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凡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作学术报告

2019年6月18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第96期活动邀请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俞凡教授，就他的专著《新记再研究》，向与会人员分享研究心得。报告由本所社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王康主持，本所研究同仁李学通、吕文浩、李珊、王毅，以及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李飞作为与谈人参与了讨论。

俞老师在谈及写作《新记再研究》的缘起时强调，《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反映在其供职人员群体的特殊，也因《大公报》相关人员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俞老师认为，以往新闻史研究过度依赖报刊，忽视了档案的重要性。他在查阅台湾“国史馆”档案的基础上，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新记《大公报》及其主要干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之间的交往为主要线索，将《大公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演变分为“试探（1926-1933年）”、“合流（1933-1941年）”、“分歧（1941-1946年）”、“决裂（1946-1949年）”四个阶段。俞老师着重探讨不同阶段《大公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蒋介石政府内外方针的制定产生影响，以及《大公报》与蒋政府关系破裂的原因。

通过历史重构，俞老师重释围绕《大公报》历史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小骂大帮忙”、“论政而不参政”与“四不主义”。俞老师认为，“小骂大帮忙”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论政而不参政”并不存在，《大公报》实际已经深入参政；“四不主义”只是《大公报》的一种标榜。尽管如此，《大公报》在历史上一直保持一种特殊的独立性，即在独立与依附之间摇摆。其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大公报》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设计，这种独立性导致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当局发起反击，甚至与之决裂。但是，由于其阶级本质，又决定了它是依附于政权的。

俞老师发言之后，王毅博士讲述了他对于近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些想法，以及他读此书的感受。王毅认为，近代中国新闻职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新闻制度的影响。当美国的新闻专业理念及职业操守在上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后，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相适应，成为那个时代的新闻人讨论和探索的焦点。俞老师通过揭示《大公报》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让我们由此一窥新闻业在近代中国政治的权势转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李珊博士对俞老师书中的方法论价值给予了肯定，她对《大公报》合流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该报的论述表现尤有兴趣，并期待看到《大公报》对于知识分子凝聚力影响的相关研究。李学通研究员提出，1933年《大公报》与蒋政府的合流，不仅仅是受到福建事变等政治事件的影响，还与当时蒋政府的人事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史料方面，各国使馆对舆情的观察，也可当作材料加以运用。吕文浩副研究员分析了《大公报》在西安事变中的选择，认为报纸对于蒋介石的支持，代表了全国舆论的主要态度。吴鼎昌以其丰富的社会阅历，在领导《大公报》期间，大体确定了其内部关于中日关系的认识和支持蒋介石的基本论调。他强调《大公报》专栏《星期论文》也是了解当时公共舆论的一个窗口，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李飞博士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张季鸾等报人作为初生代知识分子，其行为中的国家主义与职业化的新闻生产存在差别，他期许俞老师在未来《大公报》研究方面做出新的突破。在读书会的整个过程中，发言人和与谈人进行了多次有效的良好互动，与会人员通过对《新记再研究》的阅读和讨论，加深了对《大公报》研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