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試圖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方面曲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阻礙世界發展和中國對外開放進程。究其成因,它是西方社會對中國歷史的錯誤認知、冷戰以來競爭博弈思維慣性、自由主義向保護主義的時代轉換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矛盾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究其實質,此謬論在理念與實際關係上陷入明顯的"錯位"漩渦,它誤解資本與權力的辯證關係,顛倒"新帝國主義"的主體和客體,誤判全球文明交往現狀和趨勢,進而嚴重偏離當今世界發展趨勢,暴露出西方發達國家為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和既定私人利益而遏制中國發展的醜惡面孔,折射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私狹隘性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解決方法的封閉僵化趨勢。中國既要端起歷史望遠鏡,保持戰略定力,正確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當下成就和未來發展,又要腳踏實地開創中國改革開放新業績,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中外交往,以實際行動駁斥西方論調的荒謬。
20 世紀中葉以來， 國際規則體系和世界發展進程的變革， 使那些曾經依靠暴力強權維護世界秩序的西方發達國家逐漸轉向訴諸隱蔽間接的形式控制世界， “新帝國主義”理念和政策便是西方發達國家操控、剝削和壓迫弱勢國家的常用工具。“新帝國主義”作為“國家和帝國的政治”和“資本積累在時空中的分子化過程”兩種要素矛盾的融合， 其實踐核心在於“剝奪性積累”。在這種積累機制下， 西方發達國家主要依靠隱蔽的暴力手段來維繫特定的非生產性積累。大量公共資產被私有化， 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剝奪特殊群體共有財產權的慣用方式; 金融危機和債務陷阱時有發生，成為國家管控全球性危機的途徑; 文化形態、歷史、智力變成知識商品， 成為發達國家資本運營和對付大眾的工具; 大量自然資源的商品化， 使全球生 態 環 境 資 源 成 為 商 品 交 換 和 謀 取 私 利 的 工具， 這些形式構成西方發達國家構建剝奪性積累機制和維繫新帝國主義統治的基本形式。然而， 21 世紀以來， 西方個別發達國家和輿論界將新帝國主義的實踐框架套用在評價中國發展問題上， 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中國在全球推行“新帝國主義”的結果。尤其是2018 年 2 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問拉美地區時在公眾場合大肆渲染這種論調， 引起許多學者的批判與反思。有學者認為將中國曲解為“新帝國主義列強”是美國“以世界憲兵自居， 痴迷於自己的霸權主義和排他性”造成的， 是“西方國家不遺餘力誹謗和妖魔化中國”的宣傳手段; 有學者認為將中國界定為“新帝國主義”只是根據“這個那個案例”， “從來就沒有系統分析中國與世界發展的整體圖像”; 還有學者明確指出: “中國是一個防禦性大國， 而不是新帝國主義國家”。這些為客觀思考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本質和意圖提供了重要參考， 但系統性和針對性分析仍顯不足。我們認為， 受歷史、思維、現實和制度等因素的影響，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已經從單一維度擴大到多維層面， 在理念和實踐關係上呈現明顯的錯位， 暴露出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該謬論正在破壞西方認知中國的真實性，中國必須在不斷加深自我認知的基礎上， 從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批駁該論調之荒謬，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西方認識中國的態度， 推進中國與世界的深度融合。
一、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基本表現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近年來，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推行系列排他性新政的助推下， 這種謬論逐漸從民間學術討論走向官方政策實施， 涵蓋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等方面， 暴露出西方個別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深度偏見。
第一， “中國經濟侵略”謬論。這種觀點將中國對外經濟交往新舉措曲解為經濟侵略行動， 涵蓋“經濟擴張論”“空間壓縮論”和“經濟操縱論”等。一是經濟擴張論， 它將中國崛起曲解為破壞國際規則的“經濟擴張”行為， 認為中國正在打造以貿易和債務為引領的 21 世紀特色帝國。二是空間壓縮論， 它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擠壓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空間， 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削弱了其他國家勞動者的議價能力。有西方政客宣稱， 與中國的貿易， 雖然會給拉美帶來利益， 但這種不公平的貿易“已經危害到這些國家的製造業， 導致了失業以及工人工資的降低”， 使拉美形成對中國的長期依賴。三是經濟操控論， 西方部分輿論誣陷中國政府是知識產權“侵犯者”， 指責中國經濟成就得益於對美國技術的“竊取”或者源自美國的“慷慨解囊”， 花樣翻新地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 炮製“中國匯率操控論”， 企圖從多維度抹黑中國對外經濟政策。
第二， “中國政治模式輸出”謬論。這種觀點不僅將中國對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活動曲解為中國強行輸出政治模式， 而且將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努力歪曲為中國謀求全球領導權的帝國主義強權行為， 尤其熱衷於用二元對立思維理解世界政治差異， 武斷主觀地認為除非走資本主義民主發展道路， 否則都是“歪門邪道”。例如近年來， 西方“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論認為中國發揮國有企業主導力量推進中國快速發展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表現， “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的醒目出場， 部分而言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所帶來的意外結果”， 它們希望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 按照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 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 以為如此便能實現“天下太平”， 甚至還把是否實行西方民主政治作為評價國際關係的尺度， 為世界各國國際交往劃分界限。近年來， 儘管西方一些曾經相信民主政治“終結”的學者的思想發生了變化， 提出一些質疑西式民主的論調， 但其“實質依舊是堅守自由民主制， 試圖通過強化國家構建修補與升級自由民主制， 為自由民主制進行再次辯護”。這在福山等 30 位學者聯合發佈的研究報告中暴露無遺。
