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能戰勝流感嗎？
最近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喚醒了人類關於病毒的恐怖記憶。
近一百年來，最致命的病原體，莫過於流感病毒。
早在1918年，就有一場席捲全球的大流感 —— 持續了整整三年，最終導致5億人感染，約5千萬至1億人死亡。
相比之下，當時的全球人口才17億。
疫情過後，美國的人均壽命從51歲降到了39歲。
在幽靈般的流感病毒面前，人類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1918年，奧克蘭市政禮堂被用作臨時醫院，來自紅十字會的志願護士在照顧流感病人。
比戰爭更可怕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這裡每天有多達90人病死，士兵們也是，成打地死去。”
1918年10月，護士Lutiant被派送到華盛頓的一所軍營裡服務，負責照看四位軍官。
第一名軍官死去的時候，Lutiant躲開病人，回到護士站崩潰大哭。
後來，她照顧的四名軍官全都死了 —— 正如軍營裡的大部分人一樣。
1918年11月，華盛頓軍營裡，一名護士在量病人的脈搏。
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
經過了四年戰火的蹂躪，人們以為終於要迎來和平的曙光，卻猝不及防地跌入更可怕的深淵。
這是一場更為慘烈且實力懸殊的戰爭。
不知從何而起的流感，悄然且迅速地使無數士兵與平民倒下。
據統計，一共有67.5萬美國人在這場大流感中喪命。
1918年11月，一名流感病人躺在床上，旁邊是她正在哭泣的妹妹。
美國醫生Roy Grist記錄了病人從發病到死亡的過程：
“這些人一開始只是普通的腹瀉或流感，被送進醫院後，很快就發展為史上最嚴重的肺炎。沒多久，因為缺氧產生的紫紺從他們的耳朵一直延伸到整個面部。直到死亡來臨，前後不過是幾小時的事……
我們平均每天有100人死亡，連棺材都不夠……”
1919年，醫學雜誌《柳葉刀》刊登了流感病人的三種紫紺症狀，分別是面色發紅、全面青紫，以及只有嘴巴和耳朵發紫。
一戰期間頻繁的人員流動也加速了病毒的傳播。
軍隊開拔，傷員回家——
數十萬名士兵乘坐火車、搭乘飛機與船艦，將病毒帶向各大洲。
美國軍人登上開拔前線的火車，旁邊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
1919年6月，當一支船隊在美國最北端的阿拉斯加州登陸時，他們被眼前的景象嚇住了：
短短數天內，該地區就有近200人死於流感，數十名兒童成為孤兒。
有的村莊，幾乎所有成年人都死了，十多具屍體被掩埋在一個集體墓穴；
還有些村莊，成群的流浪狗以屍體為食。
“疾病來得如此之快，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機會做出反應。”
一份阿拉斯加報紙報道了當地西部的嚴重疫情。
比起死亡人數，更可觀的是感染人數。
據統計，美國28%人口都受到感染。
數量龐大的患者擠滿了醫院，導致醫護人員極度緊缺。
醫學院的大三、大四學生不得不停課，充當實習醫生與護士；
紅十字會也大量招募志願者，並呼籲當地的企業家，為晚上到醫院幫忙的工人們，提供一天的額外假期。
芝加哥一所護理學校招聘護士的廣告。
面對激增的感染人數，美國公共衛生部門也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阻止病毒的大規模傳播。
“所有的學校、教堂、劇院、舞廳都歇業了。今天參議院推出一項法案，讓所有生產戰爭物資的工人在疫情期間停工。”
雖然禁止集會，但當局認為只要通風良好，病毒就無法傳播。
於是，人們在政府的鼓勵之下，將室內活動轉移到室外。
1919年，蒙大拿大學的一堂物理課在室外上。
1919年洛杉磯，人們在室外理髮。
受限於當時的醫學認知，人們認為流感“僅通過受感染者的鼻子和喉嚨排出物”傳播。
因此，衛生部門呼籲不要共用飲水杯與毛巾、不要隨地吐痰，打噴嚏也要用手帕遮擋。
同時，紅十字會還在街頭大量發放口罩。
當時的口罩可謂相當簡陋，只由兩層棉紗疊成，用一根繩子綁在後腦勺，飄飄蕩蕩地遮住口鼻與下巴，即使在室內也要佩戴。
1918年，一名電話接線員戴著口罩工作。
舊金山更是推出強制戴口罩的法案。一首打油詩流行起來：
遵守法律，
戴上口罩。
保護你——
免受毒爪傷害。
左：西雅圖一輛電車拒絕沒有戴口罩的乘客上車；右：街上戴口罩的環衛工人。
第一個感染者在哪裡？
這場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至今仍困擾著科學家。
