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仕善
耿介清廉的嚴立三
嚴重(1892—1944)，字立三，湖北省麻城市南正街人。1918年卒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與蔣介石同為軍事教育家靳雲鵬的學生。歷任粵軍第四軍第一師營長、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訓練部主任、北伐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兼蘇州警備司令。寧漢分裂，蔣介石迫其下野，隱居杭州法相寺。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嚴立三在各方面推重下，出任中央軍委軍政廳長，不久辭職，隱居廬山太乙村近10年。蘆溝橋事變後再度出山，任湖北省代主席。1940年6月，嚴立三堅辭本兼各職，璧還薪金，耕讀於宣恩縣長潭河畔。1944年病逝於恩施。1945年由湖北省主席萬耀煌主持遷葬於武昌九峰山公墓。1976年後，湖北省人民政府重修了嚴立三的墳墓。
嚴立三曲折的政治生涯，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蔣介石政權的腐朽性。
蔣介石說：“看來，嚴立三在學生中的威望，比我當校長的還高。”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著手籌備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廖仲愷為黨代表，蔣介石為校長，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為訓練部副主任(負實際責任)，嚴重為學生總隊長。第一期學生5月間入學。
此前，嚴重與保定軍校同窗摯友鄧演達，分別任粵軍第一師營長及團長。國民黨元老李濟深時任第四軍軍長兼該師師長。陳誠則在嚴重手下當連長。
黃埔軍校招生消息一傳開，全國各地愛國青年，突破軍閥層層封鎖，來到廣州投考。由於建校伊始，人力財力有限，僅將300多名正取生編為三個學生隊，而100餘名備取生(其中有俞濟時、胡宗南等人)不能入學。備取生人地生疏，生活無著，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雖多次要求學校當局收編，始終未獲解決。正取生同情他們，願將每日三餐膳食改為兩餐，勻一頓給他們吃。
嚴重、鄧演達對此十分感動，認為這些青年滿腔熱血，實為革命之寶；理應倍加愛護，於是親率正取生、備取生代表，晉謁孫中山大元帥呈訴。孫中山對同學們這種團結友愛、獻身革命的精神極為嘉許，當即表示：命要革，飯也要吃，學生膳食一日三餐不能減；經費不足，緊縮大元帥府的開支予以解決；嚴重返校後，即將備取生收編為學生四隊，並遴選最優秀的教官擔任教習。同學們無不感奮，歡聲雷動，“孫中山先生萬歲”的口號聲震黃埔。
以後的實踐證明，這批學生中的許多人成了國民革命的中堅和優秀將領，他們都非常感佩嚴重老師惜才愛才，目光遠大，為培養革命力量立下了功勞。
國民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到三、四期學生入學時，學生總數已逾4000人。孫中山先生任命嚴重任訓練部主任兼學生總隊長。總隊長要管學生，訓練部要抓軍事訓練，工作繁重可想而知。嚴重治軍嚴，治學亦嚴，並不因身兼二職而稍事鬆懈，每日三操兩講，非特殊情況，必親自督導。當時的教學重點是野外演習，多在黃埔升旗山一帶實練，嚴重隨隊步行，從不騎馬，寒暑堅持如一。他常對學生說：“學以致用，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戰場上，指揮官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僅關係士兵及個人的安危，更關係到戰局的成敗。故必須認真學好本領，方能克敵制勝。”
每次演習或行軍，嚴重和學生一樣，身背步槍，全副武裝。一天，驕陽似火，大家汗流浹背，宋瑞珂(後任國民黨軍中將軍長)為體弱同學歐陽震背步槍，嚴重當即表揚說：“忠勇為愛國之本，助人為快活之本。”這兩句話後來被《軍人訓讀》所採用。
