅的地下室，回到了他原本的“家”——地下室。曾經雯光的老公為了躲債而在地下室生活了多年，金司機說這是一座凶宅。
看上去富麗堂皇的別墅，為什麼是凶宅呢?因為它是兩個世界的拼接，樸社長以及後來購買這棟別墅的外國人並不知道地下室的存在，而地下室是窮人的居所。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經說，一個豪富與赤貧組成的大廈是不穩定的。《寄生蟲》裡的別墅，不就是韓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嗎? 樸社長代表著韓國的新經濟階層，進一步說是財閥階層，以三星為代表的大財閥主宰了韓國經濟命脈，就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到了各個產業。財閥經濟之下，小生產者或者創業者的空間逼仄，雯光的老公創業失敗，欠了一屁股債，為了躲避追殺而到了地下。金基宇一家全部失業在家，如果不是金基宇同學的慷慨，介紹做家庭教師的機會，他們只能在自己的破房子裡折披薩盒。影片中，樸社長一直對金司機的味道頗為敏感，樸夫人也是如此，差點兒在車裡嘔吐，夫妻討論了金司機身上到底是什麼味道，最後的結論是“乘地鐵的人都有這樣的味道”，其實這何嘗不是“窮人”的味道。韓國早已是經合組織國家，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但是影片呈現的是在急劇競爭之下的失敗者的貧民窟。雯光的老公對於地下室的生活還是很滿足的，每天都在感謝樸社長，直到死之前他還是感謝了樸社長，因為樸社長就是他的“宿主”。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加速的時代，技術在迭代，每個創業公司成功的背後都有一大批失敗者，韓國的財閥政治經濟結構根深蒂固，幾任總統都提出了經濟民主化的口號，支持中小企業，但是幾乎沒有什麼進展，反而，總統被財閥“俘獲”。 在競爭邏輯之下，很多跟不上節奏的人就成為社會的失敗者，由此導致社會關係被扭曲，我們知道職場還算是比較平等(至少是理論意義上)的僱傭關係，但是家庭服務屬於非正式就業，其實是主僕關係的呈現，樸社長一家可以換掉自己的司機、保姆、廚師和家庭教師，可以說這種關係何嘗不是一種寄生關係?樸社長是最大的宿主，他漂亮的妻子其實也是“寄生蟲”，不會做家務，做飯難吃，依靠樸社長的“愛”可以做全職太太。在這棟別墅之內，樸社長一家為窮人們提供了寄生的機會，但是反過來，他們一家的吃喝拉撒也要靠窮人照顧。在窮人看來，這些富人比較天真和善良，因為他們沒有窮過，所以不知道窮人生存的艱難，為了生存，善良只是第二位的。走出別墅，樸社長也是“寄生蟲”，寄生在國家的機體中，韓國財閥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補貼或者特殊優惠是分不開的。
《寄生蟲》背後是急劇變遷的韓國社會關係的扭曲，寄生關係是一種非正式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社會關係。全球化敘事之下，貧富分化、階層對立、窮人的無望和艱辛被遺忘掉或者過濾掉了。而在過去兩三年中，抗議活動此起彼伏，這可能也是《寄生蟲》受到追捧，獲得大獎的重要原因吧。
《寄生蟲》講的是韓國的故事，但是具有普遍性，在印尼雅加達，有上百萬人住在地下室、橋洞下，這是個被遺忘的世界。《寄生蟲》是關於韓國社會的批判，提供了一種韓國的“敘事”，如同巴西電影《中央車站》、《上帝之城》一樣。這些影片也是一個國家對於自身的深度的批判與反思，擊中了時代的痛點，從而變成了世界性的“敘事”。《寄生蟲》也是一種國家的隱喻，從故事情節來說，講述了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與對撞，但是從影片的場景中我們也能看到韓國國家敘事中的“特性”。韓國學者將朝鮮半島視為“分斷體制”，韓國處於東北亞和世界的“雙重邊緣”，韓國現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依然沒有確立起明確的國家身份。寄生蟲，不僅是影片中的人，還可能被視為韓國這個國家，別墅的主人從南宮賢子到了樸社長，後來賣給一個德國人，這似乎也是近代以來韓國跌宕起伏的歷史境遇。別墅的地下室主要是為了應對來自北方的空襲，而雯光對來自北方的政治笑話逼真的講述，也代表著這種威脅已經成了社會的潛意識。寄生蟲，居無定所、脆弱且有害的依賴關係，比如說美韓關係。在電影《流感》中，影片最後簡單粗暴地觸碰到了美韓之間的“寄生”關係。
作者為吉林大學國際關係所副所長
(校對：張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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