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的今天讀《鼠疫》，
自有其非凡的現實意義。
誠然“鼠疫”在加繆的筆下影射的是法西斯主義，
但由於其隱晦的如此之深，
為其所代表的意義，
預留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以至於足以容納眼前的現實。/<code>
奧蘭，一座居住著幾十萬百姓的城市，本來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卻突然因為鬧起的鼠疫，全城封閉，歷時幾個月的時間裡，個人的命運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集體的歷史。
《鼠疫》裡設定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而事實上，那個時間那個地點並沒有發生鼠疫，所以加繆描寫的是一場虛構的鼠疫。一般認為，這是一部寓言性小說、哲理小說、象徵小說，鼠疫控制下的奧蘭是喻指法西斯佔領下的法國。
用另一種囚禁狀況表現某種囚禁狀況，猶如用某種不存在的事物表現任何真實存在的事物，都同樣合情合理。
——丹尼爾·笛福
作者在文中一再強調這是一本採用“歷史學家的筆法”的“這部紀實體小說”，力求充分表達自己在描述整個事件時公允的態度沒有夾雜一絲一毫的情感，為《鼠疫》所代表的意義，預留了巨大的空間，以至於甚至足以容納眼前新冠的現實。
故事開始之前，請讓我們一起先來了解一下阿爾貝·加繆和他的存在主義哲學。
阿爾貝·加繆
“我是窮人”，“我過去是，現在仍是無產者”，這是加繆社會生活狀況最主要的一個基點。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是法國聲名卓著的“存在主義”文學大師，“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
他的父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應徵入伍，於1914年身負重傷去世。這時的加繆還不滿一歲，母親帶著加繆和他哥哥到了自己阿爾及利亞的孃家，以幫傭為生，勉強維持自己與兩個孩子的生活，可以說，加繆從小就嚐盡了生活的艱辛。
加繆不是純思辨型的哲學家，他完全是以自身的經歷、以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與人的行為，推導出時代的哲學命題的、帶有哲學思想的小說家。
換而言之，在加繆筆下的哲學不是理論學術，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一個個具體的故事情節，是小說中對人本身的關注和思考使得加繆的小說成為形象的哲學。
阿爾貝·加繆
1957年，44歲的加繆成為法國20世紀最為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為為數不多的在青壯年時期就達到文學成就巔峰的偉大作家。
1960年1月4日，在法國桑斯城附近的維爾布勒萬，年僅47歲的加繆遇車禍不幸身亡，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壇巨星和突如其來的命運安排，甚至連他的死都充滿了對荒誕現實的諷刺。
薩特作為加繆曾經的朋友，後來的論敵，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了令人感動的悼詞，這樣評論加繆：
“他在本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的時代，再次重申反對摒棄道德的馬基雅維裡主義，反對趨炎附勢的現實主義，證實道德的存在。”
什麼是存在主義？
說到加繆，我們總是看見他與“存在主義哲學”緊緊的綁在一起。
雖然他曾反對這一標籤，但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仍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那麼到底什麼是存在主義呢？
在戰後的法國，由於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加繆和梅洛·龐蒂等人的生動活潑的文學語言，存在主義變成了一種“時髦”。
在巴黎的街道上，到處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穿著奇裝異服和裝扮古怪髮型的男女，他們都自稱是“存在主義者”，甚至連妓女也聲稱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因為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打扮，顯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自己‘活出’自己獨特的存在”, “我有一個不可取代的個性”等等。
用我國學者熊偉先生的話說，
存在主義既是晦澀難懂，又是簡單明瞭，因為它所宣稱的，無非就是想要宣示“自己的自由是屬於自己，是由自己的選擇所決定的”。