嚴重講授步兵操典，集合總隊於大操場，不用翻書，就能指出某頁某行的具體內容。大家在嚴師的薰陶下，刻苦自勵，雖然訓練期僅為半年，卻受益良多，在以後的東征、北伐諸役中，都能經受複雜形勢及戰火的考驗。
當時，黃埔軍校生活比較艱苦，學生住的是竹棚，睡的是竹搭統鋪，用的是竹桌竹椅，一應什物幾乎全是竹製品。校舍、設備雖然簡陋，但對學生內務，嚴重要求整齊劃一，井然有序，決不容許雜亂無章。晚上，他常親自巡視，特別是氣候突變或風雨交加之夜，必率少數隨員，遍查竹棚是否安全，帶領大家防雨補漏。那時學生只有一條軍毯禦寒，他在巡夜時，必輕手輕腳替那些睡覺亂蹬的學生蓋嚴，攏好蚊帳。同學們無不感動，說總隊長威如嚴父，愛如慈母，私下裡暱稱他為“嚴婆婆”。
當時黃埔學生膳食粗劣，嚴重為此經常下廚房誘導炊事人員開動腦筋，將芋頭、蘿蔔、白菜和瓜類菜蔬，或絲或片，或炒或湯，多做花樣，並採用中餐西吃，人手一份，講究衛生。他個人則極少在教師伙房用餐，常輪流到各隊和學生一起就食，找學生談心，瞭解思想情況學習要求，作為改進教學之依據。先後來校的數千學生，他多能直呼其名。
嚴重律己甚嚴，生活非常艱苦，內穿的汗衫補了又補，家庭生活極為節儉。但對有困難的學生，他總是慷慨相助。這裡僅舉一例：湖北英山籍一位姓肖的學生，家住農村，那年大旱，父母年老多病，一家數口告貸無門。肖收到信後，邊看邊流淚，被嚴重發覺，詢明情況，要他安心學習。隨後，嚴重匯銀洋20元給上海友人傅慧初，託傅轉寄肖家度荒。兩個月後，肖接家信，知上海傅先生解囊相助事，肖去信上海表示感謝。傅回信說明原委，肖才得知寄錢者是嚴總隊長。
廣州5至8月，天氣炎熱。校本部為了照顧教官，向島上海關租了一棟花園洋樓作為教官宿舍。每天晚飯後，教官們沐浴更衣，群集花園納涼，喝冷飲。嚴重自願放棄這種優裕條件，住進一間空氣、陽光都很差的勤雜人員住過的小屋裡，一榻一桌一椅一盆架而已。每天，嚴重下晚自習最遲，等他去大浴池洗澡時，水已經很髒了，但他從不以為意。
嚴重深惡軍閥作風，他在軍中就已嚴禁打罵士兵；入黃埔後，若發現教官體罰學生，必予教育制止。他十分注意自己的軍容風紀，全校學生在大課堂上大課，教官居中間，學生在兩側，在校長陪同主講人入場前，學生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教官們寬衣解帶，談笑風生，旁若無人。惟有嚴重正襟危坐，端莊肅穆，卓爾不群。
嚴重胞弟嚴政，遵從兄長意願為國效力，考入黃埔二期工兵科。嚴重特意叮囑他，不得在同學間宣揚我是你的胞兄，更不允許搞任何特殊，必須自尊自立。還說：“革命不是升官發財，不是享福，而是拯民於水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樹立為民族事業而奮鬥終生的大志。”數十年來，嚴政一直牢記兄長叮囑，奉其為座右銘。
嚴重對在軍校的同事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等共產黨人，相處十分友善融洽，也十分尊重。他常對嚴政說：“共產黨人的革命情操，可為人師，你我兄弟應好好向他們學習。”嚴重信仰三民主義，贊成國共合作，他認為正是由於國共合作，才使革命出現新局面。當時黃埔國共兩黨黨員之間，鬥爭雖然很尖銳，但並未表面化。嚴重對兩黨黨員同等對待，對德才兼備者，一概加以重用或向上推薦。
由於嚴重篤信力行，嚴於律已，節亮風高，深得全體師生敬佩。一次，孫中山先生擬召集商討大局的黨務會議，分配給黃埔軍校幾個代表名額，由師生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結果嚴重得票最多。蔣介石感慨地說:“看來，嚴立三在學生中的威望，比我當校長的還高。”
蔣介石拿出“嚴鄧合流倒蔣”的密電，假惺惺對嚴重說：“我自然不信羅！”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此前，蔣介石已調嚴重任總司令部新兵訓練處長，招募新兵編成兩個補充師，後改名為二十一師和二十二師，嚴重兼任二十一師師長，還自兼黨代表。國民黨軍的重要將領如陳誠、黃維、袁守謙、宋希濂等，當時都是二十一師的初、中級指揮官。其中郭劍鳴、孫樹成、宋希濂、趙敬統、劉光臨等，當時都是中共黨員。
嚴重在二十一師提出“官長士兵化、士兵民眾化、民眾革命化”，以及“用人公開、經濟公開、意見公開”等口號，極大提高了該部革命素質。雖然二十一師步槍是俄式的，機槍極少，沒有山炮迫擊炮，連、排長一律背馬槍，只有營以上幹部才有一支自來得手槍，裝備很差，但二十一師紀律嚴明，嚴禁賭博，不準拉夫，不準擾民。從廣州出師北伐，經江西、浙江入江蘇，一路秋毫無犯，沿途開軍民聯歡會，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進杭州時，天降大雨，從閘口到南星橋、鳳山門，市民冒雨夾道歡迎。進蘇州時已夜半，閶門外大街市民齊聚，歡聲雷動。
