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考古历史6000年、建城史700年以来，勤劳勇敢的上海先民不仅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开创了发祥于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的上海史前文明，在顺应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与入侵自身的病毒（瘟疫）相斗争。
唐朝：有旨可依 依法抗疫
唐代，上海地区隶属江南道（唐贞观元年置，辖境长江之南）。据史料记载，隋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录的瘟疫共有 50 多次。其中，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江东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唐德宗贞元年（790）间，江南大旱，井泉干涸，人多渴死，暴发瘟疫，疫死者众。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五行志三》）。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恐慌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乃至当时一些官员都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
面对突发疫情，唐朝政府建立的中央—地方医疗体系在治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疫情暴发时，在中央医政机构的指导下，地方机构与慈善机构，如寺院等，联合开展治疫工作，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为避免交叉感染，政府还强制患者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化。如《唐律》云：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为重视防疫工作，天宝五载（746），唐玄宗亲撰《广济方》，颁敕要求郡县用大版刻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德宗时以同样方式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唐大诏令集·政事·医方》）。
唐代依法防疫的若干对策，成为此后历朝应对疫病灾害时的效仿对象。
宋朝：以“行政问责”抗疫
民间医生手术图，宋代李唐绘
有宋一代，上海归属两浙路。宋代江南因经济蓬勃发展形成的环境问题，成为疫病高发区。如咸平三年（1000），两浙大饥，民疫死。宋熙宁八年（1075），“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1092），“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可见瘟疫对于江南社会的破坏力之强。
应对瘟疫，宋代统治者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同时，开始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为确保信息畅通，宋太宗还命令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直接向皇室通报疫情，以资奖惩。据《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9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赵的调研决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
可见，在重大疫情危机面前，早在宋代就已建立了信息快报制度及一套严厉的官员问责制度。
元代：“破除迷信”“个人保健”抗疫
元代，上海归属江浙行省（两浙西路）。元朝疫灾平均两年就有一次，远高于历朝。且疫灾多沿海、沿江、沿交通线分布，长江中下游区、华北区、华南区疫灾较重；经济发达、开发较早、城镇集中地区疫灾多于落后地区；其中江浙行省为全国重灾区。至正十二年（1352）后，大疫一场连着一场暴发，至正二十年（1360）夏天，南方疫病流行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针对瘟疫的发生，元廷对当年草原瘟疫的残酷情形，记忆尤深，因此也更加留心。如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立即从盐课中预支赈济费用，“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
元廷抗疫有几种创新之举：首先，破除迷信，针对人民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使人四时祭祀 ，并在其中进行医疗救治宣讲，借以宣传医学 ，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摒弃巫术、祁穰等迷信行为 。“越三月而（三皇庙）成 。觊觎一头以剂起死回生者 ，几数干人 ，用是知医之利。”其次，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提倡加强个人保健养生、个体清洁，以避免瘟疫的滋生、传播，这也使得民间防疫精准到了个人。元代《饮膳正要》里说：“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元人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这是使用口罩的较早记载。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代防疫对策中的个人保健意识，已几近现代口腔卫生观念。而破除迷信，崇尚医学之举，也下启明清，影响深远。
明代：民间乡绅积极抗疫
明代，上海隶属于南直隶州，分属苏州府和松江府。《中国救荒史》显示：“明朝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繁，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尤其是瘟疫，几乎与大明王朝相终始。江南地区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因水旱灾害频发，更成为疫病重灾区。景泰五年（1454）夏，上海县、华亭县田庐漂没殆半，大疫，死者无数，饥殍相枕。
明代防治瘟疫措施跟元代大致相同，除了政府战“疫”行为外，民间力量开始走向抗“疫”历史舞台。以乡绅贤良为主的民间社会慈善机构，根据自身力量或配药散发施救，或刊发治疫药方散发宣传，或赈济遗孤、安葬病殁之人，弥补官方能力之不足。如明朝前期“预备仓”中鼓励富绅捐粮制度，中后期民间“社仓”对官方预备仓制度废弛的补充等。晚明爱国士人祁彪佳，退官后就在家乡绍兴组织了慈善病坊和药局。1636年，他草拟当年应对瘟疫的药局规条，同10位有名望的地方医生签署协议，共同主持坐落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佛寺中的药局。每天派两位医生当值，每位医生被要求轮流工作6天。据称在当年6月至8月间，该药局拯救了10000多人的生命。
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在参加抗“疫”的同时，也逐渐在社会力量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代：现代卫生介入抗疫
清代，上海隶属苏松太道（上海道）松江府。有清一代瘟疫暴发依旧高频，且有新疫发生。道光元年（1821），上海发现霍乱病人。此后道光六年、二十年均有流行。同治元年（1862），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颇多，此为上海出现鼠疫之最早记载。光绪七年（1881）天花盛行，数10岁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为上海天花疫情之最早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流行猩红热，公共租界内约1500名中国人死于此病。
《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病坊
