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路易·孟德斯鳩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法學家之一，他曾在波爾多大學攻讀法律，畢業後又到當地高等法院就任律師。1714年，孟德斯鳩花費2.4萬利弗爾買下了波爾多法院推事的職位，成為一名法官，當時他才25歲。當時的法院愈來愈成為對抗王權和封建特權的機構，法官們集體反對王國政府對司法權的干預，為此孟德斯鳩經常與當地的總督發生爭執，弄得身心俱疲。

1725年11月他發表了《審判與執法應以公平為準繩》的演講，激烈地抨擊法國黑暗的司法制度，他大膽地說：

“任何時候你們都可以不讓我們知道真情，只讓我們看到局部和表象。你們可以捆住我們的手腳，規避或濫用最正確的條款；你們一邊不停地向我們的當事人展示公正，一邊卻又使公正對他們總是可望而不可即。”

既然在法庭上找不到公正，孟德斯鳩便頻繁缺勤，並且在業餘還寫出了一本《波斯人信札》，從而一舉成名。第二年，他決定把波爾多法院庭長的職務賣了出去，決心從事學術，想解決這樣一個困惑——怎樣的司法制度才能保證判案的公正性？

孟德斯鳩辭去法官職位，專心研究法學

孟德斯鳩對洛克三權學說的改進

從法院離職後，孟德斯鳩開始了遊學生活，他的足跡幾乎遍佈歐洲，而最令他感興趣的國家當屬英國了。在《論法的精神》中有一篇《英格蘭的政體》，裡面闡述了孟德斯鳩對三種權力的理解，他改進了洛克的分權學說。根據洛克的說法，國家權力主要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它們的含義是這樣的：

• 立法權：是指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以保障這個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力；也就是制定法律以及做出重大決策的權力。
• 執行權：負責執行法律和決策的權力；如果說立法權是意志，那麼執行權便是力量，就好比大腦和四肢的關係，大腦產生去哪裡的念頭，四肢則把這個念頭付諸實踐；
• 對外權：包括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的一切人士和社會進行一切事務的權力；

洛克的三權劃分屬於抽象的理論，當時還沒有具體的經驗依據。而且從邏輯上來看，“對外權”應從屬於“執行權”，因為對外宣戰媾和、簽訂條約等都只是在執行法律和政策而已，它在本質上是執行權的一種。

在洛克學說的基礎上，孟德斯鳩進行了改進，他說：

“所有國家都有立法權、針對萬民法的執行權、針對公民法的執行權這三項權力。”

這樣，真正說來權力只有兩大類——制定法律的權力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執行法律的權力又分為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前者依據法律而積極行動，具有擴張性；後者只有在法律被觸犯時才發揮作用，具有保護性。

根據孟德斯鳩的解釋，“立法權”就是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的權力；“針對萬民法的執行權”就是對外媾和或宣戰、派遣或接見使臣以及維護內部治安、預防外敵的權力，它相當於洛克的“對外權”，孟德斯鳩稱之為“國家行政權

孟德斯鳩的三權與洛克略有不同

古代司法權的依附地位

一般來說，掌握立法權的機構同時也會擁有國庫，把持國家財政；掌控行政權的機構則擁有軍隊，具備強力；而掌握司法權的機構則能判決一個公民是否有罪。

這三種權力一直存在於各種不同政體的國家中，希臘人的立法權由公民大會掌控，行政權和司法權歸於國王，所以王權經常呈擴張的趨勢，這也是雅典屢遭僭主制困擾的原因；在王政時代的羅馬，國王不僅擁有軍隊，還掌握案件的審理權，同樣實現行政與司法的合一，是為“王權”；當塔特文登上王位後，他不滿足於獨佔的兩權，還想繼續蠶食立法權，有意自己制定法律，不讓人民參與其中，最終遭到人民的抵抗，被驅逐出國，實現了共和。

羅馬共和國第一次將王權中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離開，他們把行政權分割給執政官、市政官和財務官等元老院的成員；再設立大法官來分掌司法權，負責審判私人案件；立法權則繼續保留在庫里亞或公民大會中。直到蘇拉、凱撒等軍事強人的崛起才逐漸合併了三權。

在歐洲的中世紀，“王權”由過去的行政與司法合一，變為行政與立法合一，司法權逐漸交給了臣民。從這時起，司法權的依附性變得愈加明顯。國王們發現自己無需審理每個案件，只要授意給下屬去審判即可。明朝初年，權力慾極為旺盛的朱元璋就曾下令“凡有大獄，當面訊”，試圖吞併司法權，朝廷重案皆由皇帝審理，法司無權過問。洪武十四年時，他發現一人難以兼顧那麼多政務，所以設立了四輔官。案件由皇帝先定性，然後再交四輔官封駁。次年，朱元璋才“命議獄者一歸於三法司”，將司法權交給了臣民去辦。