當時孫傳芳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其時，江西軍閥鄧玉琢被北伐軍打垮，福建軍閥周蔭人也被北閥軍趕跑，殘部退守浙東。於是，孫傳芳調集兵力，重點扼守蘇浙兩省，其兵力數量、裝備及地理形勢均處優勢，且以逸待勞，自認固若金湯。北伐軍東路總指揮白崇禧，認為二十一師是新建之師，缺乏戰鬥力，難以當此重任，遂以薛嶽師為前鋒，直下浙江桐廬、江蘇蘇州，與孫傳芳之主力白雲山所部數師展開激戰。誰料薛嶽師屢戰不勝，傷亡慘重，直到形成拉鋸戰時，才在嚴重的一再要求下，讓二十一師投入戰鬥。
嚴重部署兵力，展開攻擊，身先士卒，親臨前沿陣地指揮，哪裡戰鬥最激烈他就出現在哪裡。中下級指揮官都是黃埔學生，在校時對這位嚴師十分敬佩；現見老師指揮若定，一往無前，皆率所屬衝鋒陷陣。士兵們更是人人感奮，個個爭先，一時殺聲震天，兩天內就將數倍於東路軍之敵殲滅擊潰，驅其殘部向津浦方向潰逃。這一仗，打出了黃埔威風，寫下了以少勝多、以弱制強的光輝戰例。
戰鬥結束後，“小諸葛”白崇禧感慨萬千說：“嚴立三不但是一位少見的軍事教育家，也是一位罕見的卓越將帥。”
不久，白崇禧向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報捷，稱讚二十一師無論是戰績還是風紀，都是北伐軍中模範師。蔣介石隨即通令各部，要求以二十一師為榜樣，尤其要學習該師的經理制度。
二十一師之所謂“經理制度”，就是經濟公開。該師組建伊始；嚴重就命令師、團、連部設立經濟委員會，規定必須遴選下級軍官及士兵參與其事，定期審核結清帳目，公佈收支情況，務使全體官兵知道本單位經費之來龍去脈。這一維護士兵及下級軍官利益的措施，自然深得人心，激勵軍人在戰場上奮勇爭先。此外，嚴重還將師長的特別經費撥交政治部，作為宣傳之用。
一時間，北伐軍學習二十一師“經理制度”蔚然成風，各軍各師紛紛派員來二十一師索要“經濟法規”。嚴重笑對來人說：“我們哪裡有什麼‘經濟法規’啊！無非二十一師各級幹部不貪財，不愛錢，公款公用，經濟公開罷了。”來人聽了無不折服。
1927年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同時密令“厲行清黨”，將屠刀舉向在北伐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其時，武漢方面正處於革命高潮中，汪精衛還未徹底暴露反革命面目。國民黨左派、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正秘密醞釀倒蔣，寧漢分裂已見端倪。4月，二十一師由蘇州開赴南京，駐在金陵大學鼓樓附近。由於嚴重一貫主張國共合作，不少共產黨員得到他的重用，故“二十一師掩護共產黨”之論甚囂塵上；加上嚴、鄧關係密切，蔣介石對身邊的二十一師極不放心，於是便從該師暗中物色能夠取代嚴職的青年軍官。蔣介石知道陳誠是浙江人，有指揮才幹，已因戰功擢升為團長，便著人私下向其示意。陳誠對蔣介石的示意心領神會。從此以後，陳誠表面上對嚴重畢恭畢敬，實則圖謀取而代之。
恰在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鄧演達致電嚴重，詢問對國民革命之態度。嚴重複電稱：革命尚未成功，國共兩黨應團結一致，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二是我黨發動“南昌起義”，蔣令嚴率部進軍南昌，嚴重因礙於和葉挺、董必武等人的舊誼，遲遲不前。加上黃埔時期選代表，嚴重得票最多，勾起了蔣介石的猜忌，遂決心削去嚴重的兵權。
一日，蔣介石單獨召見嚴重，對遲遲不向南昌進軍頗有責難；又問鄧演達有無電報來。一貫待人以誠的嚴重如實以告。蔣介石聽後，陰笑著出示一封“嚴鄧合流倒蔣”的密告電文。嚴看後十分氣憤，據實予以駁斥。蔣介石假惺惺地說：“我自然不信羅，否則就不會拿出來讓你看。”
嚴重與蔣介石相處多年，深知蔣介石猜忌多疑，排除異己不擇手段；反正自己無心戀棧，樂得趁機下臺。於是對未能及時進軍南昌，作了“胃病發作”的解釋。蔣介石繼之問嚴重胃病到何種程度，嚴謊稱“已成痼疾”。蔣介石又向嚴重瞭解軍中情況，詢問何人堪代軍務；又問陳誠才幹如何。嚴重便趁機告退，並保薦陳誠代己以窺蔣意。此議正中蔣介石的下懷，當下假意挽留，又說將請嚴重另任要職，被嚴重婉詞拒絕。