第三， “中國文化滲透”謬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擴大孔子學院數量和規模的行動是中國向世界灌輸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帝國主義政策， 還子虛烏有地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世界影響力曲解為搞“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結果。有政界人士公開指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媒體的國際宣傳行動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偏離特朗普總統提出的‘美國優先’領導力”。還有研究報告將中國在美國的文化交往界定為一種“隱秘的、脅迫性的或腐化的”行為， 認為這“正破壞民主程序， 而眾多美國人仍渾然不覺”。甚至有西方國家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 取締、停辦當地多所孔子學院， 拘押、解僱和驅趕當地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和工人， 試圖阻斷中外正常文化交流。由此可見， “中國文化滲透”謬論正在成為西方個別國家官方政策和民間學界妖魔化中國的理論工具， 干擾著中外正常互動。
第四， “中國環境威脅”謬論。這種觀點將中國在亞非拉等地區的投資活動曲解為掠奪當地資源和破壞當地環境的“環境威脅”行動。有西方政客在演講中將中國在非洲的系列活動定性為“掠奪性行為”， 有人宣稱發達國家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中國卻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 呼籲向中國等國家徵收“碳關稅”， 還有人藉助生態問題詆譭、指責、干涉中國民主政治制度， 認為中國對外投資所依賴的國有企業力量客觀上是政府操控的工具。這些謬論實際上正在將曾經用來形容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帝國主義”概念轉嫁到中國身上， 企圖有針對性地限制中國的發展步伐。
以上謬論與西方對中國言論自由現狀的曲解、西方對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西方對中國網絡安全治理能力的誣陷和西方對中國科技發展目的的歪曲等相互影響， 正在推動西方話語霸權建構從局部到整體、從一維向多維轉化， 逐漸成為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典型代表。這種謬論的盛行不僅破壞全球經濟復甦和繁榮、損害民眾福祉並導致全球責任真空， 而且弱化甚至消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 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客觀評價。對此， 我們不可置若罔聞， 應當深入思考其成因， 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反思和應對。
二、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成因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生成有深刻的歷史、思維、現實和制度根源， 是西方對中國歷史扭曲認知、零和競爭博弈思維慣性、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時代轉換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在矛盾等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
( 一) 西方對中國歷史的扭曲認知
歷史上， 西方社會長期認為“中國”這個詞充滿帝國主義色彩。1644 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民族國家體系， 此後西方地緣政治話語逐漸超越東方文明話語， 成為主導世界體系的話語。
在此背景下， 西方不少學者將“中國”等同於“中央王國”的民族主義帝國敘事話語。這種觀念在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 的《中央的王國》中較早被提出， 在費正清的《中國: 傳統與變遷》中得到強化， 在冷戰期間兩種制度的博弈中得到深化， 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進入中國學術界、大學課堂和對外交往話語體系中， 被稱為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對西方國家的中國觀也產生深刻影響。20 世紀後半葉以來，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認識經歷了“接觸 + 遏制”“融合 + 牽制”“競爭 + 規制”的歷史演進， 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精英版中國觀”與“大眾版中國觀”的斷裂。其中， “精英版中國觀”因受西方扭曲中國觀的影響， 總是對中國的發展持有懷疑、擔憂、恐懼甚至對抗的態度。當前西方個別發達國家和媒體錯誤地將改革開放 4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和對外交往戰略理解為“中國‘新帝國主義列強’”行動， 便是這種民族主義帝國敘事認知的現實體現。這種觀點若被用於解釋中國全部歷史過程， 不僅難以客觀揭示近現代以來中國的世界角色變化， 而且還可能曲解中國的全球發展新舉措。
( 二) 零和競爭博弈思維慣性
“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是西方輿論界長期受零和競爭博弈思維束縛的具體表現。首先，“非此即彼”是西方輿論界看待國際關係的慣常做法。歷史上， 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憑藉暴力掠奪從其他落後國家獲取原始積累， 實現自身發展， 這使西方輿論界習慣地認為大國崛起過程也必然伴隨著戰爭和衝突。儘管 20 世紀中葉以來， 受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約束， 西方發達國家對他國的掠奪逐漸變得隱蔽， 但這仍未徹底改變西方以競爭博弈思維審視外界的習慣。21 世紀以來， “一些西方國家把他們演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鼓吹為‘普世價值’， 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推銷， 對那些不認命、不順從他們的國家， 更是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近年來興起的“中國‘新帝國主義’”論便是西方輿論界迎合個別發達國家“普世價值”宣傳策略和對中國採取強制性打壓的新表現。其次， 殖民主義在西方國家歷史上長期佔據主導地位， 影響著西方國家看待非西方國家的思維方式， 影響著西方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評價。美國長期“以世界憲兵自居， 痴迷於自己的霸權主義和排他性”， 但 21 世紀以來， 美國霸權相對衰落， 它們在審視快速發展強大的中國時， 習慣訴諸殖民主義和霸權話語。2018年 5 月中美貿易談判期間， 媒體曝光的《平衡貿易關係》仍能看到美國對中國的霸權立場。再次， “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是西方個別國家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憂慮和偏見， 是一種“氣急敗環的無奈之舉”。長期以來， 西方個別發達國家或媒體固守冷戰零和競爭博弈思維， 看不到、不理解甚至不願意承認中國基於自身優秀傳統文化理念而形成的正確義利觀和共同發展理念， 看不到、不理解甚至不願意承認全球性威脅能夠通過平等合作得到有效解決。由此， 它們便在“中國威脅”舊話題基礎上炮製出種種新謬論， 干擾世界對中國的客觀認識。