最普遍的一個說法是，它來自美國堪薩斯州的福斯頓軍營。
1918年3月11日早晨，福斯頓軍營內，一位廚師向醫生報告，他咽喉不舒服，還感到全身痠痛。
中午，隨軍醫生愛德華髮現，軍營內有100多位相同症狀的士兵。
到了週末，情況惡化，軍營內一下子就病倒了500多人。
由於早期症狀與普通流感相似，疫情沒有得到重視。
直到疫情出現一個月後，流感相關的消息，才首次出現在政府的每週公共衛生報告中。
然而，該報告只向堪薩斯州的官員通報了18起嚴重病例和3起死亡病例。
在當時高漲的戰爭熱情之下，這些數據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戴著口罩，前往法國戰場的美國軍隊。
彼時，一戰戰場上，德國與奧匈帝國等同盟國已顯出頹勢，美國作為協約國勝利在望。
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更是提出，美國軍人必須要有“全面戰爭的不死決心”。
因此，任何有可能會影響士氣的“消極故事”都不允許報道。
9月，一艘波士頓戰艦將流感病毒帶到費城，造成海軍基地爆發疫情。
衛生部門主任卻宣稱，疫情在可控範圍內，大家不用太擔心，“我們肯定能打勝仗”。
就這樣，在層層隱瞞與掩飾之下，疫情的真相被湮沒。
士兵們齊齊戴上口罩，繼續高歌前進。
1918年，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軍營中，士兵們用溫鹽水漱口，這被認為是預防流感的有效手段。
3月，8.4萬美國軍人奔赴歐洲戰場；
4月，這個數字變為11.8萬。
隨著美軍出征歐洲大陸，流感病毒也隨之靠岸。
1918年5月，西班牙國內爆發流感，800萬人患病，包括國王阿方索十三世。
首都馬德里市，近三分之一市民感染，政府部門關門，公共交通一度停運。
1919年2月，美國前線的士兵為死於流感的戰友舉行葬禮。
不同的是，作為一戰中立國，西班牙不需要和參戰國那樣，採取戰時新聞審查制度。
當其他國家的媒體都聚焦於戰爭時，只有西班牙的報紙在大肆報道流感的嚴重性。
於是，人們得到一個錯覺 —— 西班牙是流感的發源地。
因此，這場流感被命名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更有人將其戲稱為“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
愛德華·蒙克（就是畫《吶喊》那個人）於1919年的作品《西班牙流感下的自畫像》，這位畫家幸運地躲過了這場瘟疫。
除了西班牙起源說，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德國投毒”一說也流傳起來。
據說是美國軍官首先“傳謠”：德國艦艇運送間諜，在美國海岸播撒病毒的種子。
護士Lutiant也記錄道，在華盛頓軍營中，常常有喬裝成醫生傳播病毒的德國間諜，在日出時被槍斃，“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可事實證明，德國也並未躲過流感病毒的無差別攻擊。
在歐洲各國中，德國的流感死亡人數最高。圖源 The Guardian
直至如今，“西班牙流感”的源頭，依舊是一個難解的謎。
歷史學家仍不斷提出關於發源地的猜想，包括法國軍營起源說、華工起源說等，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證據支持。
1917年，在一戰歐洲戰場的中國勞工。
不只是起源，這場流感還有兩個不同尋常的流行病學特點，至今困擾著科研人員：
首先，“西班牙流感”並不遵循常見的冬季爆發模式。而是在1918年~1919年間，連續出現了3次感染大浪潮，分別在1918春、1918秋和1919春。
三次大規模流行的間隔極短，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尤以第二次傷亡最嚴重；
據記載，華盛頓特區曾在10月時放鬆警惕，重新開放公眾場所，結果又迎來一次大流行。
其次，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由於免疫力低的小孩和老人死亡率高，因此死亡率曲線呈U型。
而“西班牙流感”卻是W型曲線 —— 即20~40歲的青壯年死亡率特別高。
甚至有學者認為，青壯年的大量死亡，導致戰力不足 —— 這可能是一戰提早結束的原因。
感染“西班牙流感”的20~40歲青壯年，死亡率是普通流感的20倍。
直到1922年，這場流感才悄無聲息地消失。
人類並沒有“戰勝”這場大流感。
甚至於，在一戰戰火的掩蓋下，無論是感染人數還是死亡人數，都沒有得到準確的統計。
據專家估算，死亡人數在5千萬至1億人之間。