嚴重至此始知自己被部下出賣。回想每次對部下訓話，陳誠始終立正恭聽，毫無倦容。自己會被出賣，只好怨自己無識人之明。嚴重告辭出門時，有兩位黃埔一期學生、現任蔣的侍從尾隨其後，密告嚴重說：老師切不可北去，免遭猜忌；不如暫時隱息修行，以明心跡，免遭意外。嚴重方才省悟到處境危險，當即搬到韭菜園其保定同學房某家中居住。
隨後，嚴重辦理移交。據當時師部經理處長袁守謙(後任臺灣“國防部”上將部長)撰文追憶：“先生既對經費公開如此重視，故其師長任內之移交，實做到絲毫不差……移交任務，由我負責。這筆移交帳目數字，至今還保留著。除撥出作為建築陣亡將士公墓之經費外，計有現金銀洋四萬六千元，中央大洋券三萬六千元，三省通用券四萬元，國庫券五萬七千六百元，全部移交後任接收了。”嚴重一生公私分明，廉潔耿介，此事可算一例。
翌日，宋瑞珂、鄭維四、袁守謙等部屬，來到韭菜園看望嚴重，對蔣介石多有不滿之意，嚴重沉吟不語，只是吩咐袁守謙去花牌樓楊公井附近的裁縫店縫製便服，代替軍裝。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嚴重在各方面的推重下，於同年10月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軍政廳長。11月，其父嚴宜煥病逝，嚴重辭職攜眷回湖北麻城奔喪。翌年4月，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知本，邀請湖北名流回鄂襄政，以嚴重為民政廳長，張難先為財政廳長，石瑛為建設廳長。嚴、張、石“三傑”，以軍政分治為條件，李宗仁表示同意。“三傑”上任，努力建立廉能政府，推行“訓政”，以為實現“憲政”之先聲。但事與願違，嚴重所推行之地方自治、二五減租諸項工作，阻力重重，軍閥繼續幹政，嚴重憤而辭職，聲明從此入山，不問政治，開始了將近10年的隱居生活。
廬山山南太乙峰，10數戶農家自成村落，名太乙村，嚴重友人熊君住在這裡。嚴重訪友時，喜歡此地與山北囂境隔絕，於是託熊君代為經營，築室比鄰。1929年9月，嚴室落成，隨即遷入，取無逸、勞苦之意，給其室題名“劬園”。嚴重自己種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導山泉入廚房，自己做飯，堅持自食其力。同時杜門謝客，有空便讀書，除史學外，多以哲理著作為多，自古籍及近人著述譯著無不探究。據嚴日記載，每年讀書20部至50部不等，書籍多託友人自城市郵寄。
嚴重讀書之外，還從事學術著作。他好學深思，對祖國文化遺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著有《大學辨宗》一書。蔣介石曾派人索去數冊。董必武帶口信要書，嚴重託人贈送一冊，此即後文之“遺我一本書”之由來。社會上知道嚴重為名流者多，知其為學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錢穆、熊十力、馬一孚等少數學人，知道嚴重在學術上的造詣。抗戰時期，梁漱溟每有轉移，必將《大學辨宗》藏於行李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抄去。梁漱溟曾撰文說，他對嚴立三的“人格精神心悅誠服，印象甚深。”
對於北伐名將退隱廬山，時人頗多微詞。有黃埔學生當面問嚴重：“老師如何掛冠而去?”嚴重答：“寧漢分裂，令人痛心疾首。南京大開殺戒，傷我民族元氣；武漢大張撻伐，又何嘗不是激波揚浪?我怎能和他們同流合汙?做學問是我少年時立下的志願，如能做出成績，不能說對國家、對社會沒有貢獻。”
嚴重向來廉潔自持，毫無積蓄。他在太乙村的日子過得很清苦。有一段時間，陳誠將嚴重任軍政廳長的薪水匯給他，嚴重回信說，我沒有做工作，不能受俸祿，將款匯回。蔣介石數度派人送錢來，皆被回絕。1934年6月的一天，宋瑞珂上山拜謁老師，中飯是鄰居送來的粽子，一人吃了幾個，算是一餐。9月，宋瑞珂二次來訪，結果是宋瑞珂燒火，嚴重煎麵餅，既無菜又無湯，以茶水咽餅。宋瑞珂明白若當面送錢給嚴重，定遭拒絕，後託黃埔時期的大隊長張與仁捎去50元，嚴重卻代宋瑞珂存入銀行。黃埔學生、後任中將軍長的韓浚，曾兩次去太乙村看望嚴重。有一次帶了幾瓶酒，兩隻火腿，嚴重收下了。後來韓浚說：“上廬山看他的人很多，送東西送錢的，他一概拒收。只有嚴逍鵬、袁守謙和我送的食品，他才肯收下。因為我們三人都沒有擔任實職工作，地位也不高。”韓浚又說：“老師對時局感到灰心、失望，所以在廬山一住近10年，寧可過清貧困苦的日子，也不願趨炎附勢，隨波逐流。”