所謂的“三法司”就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受理天下發生的案件，都察院負責糾察刑部的工作，大理寺則對審判結果進行最終的複核。所有這些部門的官員都只是皇帝的臣民，替皇帝辦事而已。所以在明末，東廠、錦衣衛崛起之後，司法權的重心也就由三法司轉向了廠衛。皇帝可以授意廠衛逮捕任何人，而且還能由廠衛先定罪，然後再交三法司去走過場。司法權所依據的原則不再是法律，而是皇帝的意志。

孟德斯鳩在擔任法官期間，看到了王權干預司法權所產生的危害，法官之所以做不到公正，原因無非是兩個方面：客觀方面他會受到外界的干預，主觀方面他又會濫用職權。所以，首先要讓法官保持相對獨立，其次要對法官進行監督和制衡。在當時，擺脫王權的控制乃是當務之急。

司法權依附於王權是不公正的根源

司法權如何脫離王權的控制

孟德斯鳩在理論上將司法權從依附地位提升到三權之一，他說：“司法權如果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這個原則不僅說明司法權要具有相對獨立性，而且還告訴我們司法權不能像古代那樣依附於王權，它應與行政權和立法權並立。

王權控制下的法院常令人感到恐懼，因為只要皇帝不高興，誰都有可能被三法司逮捕及判刑。在地方，官員也是一個小小的皇帝，他們既能徵稅又可徵兵，還兼具處理平民糾紛的法官角色，所有權力都混在了一起。古代的平民之所以畏懼官員，就是因為他們具有捉捕嫌疑犯的權力，他集行政權和司法權於一身，官高於吏。

在現代社會，不僅立法權與行政權要適當分立，而且司法權也應擺脫依附性的地位。如果說立法機關的原則是公意，行政機關的原則是效率，那麼立法機關的原則就是公正。要想確保法官的公正性，就得保持其獨立性，確保在判案時不受外界利益的干擾。如果由人民選舉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麼他們可能會遷就民意，有時在重大的輿論壓力下，因不敢得罪民眾而做出過度的判決；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中央政府或議會單獨任命，那麼他們可能就會俯首聽命於具有任命權的部門。因此，

其次，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經任命，除非不稱職或者有違法行為，否則任何人都無法罷免他。因為誰擁有了無故罷免法官的權力，誰就凌駕於司法權之上。立法機關掌握財政、代表意志，行政機關擁有軍隊、代表強制，司法機關既無財政也無武力，所能有的只是判斷，要想不依附於兩權，它只能力爭保持獨立。一般而言，經驗越豐富，知識越專業，判斷才能越準確，所以法官的任職期限一般要比普通官員長得多，而且基本不會產生壟斷權力的危害。

最後，法官的薪俸應豐足，而且只增不減，用高薪養廉的方式來抑制腐敗。

怎樣防止法官濫用權力？

當司法權從依附地位中獨立出來後，它便成了法治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無論政黨如何糾紛，民意如何波動，法官唯一聽從的對象絕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他自認為的良心，而是法律。法官任何違背法律的行為都屬於濫權，應被追究責任。

孟德斯鳩說讓人畏懼的應是司法制度，而不是法官個人。法官只是司法權的執行者，因此當司法權要追究嫌疑犯的行為時，他有權為自己挑選法官，或者最低限度地要求避開某些法官。其次，某個法官不能長期佔據某地的法庭，他的任期雖然較長，但任地應靈活變動，因為法律一般具有全國性，法官不需要像地方官員那樣十分熟悉當地風情。最後，儘管法院不應固定，但判決卻應固定。同一情況的犯罪，不應輕重有別，判決書始終是精確的法律條文，而非法官的私人意見。

當法官濫用職權時，可由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共同進行裁決，例如行政機關發起彈劾，立法機關予於審判；或者由立法機關單獨進行審判，因為法官是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的執行者，所以當他違反法律時，必然要受到立法機關的追究。

結語：孟德斯鳩對司法理論的奉獻

司法權在古代一直依附於王權，當王權任性時，法官也就會跟著濫用職權。所以漢武帝、武則天這些專制君主當政的時候，酷吏之風也隨之盛行；洛克提出了三權理論，但他沒有注意到司法權，英國的司法和行政也常常混淆在一起。

孟德斯鳩幾乎可以說是第一個注意到司法權的人，他希望司法權能從王權的依附地位中掙脫出來，讓法官只服從於法律而不畏懼上級。他杜絕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分有司法權的做法，要在政治社會之外構建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系統。讓法官們僅僅根據法律來進行判案，不受民意、權力和利益的干擾。

這對於我們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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