埋在凍土裡的病毒庫
在百年間，關於“西班牙流感”的研究從未停歇。
要解開上述謎題，首先要找到這場流感的病原體。
以往，人們以為流感是由細菌感染引起的。直到1933年，三名英國科學家才確定，“病毒”才是元兇。
但要找到“元兇”，必須獲得當年的病毒標本 —— 這對當時的學者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
1951年，一位年僅25歲的愛荷華大學的微生物博士約翰·霍爾廷（Johan Hultin），幸運地找到了穿越時空的“時光機”。
那是阿拉斯加一個人口只有不到400的海濱小鎮 —— 佈雷維克教區。
阿拉斯加布雷維克教區的一個集體墓地。
1918年秋天，當時只有80餘人居住的小鎮遭到流感的重創，僅僅六天內，就有72人死去。
當地政府下令，將死者埋葬在村旁的小山上。
由於阿拉斯加常年被冰雪覆蓋，氣候極寒，冰冷的凍土將屍體封存了起來。
而在低溫環境下，病毒是可以永久存活的。霍爾廷猜想，也許可以在這裡找到當年的病毒株。
和當地政府溝通後，霍爾廷成功開墓。
由於泥土被凍得堅實無比，他不得不生起篝火來融化堅冰。
挖掘工作進行了兩天後，他發現了一具小女孩的屍體，她穿著藍色連衣裙，頭上繫著紅色蝴蝶結。
約翰·霍爾廷和他的大學同伴們一同進行挖掘工作。
霍爾廷在這個小女孩和另外四具屍體體內，成功獲得了肺部組織。
從阿拉斯加回到愛荷華大學後，他嘗試使病毒復活，可限於科研條件，未能如願。
直到46年後，希望再次降臨。
1997年，霍爾廷在《科學》雜誌上，看到美國病理研究員傑斐遜·陶本伯格發表的論文。
在文章中，陶本伯格及其團隊，成功地從肺部組織中提取了1918年病毒的RNA。
陶本伯格博士（左）和Ann Reid博士在回顧1918年病毒的基因序列。
該肺部組織取自一名21歲的美國男性軍人。
該軍人於1918年9月20日被送入營地醫院，確診僅六天後，就去世了。
當時的工作人員立即收集了他的肺部組織樣本，保存起來供以後研究。
最終，科學家們從測序出的9個RNA片段得知，1918年的流感病毒是一種新型的甲型H1N1病毒。
看完文章激動不已的霍爾廷，馬上聯繫了陶本伯格，並於一週後再度回到阿拉斯加，重新開展取樣行動。
這一年，霍爾廷已經72歲了。
在發掘現場的約翰·霍爾廷。
在約7英尺（2.1米）深的多年凍土下，他發現了一具因紐特婦女的屍體，並將其命名為露西（Lucy）。
她的肺部完全冷凍，保存良好。
隨後，霍爾廷將樣本運到陶本伯格手中。
十天後，霍爾廷接到電話，在露西的肺部組織中，確實獲得了1918年的病毒株。
2005年，陶本伯格等人對該病毒的基因進行了完整測序，將成果發佈在了《自然》雜誌上。
這項耗時數十年的病毒基因測序工作，終於完滿落幕。
流感病毒模型。“H1N1”是病毒名稱的縮寫，其“H”指的是血球凝集素、而“N”指的是神經氨酸酶，兩種都是病毒上的抗原名稱。圖源Dan Higgins, CDC
如今，學界對於流感病毒，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
每年的季節性流感，都要奪走25~50萬患者的生命；
而幾乎每隔十幾年，就會出現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導致流感大流行。
後來出現的大流行病毒株，如H2N2、H3N2等，都被認為是H1N1重組變異的結果。
因此，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被稱為“流行病之母”。
直至今天，流感病毒這一幽靈依舊與我們為鄰。時而沉寂不語，低弱無力，時而來勢洶洶，鋪天蓋地。
1957~1958年的H2N2病毒大流行，造成約110萬人死亡；
1968年，流感病毒H3N2大流行，導致100萬人死亡；
1997年，香港發生首宗人類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案例；
2009年，墨西哥爆發新型H1N1流感，導致約1.5萬人死亡。
……
美國疾控中心的流感疫情時間表。圖源CDC
百年間病毒的變異和進化，其中有多少插曲，已數不清。
但可以明確的是，1918年那場浩劫從未遠離過人類。這種古老的病毒，依然以各種變異的形式與我們共存，並隨時準備捲土重來。
有記者曾向前美國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提問：
“你最害怕什麼？是什麼讓你夜不能寐？”
他回答道，“我最擔心的，永遠是流感大流行……那是最糟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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