早在嚴重隱居廬山前，摯友鄧演達就去了蘇聯。南京盛傳：嚴鄧二人息息相通，鄧有嚴如虎添翼，嚴有鄧如魚得水。後來鄧演達歸國定居上海，與愛國將領馮玉祥過從甚密，為蔣介石所忌。1930年，鄧演達聯絡國民黨左派人士，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揭露蔣介石的叛逆行徑。翌年被蔣介石殺害於南京。
噩耗傳至廬山，嚴重悲憤至極，深情寫下了哀悼摯友的詩文。蔣介石對嚴重很不放心，利用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的機會，兩次前往劬園訪問以行拉攏。嚴重避而不見，蔣介石從前門進來，嚴重從後門溜走。
嚴重節亮風高，報界對其長期隱居廬山，有所披露，稱譽嚴立三是當今的嚴子陵，清高過於嚴子陵。蔣介石見報後大為震怒，意欲將嚴重趕出廬山，為謀士陳布雷勸止。當時仰慕者愈眾，為此，他不時去武昌半畝園避客。他勸告黃埔學生不要再來，以免招致自身麻煩。一次，宋瑞珂在劬園客廳，見一便衣喋喋不休，討厭至極，怒目而視，此人方起身告辭。宋瑞珂問那是什麼人，嚴重答是憲兵副連長。宋瑞珂氣憤地說：“難道他們對老師您也不放心?真是豈有此理!”有鑑於此，陳布雷、陳誠向蔣介石進言說：請用“共建中華”的名義，邀嚴重到南京任職。蔣介石於是派陳誠去廬山，請嚴重出任軍事總監，被嚴重拒絕；二次又派陳誠勸駕，請他出任全國禁菸總監，又被嚴重拒絕。
“9· l8”事變後，面對國土日蹙，內戰烽火連天的時局，嚴重憂心如焚，對來訪的黃埔學生說：古人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歷史上岳飛、文天祥這樣的民族英雄層出不窮，只要政府早下決心，團結全國人民，發憤圖強，就能夠“直搗黃龍府”、“恢復舊神州”。
“何梅協定”使華北危機愈趨緊迫。嚴重對南京政府喪權辱國之行徑不勝憤慨，隻身北上，到陝西中部黃陵縣晉謁黃帝陵，沿途考察山川形勢，訪問民間疾苦，投宿荒山野店，徒步往返，歷時三個月，在古老河山留下了腳印，在黃帝陵前灑下熱淚。“7·7”抗戰序幕揭開，嚴重又偕施方白先生，以謁黃帝陵名義，特赴延安，與中共中央及毛澤東交換對時局的看法。“西安事變”後，宋子文向周恩來提議趕走親日派，組織過渡政府，有以“嚴重或胡宗南掌軍政”之議(見《周恩來選集》上卷71頁)。但為蔣所阻，沒有實現。
“8·13”，淞滬抗戰開始，蔣介石迫於公論，又慮及嚴重投向延安，就命陳布雷擬就電文，由陳誠攜電進山，再邀嚴重出任公職。這一次，嚴重抱定“赴國難，求死所”之宗旨，答應下山。10月，嚴重到南京，要求帶兵上戰場。蔣介石要他先赴上海視察戰事。嚴重即視察了滬西、大場、羅店一線，向蔣介石覆命，並再次要求上前線。可蔣介石說，在抗戰中，武漢地位很重要；日軍深入，沒有前方後方之分。要嚴重回湖北當省主席。
蔣介石為何要北伐名將改任地方行政職務?原來，武漢行轅主任何成浚是親日派何應欽的人，何成浚正謀兼湖北省主席；又有湖北元老居正從中斡旋。陳布雷向蔣獻策，如能物色一位有聲望的人到湖北主政，方不致於讓居正感到拂了面子。於是選來選去，選中了嚴重。嚴重獲知此情，表示願意做些實際工作，堅辭省主席之職。不久，南京政府政務院就發表了何成浚、嚴立三、張難先、石瑛等為湖北省政府委員的委任令，何成浚兼省主席，嚴重兼民政廳長及保安處長。何成浚明白省主席一職系嚴重一再推讓，多次向嚴重表示感激。
不久，因何成浚的親信、省政府秘書長楊揆一企圖攬權，從中挑撥離間，省府分歧愈鬧愈大；蔣介石趁機改組了湖北省政府，派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兼任湖北省主席。又因當時徐州會戰結束，戰事重心轉人皖中長江南北兩岸，陳誠身兼數職，無暇顧及湖北，國民黨政府遂委任嚴重代理省主席。嚴、張、石“三傑”主政，乃是國民黨統治期間湖北歷屆得人心、最精幹的省政領導。
嚴重就職，提出“用人公開，官不離民，民不離土”等口號，著手調訓專、縣軍政人員；對全省青壯年進行軍事訓練，開展全民抗戰；大刀闊斧撤換了一批庸碌無為的縣長，代之以有為青年；對流亡學生開設訓練班予以收容，充實地方需要；嚴懲貪官汙吏等等。他常對部屬說：“一個人能為抗戰救國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凡地方官吏，有守土抗戰決心，他就高興；反之就愁眉不展。在“三傑”的努力下，軍民一體，精神大振，紊亂局面得以安定，使武漢一度成為全國矚目的抗日救國堅強堡壘。