在抗疫方面，清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医疗机构。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受西学东渐之影响，上海防疫工作逐步引入现代卫生理念。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粪秽股，专管环境卫生与垃圾处理工作。1873年，为防止泰国及马来西亚霍乱传入，上海港开始实施检疫制度。1883年，公共租界自来水厂建成供水。至此，上海的卫生防疫工作初见端倪。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了一份《卫生世界》杂志。就连商务印书馆的语文教科书也编入普及卫生知识的课文《鼠疫》。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
现代医学理念的普及大大改观了当时的防疫方式，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6月，在沪浙江富商沈敦和（仲礼）、朱葆三共同筹建“施救急痧医院”，专治白喉。1913年改称上海时疫医院，由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柯师太福（Stanford Cox）就任医务主任。他经手添置的医疗机器达20余架，病房可容纳数百人。
民国：国际合作抗疫
民国十六年（1927），根据孙中山的大上海计划，设立上海特别市。开埠后的上海因大量人口的汇聚与流动，各种时疫的种类及传染源都渐趋复杂，如民国七年（1918），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袭击上海，“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当年死亡418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8月，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当年登记霍乱11365例，死亡2246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霍乱连续第六年流行，疫势猖獗，当年登记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鉴于瘟疫的恶劣影响，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宣布为霍乱流行港口；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十六年（1937），上海分别宣布为天花疫港。
民国时期，现代卫生知识及医疗科学的传播，对上海的防疫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上海市防疫档案内容大体上就包括传染病防治、隔离、消毒、计划免疫等法律条文的颁布及制度化建设。除此之外，最有特色的防疫行动是国际合作。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灾民普遍表示同情。1931年9月10日《申报》报道：“路透社8日日内瓦电，今日午后国联议会开会，英代表提出一议案，对于中国灾民表示国联议会之同情，此案全体通过，英代表薛西尔建议国联卫生委员团应扶助中国，以应其需要，此议亦通过。”与此同时，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国联卫生部特派遣部长拉西曼到中国来，“国联会卫生部长拉西曼，15晨抵京，宋子文往迎，即下榻财部官邸，下午3时访刘瑞恒，对于灾区面积、灾民总额、防疫各情形，询问甚详，3时半，偕刘赴总部谒蒋，代表国联同人致候，政躬安泰，对整个防疫计划有所详商，拟日内赴汉口及长江一带，实地考察灾况，从事于防疫设计”。 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还聘拉西曼为卫生防疫的高等顾问。此外，荷兰、埃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政府和慈善机构，也为中国提供帮助并捐赠大量医药用品。
乱世无良方。抗战暴发后，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上海华界、租界卫生防疫事业皆遭到严重破坏，传染病死亡人数仍占上海人口死亡人数之首，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健康仍得不到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完善制度抗疫
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各医院积极收治患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为中央直辖市。1958年，江苏所属上海地区郊县划入上海市。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影响较大的传染病共暴发10多起。然无论哪次疫情，都比此前历朝更具可控性，其防疫措施也更加科学完备。
1951年，卫生部宣布上海为天花疫港。1962年，副霍乱传入国内，全市共发现病人1321例，死亡59人。1965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暴发，全市发病15196例。1967年，流行性脑膜炎暴发，全市发病约3万例。1974年，副霍乱暴发，同年病毒性肝炎大流行，发病48493例，死亡718人。1975年，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2200例，死亡128人。1988年1月19日，甲肝暴发，当天传报感染人数134人，累计发病633例。2003年春，“非典”发生，上海1700万人口中共确诊“非典”病例8例，其中治愈6例，死亡2人。
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海纳百川”的人口结构，人民政府极为重视防疫工作。第一是领导高度重视。1950年血吸虫病暴发时，陈毅市长不仅亲自坐镇部署，还特为《血吸虫病防治手册》题写书名。第二是有法可依。1949年上海刚解放即成立临时性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翌年又颁布《上海市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2003年5月颁行《关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决定》。第三是统一部署、统一指挥、联防联控。1988年甲肝暴发时，即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1989年，上海于全国率先实现疫情快报微机联网，属地化管理与监督员制度以及医院、社会联防联治等措施。第四是提前预防。1950年，上海就在各区原卫生事务所基础上，改建29个防疫站。第五是专业救治。1949—1975年间，先后派出4次约5000人的专业技术医疗队，分赴嘉定、青浦、宝山等重点地区防治副霍乱及血吸虫病。第六是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每逢疫情发生，各区卫生事务所及时派人调查处理，向卫生局报告。第七是严肃考核制度。对于迟报、误报、未报且久劝无效者，依规严肃处理。对于依规报告且从未遗漏者，由市政府予以嘉奖。第八是加强卫生监管。政府出面清理河道、修缮破旧，全面整治环境张乱差现象。第九是大力宣传动员。仅解放后的3个月内，上海就“动员医界学生举行防疫宣传化装游行3次，聘请专家讲演14次，出版防疫特刊，印发防疫守则3万份，标语4000套及宣传单2万张”。
在前瞻性政策规划与先进的医疗水平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全市急性传染病总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下降,前者从1980年的1719.8/10万下降到1990年的356.1/10万，后者从4.1/10万下降为0.7/10万，其死因顺位从1950年的首位下降到1990年的第六位。为及时借鉴国际卫生防疫前沿经验，自1983年起，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抽样方法,对计划免疫进行考核和质量监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989年2、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来沪检查、评审计划免疫工作，确认“上海的计划免疫工作是优秀的，可以与世界先进的欧美国家相媲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6年11月，在被誉为健康界“奥林匹克”的第九届全球健康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赞上海是健康城市工作的样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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