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教師的生命，是從他被人說“不配做教師”時開始枯萎的。
2020年 春
今年的春節，我回了老家。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我所在的這個邊陲小鎮也變得人人自危，口罩成了稀罕物，我連跑了5個藥店愣是一隻都沒找著。一天晚上母親接了個電話，突然神色飛揚起來，“真的啊？你那裡有口罩啊，我讓小菲去拿，明天就去。”
掛掉電話，母親開始忙碌起來。糖果餅乾，家裡曬的魚乾臘肉，樹上剛摘下來的新鮮橙子，裝了滿滿一大袋。她嘴裡還不斷嘟囔著，“吃的用的，估計他都缺。他這人犟，從不肯開口求人，這種時候了想到的還是幫我們，唉……”
話裡話外，我已經猜出了剛和母親通電話的人是誰。
“嚴老師……還是住在田邊那小屋嗎？”我詫異地問。
“是啊，就沒怎麼出來過，宅裡邊十幾二十年了。”母親說，“去年他兒子在城裡買了房，大家都勸他去住，他偏不肯。”
“他現在還是不願跟人多說話嗎？”距離我上次回老家已經三年，我很久沒見過他。
“不說。”母親說，“那件事對他來說，大概就是一個過不去的坎兒了，這輩子啊，也就這樣了。”
田埂邊的小屋子
第二天一早，我拿上母親準備的年貨，再拎上家裡的一瓶酒，繞過村邊的田埂，到達嚴老師住的小屋。
這屋子是嚴老師自建的，從外表看就十分簡陋。房子的旁邊是一個“廚房”——其實只是一個用石頭搭起來的簡易灶臺，為了避雨，再搭了個塑料棚架子。屋子裡的擺設也很少，一張床一張桌一張椅，唯一的娛樂設備就是一臺電視。
見到我來，嚴老師並沒有太驚訝的表情，轉身從櫃子裡翻出一小包口罩遞給我，然後再無話語，只直愣愣看著我，好像在問我為什麼還不走似的。
我有點尷尬，沒話找話，“嚴老……嚴叔你不需要口罩嗎？這些全部給我們？”我記起嚴老師不喜歡別人再叫他老師，及時改了口。
“我一個人，要什麼口罩。”
見到我手裡提的東西，嚴老師似乎想起要給我點回禮，於是從門後處操起一把鐮刀，徑直走到屋前的那片菜地，“刷刷”地割起菜來。
我在他身後，仔細看著他。
他的頭髮已經很白了，鬍子茬亂糟糟的，好像已經很久沒打理過。他的臉和皮膚都已經變得黝黑，幹起農活來又快又狠，和我周圍的莊稼人沒有哪裡不一樣。
總之，我沒法把眼前這張臉和“教師”這個身份聯繫起來。
把拿來的年貨放好，我給嚴老師滿上一杯酒。他見到酒，難得地咧開嘴笑了一下，“好多年沒喝這玩意兒了。上次去趕集，應該是半年前了吧，買過一壺。”
“嚴叔，你有沒想過換個環境？其實事情過去好多年了。”趁著他心情好，我小心翼翼地提起。
“過不去的，在我這。”嚴叔抿了一口酒，用手重重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再不敢多說。
1999年冬
關於嚴老師的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他寫得一手好字。以前每年春節，他都會在鎮上的集市擺攤賣春聯。
那時候鎮上少有人懂書法，父母把嚴老師的春聯買回來是越看越喜歡，沒過幾天就拎著兩袋水果到嚴老師家裡去，讓他收我和哥哥為徒。
嚴老師推脫了好久，大概是看我和哥哥還算乖巧，勉為其難地遂了我父母的意。從那時起，每天晚上一放學我和哥哥就往嚴老師那裡跑。嚴老師的正職是我們小學裡的語文老師，教我們書法的同時還順帶輔導了功課，沒多久，我和哥哥的成績穩步上升，父親母親都開心得不行，對嚴老師自然也是心存感恩。