及至後來戰局發展，武漢撤退前夕，嚴重於機關學校之遷移，公物器材之轉運，都市民眾之疏散，外來難民之安置，以及地方應戰應變之方案制訂等方面，諸端紛紜，都一一規劃，有條不紊付之實施。直到10月25日，他才最後乘輪西溯，遷省府於宜昌。
嚴重雖然拼力工作，但對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力，仍感左支右絀，窮於應付。陳誠推薦的省政府秘書長柳克述，夥同建設廳鄭家俊等人，擅自用省政府名義，修築宜昌安安廟至韓家壩20多里公路，強徵強派，督工急作，民怨沸騰。張難先、石瑛辭職以示抗議。嚴重到宜昌，江防空虛，警報頻傳，人心動盪，使其焦頭爛額，難以為繼。經與張難先、石瑛商量，嚴重亦決定辭職求退。嚴重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責備說：“李宗仁正想保薦他的人當湖北省主席，你怎麼能走?”辭職不成，張難先責其背約，嚴重有無限苦衷，說：“當時我若拼命求退，何嘗不能?因念及湖北若落入不肖之手，水深火熱，他還發國難財，吾輩之罪過實大。為桑梓地，只有艱苦支撐。”張難先聽了亦深受感動，遂收回辭職成命。
嚴重一貫主張國共合作，團結一致抗日。但駐鄂之中統、軍統特務機關，不時向蔣報告，說嚴重對中共在地方的活動不聞不問。嚴重所委派的五峰、石首、監利三縣縣長，皆被指責有“異黨”嫌疑，催嚴重撤職查辦。還不時向嚴重提供“共黨活動情報”，多方施加壓力。
嚴重厲行懲治貪汙，整飭吏治，多次告誡所屬；“為政要敢於得罪大戶。”為此招來不少麻煩。沙市警察局長朱鼎鈞，因敲詐土膏行現洋2000元，嚴派員查證後，命四區專員金巨堂將其逮捕解省。金巨堂多方包庇，拒不執行。嚴重親自派保警隊將其逮捕，解至宜昌審判。金巨堂又請其保定軍校同學、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郭懺出面斡旋，嚴重不為所動，槍斃朱鼎鈞於宜昌三遊洞。
一日清晨，嚴重出現在咸豐縣府，縣長秦紹恬尚未起床，聽說恩施有客“求見”，他下令客人在會客室等候。嚴重略加思忖，手書一字條：“立三有事要會縣太爺”，交勤務兵遞進。秦紹恬見字條大驚，急急整衣出迎。嚴重板著臉問：“縣府幾點鐘辦公?”秦答：“8點。”嚴在縣府坐等至8點半，仍未見工作人員上班，勃然大怒，命秦紹恬到省府聽候處理。原來，在這以前嚴已聞知，咸豐百姓呼其縣長為“秦少刮”，大發國難財，遂微服來到咸豐，住進一家小客店核查該縣長行徑。這期間，嚴重還下令槍斃了吸食鴉片的恩施縣政府會計主任。
嚴重主省政，一如既往，廉潔奉公，一塵不染。他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裝，冬加一件棉大衣，從未有過皮袍。出外視察，一律不通知，就在當地居民家吃飯；在省府機關則與工作人員同桌。他身體瘦弱，患有嚴重的內痔，別人勸他注意營養，他長嘆道：“大敵壓境，人民流離失所，轉死溝壑，何忍錦衣玉食，以自甘肥。”他曾通令全省，宴會只能四菜一湯。風氣所及，使得陳誠也不得不在六戰區仿效施行。
嚴重生活儉樸軼事，當時膾炙人口，至今廣為流傳。嚴夫人操持一應家務，戴著老花鏡為一家做布鞋。布鞋需掌底，因之與一釘鞋匠長相往來，後來竟結為親戚。一次，嚴與陳誠同車，由恩施去重慶，朋友送嚴重一瓶高級酒，裝在布袋裡，置於司機後座，被陳誠發現。陳誠問：“帶在路上喝嗎?”嚴重搖搖頭說：“這酒太貴，想賣掉，可是恩施沒有寄售商店，就便帶到重慶去賣，”陳誠聽後哈哈大笑，說：“如果被人發現湖北省主席到重慶賣酒，那多麼不好意思！我看你還是自己喝了吧。”
嚴重主政作風嚴謹，不謀私利，不徇私情，不用私人。族間、親朋，凡有非份所求，他瞬即變色申斥，面若冰霜。族弟嚴方樂，系保安二團軍需主任，在嚴重兼保安處長時，想在保安處獲取優越工作，被嚴重嚴加訓斥。胞兄嚴質清，原住麻城老家，麻城淪陷，攜眷至咸豐內親王峻安處避難。王峻安系當地首富，嚴重惟恐胞兄佔小便宜而影響聲譽，按月捎帶生活費，囑兄自重自愛。一日，王峻安訪嚴重，以米南宮(米芾)字畫及古玩瓷器、虎皮等稀有禮物相贈，嚴重佛然作色，未等妹夫開口相求，便將禮品拋擲戶外，責王峻安在非常時期厚禮相見，不識大體。“你把東西拿走，仍以兄弟相稱；否則，以後不準進門!”