荒誕則是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被認為是人與世界之間關係的紐帶“上帝”的消失，使人的精神支柱喪失了，少了宗教信仰，面對生活的本來面目，人就產生了荒謬感。甚至有人認為，存在主義萌芽出現在科學開始取代信仰，用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話來說，便是“掙脫自然之魅惑”之時。
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加繆把人與世界的關係理解為“荒謬”。
在他看來，
世界是一種非理性的、不可認識和理解的存在，但人卻總想運用自己的理性去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本質，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就構成了矛盾，產生了荒謬。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世界符合了人所有的理想和願望，使人感到合理和親切，加繆所思考的荒誕就不存在了，而這恐怕永遠不會成為現實。
《鼠疫》中的存在主義思想
在《鼠疫》中，加繆將現實世界的荒誕感升級，突然肆虐的鼠疫無情的剝奪了人生的權利，沒有原因、沒有解釋，甚至不容人思考，文中不止有一處將這種荒誕感展現的淋漓盡致，
節選其中一段如下：
“這種估計毫無意義，大夫，這一點您跟我同樣清楚。一百年前，一場鼠疫大流行，奪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體居民的性命，唯獨一人得以倖免，恰恰是一直忠於職守的那個洗屍體的人。”
避之不及的人無法逃脫鼠疫的魔掌，唯一活下來的是一個洗屍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加荒誕嗎？然而，這卻是現實。
那麼，既然荒誕是人存在的一種必然的狀態，那麼“面對荒誕，人該如何選擇”，這一在《鼠疫》中貫穿始終的終極命題則將加繆的哲學思想推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堅持奮鬥，努力抗爭 ——《鼠疫》中普通人的反抗精神
整座城市因鼠疫被封鎖起來，奧蘭成為了加繆設置的極端社會實驗室，在這樣極端的條件下不同的人會有怎麼樣不同的選擇？
這是一場關於人性的社會實驗。
正如書的開篇所說，
要了解一座城市，簡便的辦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勞動、如何愛，以及如何死亡。
尤其是當瘟疫來臨，這樣極端的環境加速了個體的選擇，有人從恐慌到瘋狂、及時行樂，一改往常壓抑的情緒，放縱自己尋歡作樂；有人投機取巧，趁機哄抬物價；有人心懷希望，企圖從牢籠似的城市中逃脫；有人心懷僥倖自我安慰、自我催眠，認為現實遠沒有到達那種境地。
奧蘭城裡的人生百態，每個個體在此刻不同的選擇，被作者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幸而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中有充滿正義感的醫生裡厄、有充滿仁愛之心的城市短暫居客塔魯、有普普通通的政府職員格朗、有原本心懷私心卻被正義感化的記者朗貝爾……他們堅持奮鬥、努力抗爭，不輕易向命運和死亡妥協。
然而這部小說卻不存在約定俗成的英雄頌歌，沒有拯天救地的英雄，包括表現突出的裡厄大夫和塔魯等，無不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分子，所有人都被迫眼睜睜看著鼠疫殘酷的剝奪了一個又一個生命，有好人、有壞人、有老人、也有孩子。
正如人們不知鼠疫為何會來，鼠疫又悄無聲息的走了，自始至終，這都是一群普通人跟鼠疫之間的戰役。
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
說到底，《鼠疫》通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面對殘酷的現實，奮起反抗而不是束手就擒。
故事以鼠疫最後的掙扎是將塔魯一併帶走而告終，他大概是除了裡厄醫生外另一個唯一和英雄沾邊的反抗者，人類的奮鬥作為與徒勞無功這一後果之間的斷裂，這就是加繆所論述的荒誕。
正如加繆自己所言，
“荒誕產生於人類呼喚和世界無理性沉默之間的對峙。”
後記
《鼠疫》中客觀世界的荒謬和人物的反抗，形成極具衝突化的藝術表現，將加繆在《鼠疫》中關於人的思考、道德的拷問擲地有聲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
如果將加繆的思想具體分為荒謬期、反抗期和自由期，那麼《鼠疫》無疑屬於反抗期的經典代表作。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加繆的哲學思想，那麼最好的詮釋莫過於他的那一句名言：
“誕生到一個荒謬世界上來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今天也要加油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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