我們與嚴老師一家的關係越來越親密，逢年過節禮尚往來必不可少，嚴老師家的櫥櫃裡常年備著我和哥哥的兩雙碗筷，師母常常和他打趣說：“哪有人輔導學生跟養孩子似的？”嚴老師只笑不語，日復一日地教我們讀書寫字，從無半點懈怠與厭煩。
1999年的冬天，發生了一件事。
開始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只記得有天晚上父親母親吃完晚飯後一直在悄悄說著什麼，眉頭一直皺著，似乎在為一件很麻煩的事情焦灼。第二天一早，母親對我和哥哥說：“今天開始，你們就別去嚴老師那裡學寫字了。”
“為什麼啊？”我們問。
“嚴老師家裡出了事，我們不能去打擾他的。”母親說。
以前鄰居家老奶奶去世，母親也這麼囑咐過我們，人家家裡遇上了傷心事。我點頭，只盼著時間快點過去，我能再去嚴老師那裡讀書寫字。
沒過幾天，事情就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母親不想讓我知道，可她怎麼堵得住這鎮上每一個人的口呢？
我聽人說，嚴老師被班裡一個女生舉報了，說嚴老師“非禮”了她。
時間是帶不走所有的
鎮上有人看似關心，實則不懷好意地問過我：“小菲，你去那姓嚴的家裡學習，他有沒有對你不禮貌過啊？”
我總是惡狠狠地瞪回去，“沒有，沒有，沒有！”
我偷偷去嚴老師家裡看過他，他家的大門緊閉著，我是從後門進去的。師母的眼淚早就流乾了，她抱著我說，“小菲，你嚴老師沒有做那樣的事，那女生不做作業，他把她留堂在辦公室裡完成作業而已啊。沒有人信，沒有人信吶！”
人們不會相信一個小學女生會說謊。
一個男教師，一個女學生，一個小井這麼大的小鎮，哪怕只是流言蜚語，也會要了一個人的命。
嚴老師被免了職。事實上就算不被免職，他也不會再踏上講臺了。一個教師的生命，是從他被人說“不配做教師”時開始枯萎的。
開始的兩年，嚴老師還偶爾出下門。後來，師母禁不住出門就被指指點點，就和孩子搬到了縣城。嚴老師摘下眼鏡，脫下白襯衫，接受了自己不再是教師的事實。一旦有人叫他“嚴老師”，他就大吼大叫，“我不是老師，別叫我老師！”
有人說，他瘋了。
嚴老師自己建了一個小屋子在村邊上，妻子孩子每年回來看他兩次，其餘時候，他都一個人宅在這個方寸小屋，不問世事，自給自足。
當年的女生如今早已長大成人。問及那年的事情時，她笑著說，
“那時候的事哪記得那麼清楚啊？我就記得他給我留堂還用戒尺打我手心，疼死我了。”
再兇猛的，我不也見過了
假期結束，我離家去廣州那天，嚴老師在村口攔下了我的車。
“自己曬的花生，那天忘給你了。”嚴老師微微笑著，把一麻袋花生放進我的車後箱。又變戲法似的拿出5只口罩遞給我，“村委會那天來了人又給派發了幾個，我用不著，你拿去。”
“嚴老師，還是你留著吧，這病毒兇猛著呢。”我說。
嚴老師淡然地拒絕了，“再兇猛的，我不也見過了麼。”
我不知道再說些什麼，只好叮囑他注意身體，明年我還回來看他。
村口人來人往，見嚴老師出現在這裡，免不了投來詫異的眼光。他便伸手扯了扯帽子低下自己的頭，“好幾年了，一直沒找著機會。當年，也只有小菲你為我說點話，嚴叔謝謝你啊。”
我霎時紅了眼眶，“嚴叔，我一直都信你的。你聽我一句勸，去城裡一家團聚，你這樣太孤單了。”
他搖頭，連連擺手催我上車，
“二十年了，我在哪裡都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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