1939年，蔣介石在衡陽召集高級軍事會議即“南嶽會議”。時緬甸淪入敵手，唯一通往國外的通道被切斷，汽油成了抗戰交通最嚴重的問題，湖北為此而採用木炭汽車。嚴重與會，為節省汽油而不顧木炭車帶來的麻煩勞頓，驅車上路。陳誠聞訊，派他的小轎車到邵陽迎接，為嚴重所拒絕。陳誠無奈，提前到會議室外停車場等候老師。一會兒，一輛刷有“湖北公路木炭汽車”字樣的大卡車徐徐駛來，與停車場各類高級小轎車形成鮮明對比，頓時引起與會者的好奇心，都圍攏觀看。陳誠靈機一動，回到會議室把蔣介石請出來。蔣介石繞著木炭汽車轉了一圈，連說：“好！好!”又對嚴重說：“你們湖北的工作做得很好!現在抗戰中運輸問題關係很大，如果全國公路運輸都效法湖北，那就無形地增加了抗戰力量。”蔣介石還在大會上表揚了湖北的政績。會議結束後，那輛“湖北公路木炭汽車”還繞道廣西廣東轉了一圈，受到各省運輸部門的稱讚或仿效。
1940年，日軍對鄂北地區發動“春季攻勢”，蔣介石命陳誠為右翼兵團長，到宜昌督師。宜昌失守，陳誠為六戰區司令長官，駐節恩施。嚴重見時機成熟，堅辭本兼各職，行政院只公佈免嚴重代主席職務；嚴重求退心切，堅辭委員職務，移居宣恩縣長潭河，璧還薪金，不參加省府例會。
嚴重代行省主席職務兩年多，主席的特別辦公費一文未領，全數移交陳誠。陳誠自知無領用此款之理，亦未接受。後徵得嚴重同意，將此款存入銀行，立了個“惠廉有道”的名目，作為獎助本省清寒學生之用。嚴重去職後，不但談不到餘財剩帛，簡直過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他之耿介清廉，絕無半點矯飾，全然出自內心，一片純誠。故嚴重逝世後，知者莫不感慨唏噓，說他是“苦死的。”
嚴重辭掉本兼各職，徵得陳誠同意，率兵一連到宣恩曬坪墾荒年餘，將縱橫約60華里的荒丘闢為良田，以農養兵，減輕鄂西人民負擔。並手書“不共戴天”四個兩尺見方的大字，刻巨碑立於該地，以激勵軍民的抗日鬥志。
1942年，嚴重被選為國民參政員，居住宣恩長潭河讀書耕作。早在這以前，對陳誠為其專備的轎子轎伕，均予辭退，堅持步行，山路崎嶇，策杖助登。陳誠深感嚴重經濟困難，指示省政府按當時湖北省公教人員生活品配給制，如數配給1份。“苟非我有，雖一毫而莫取。”嚴重堅辭不受。後來治病，嚴重竟將惜如家珍的、在保定軍校得獎的金掛錶(上刻有“校長靳雲鵬獎授”字樣)，及平日陳誠等人贈送的“白蘭地”高級酒數瓶，託人到重慶變賣，以付藥資。陳誠聞訊，搖頭感慨：“先生本性難移，令人無可奈何！”
嚴重養病期間，見宣鶴聯中師資缺乏，又為提高教師地位，主動要求到該校義務授課，教授語文、數學。他不因自己曾身居高位而在教學上稍事草率。他把自己擺在普通教員的位置，認真備課，認真講授。一次，嚴重久病初愈，為了把耽擱的課程補起來，先給三年級講了一課，又趕到二年級講課，同學們見他瘦骨嶙峋，顴骨高凸，弱不禁風，都很擔心他能否支撐下來。然而，他卻若無其事，強振精神，汗如雨下，堅持講課。之後不久，嚴重病逝，學校哭聲一片，有的學生哭得捶胸頓足。
抗戰期間，物價飛漲，國家每月給嚴重的生活費用，須精打細算，才能粗茶淡飯，勉強維持溫飽。有一次，校長林振聲，無意中發現他家燒柴如燒桂，於心不忍，讓學生利用星期六下午到山上為嚴先生砍點柴，可嚴重堅決拒收。他說：“我已不能為國家出力，國家還按月給我生活費用，已是受之有愧。謝謝師生們的好意，這柴，我實在領受不起。”校長無奈，只好吩咐同學們把柴搬回學校。
嚴重的舊部，時任七十七師師長韓浚，見老師生活艱難，將嚴重兼任軍管區司令節餘的特別辦公費交給他，嚴重依例拒收。萬般無奈，韓浚想出一個送米的方法。韓浚僱了個挑夫，囑其將兩筐米挑進嚴重的廚房；若有人問起，就說叫送米者隨後就到。挑夫挑米進嚴家，正好碰到嚴重本人。嚴重說：“我家沒有買米，你送錯了人家。”挑夫一面照囑回話，一面轉身出門。之後，嚴重到處打聽這米是誰送的，自然沒有結果。隔了些時，韓浚去看望老師，嚴重向他提起此事，韓浚笑著說：“準是別人怕您不收，因此不敢承認；既然送來了，您就吃了吧。”
嚴重病逝於1944年4月30日。病初，六戰區副司令長官郭懺，指派專車接嚴重來恩施治療，初為嚴重所拒絕，後郭懺嚴責司機、副官，不接到嚴重不準回來，嚴重才未推辭。與此同時，省立醫院院長、醫師輪番前往嚴重之住所診視。病略有好轉，嚴重就催促醫師回去，說切不可以因一人之病，延誤多數人醫療。
嚴重於4月27日住進恩施沙灣省立醫院。然已病入膏肓，無可挽回。翌日，嚴重示意要寫字。在雙目直視、汗流氣促的情勢下寫了“近來”二字，即不能再寫。喘息良久，以手指翻動紙頁，示意另換一紙。換紙後，嚴重馬上疾寫下“有罪要火葬”五字，隨即轉入彌留。延至30日7時20分，溘然長逝。
守候在病榻前的親友及省政府秘書長劉千俊、省立醫院院長楊光第、衛生處長盧鏡澄、省保安副司令彭善、三十二師師長阮齊、警保處長左鋒、施巴警備司令吳光朝等人，均認為嚴重遺命火葬，是其一貫主張，知者甚多；至於“有罪”，共認為是嚴重之苦心之所在。嚴重深知歿於此時此地，必由公家為其治喪，“國家正處於抗戰最艱難的時候，我對國家已沒有什麼貢獻，現在為我的喪事耗費國家人力物力，實在‘有罪’。”
噩耗傳開，全國愛國人士、六戰區司令長官部、湖北省政府、恩施人民，無不萬分哀痛。以陳誠、郭懺為首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嚴夫人遵照嚴重遺囑，不收挽幛。輓聯、悼詞均以素紙書寫，宣讀後由嚴夫人保留。其中以董必武、張難先的輓聯最為情重意深，催人淚下。
張難先聯曰：
哭公只有淚 提筆竟無言
董必武聯曰：
遺我一本書，語重心長，自探立國千年奧，
奠君三爵酒，形疏禮薄，難訴迴腸九曲深。
（原載《名人傳記》1991年第2期）
金仕善，男，1942年出生於湖北麻城，國家二級編劇。先後發表了長、中、短篇小說、戲劇劇本、話劇劇本、廣播劇、劇論、紀實文學、散文詩歌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百餘篇（部），結集出版了系列短篇小說《古巷》，中篇小說《哦，綠卡》，長篇小說《詞壇女傑李清照》，紀實文學《純粹的人》《青山作證》，戲劇故事集《真假狀元》，自傳體紀實文學《我這大半生》等七部文學著作，並出版了四卷本《金仕善文集》。作品多次獲獎。參與審定編輯了四卷本《麻城文選》，主編了六卷本《當代麻城籍作家作品選》、七卷本《麻城文化叢書》及《傳立文化》雜誌，編著共約700萬字。生平事蹟收入《湖北作家傳略》《中國戲劇家詞典》、《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七部辭書。
閱讀更多 櫻子漫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