( 三) 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時代轉換
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轉換往往對西方輿論界認識中國產生深刻影響， 也是研究“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生成的主要方面。20 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時， 西方許多學者批評中國國家監管過於嚴格， 呼籲中國實現全面自由和開放， 為外資在中國的暢通打開方便之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西方國家國際競爭優勢逐漸下降， 西方輿論界又開始宣揚貿易保護政策， 指責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過於激進， 對西方國家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當前， 全球化正處於轉型時期， 自由主義的傳統優勢受到挑戰， 新一輪保護主義發展勢頭迅猛。為應對全球經濟趨緩和發展不平衡問題， 西方個別發達國家通過退出多項國際組織和協議， 與韓國、日本等國建立排斥中國的雙邊協議， 推動貿易政策向保護主義方向轉變。這種轉變被西方某些國家領導人美名為“源於尊重的精神”和“基於合作而非主宰關係”的重大戰略行動。在此理念指引下， “美國優先”等保守主義政策有所抬頭。它披著“尊重”和“合作”的虛假外衣， 實則以犧牲世界共同發展為代價， 維護金融資本家集團壟斷利潤和美國國內經濟發展。中國推進的新型全球化政策著力推進世界各國的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 而西方卻認為這對其既定壟斷利潤格局構成威脅， 便動員媒體鼓吹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是“新帝國主義”政策， 抹黑中國國際形象。
( 四) 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在矛盾
資本主義的自私性和逐利性決定了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的構建需要建立在不對稱的交換關係基礎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要想維護較高的剩餘價值和壟斷利潤， 就必須創造一個不平衡不充分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 如此， 發達國家和地區才能從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獲取源源不斷的廉價生產要素。歷史上， 發展程度較為落後的中國曾一度成為西方資本流入的優選地， 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原料供應地、轉口貿易和產品加工中轉地。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 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 中國低端生產要素條件優勢逐步向高新技術優勢轉化，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不斷縮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優越性日益彰顯。正如詹德拉·穆扎法爾( Chandra Muzaffar) 在馬來西亞《星報》刊文指出的那樣: “正是由於中國作為一個全球大國的和平崛起挑戰了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導權， 西方國家才不遺餘力誹謗和妖魔化中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感受到其構建的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日益受到衝擊， 捏造出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 將全球生產和分工矛盾推卸給中國， 意在從體制機制層面醜化中國， 客觀上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三、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實質
當今世界正處於全球化轉型時代， “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 就不能身體已進入 21 世紀， 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 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裡， 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的各種表現折射出西方輿論界的世界格局觀正陷入“腦袋”滯後於“身體”的認知錯位旋渦: 它誤解資本與權力的辯證關係，顛倒“新帝國主義”的實施主體和客體關係， 誤判全球文明交往現狀和趨勢， 進而嚴重偏離當今資本主義發展趨勢， 折射出背後兩大經濟體和兩種制度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等領域難以調和的客觀矛盾， 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其長期苦心經營的私人集團利益而汙化中國 的藉口。
( 一) 它是對資本與權力辯證關係的誤解
資本和權力的辯證關係是認識新帝國主義的基礎性前提。要注意避免陷入純粹的政治或者經濟分析模式， 防止將二者關係誤解為“功能性的或片面性的關係”， 明確二者之間“經常是相互矛盾的關係( 也就是辯證的關係) ”， 也就是說， 既不能犯過度推崇權力因素對社會發展影響的“權力決定論”， 也不能犯盲目誇大資本因素對社會發展影響的“資本決定論”， 偏向任何一方， 都難以客觀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西方“中國政治模式輸出”論單純從制度層面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掩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世界意義，歪曲中國參與和推進全球化的目的， 導致全球發展困境的急劇加大和全球責任真空的出現。實際上， 全球化困境歷來與全球化進程如影隨形， 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基本由西方發達國家開啟和推動， 全球性困境的出現同樣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過度掠奪外界資源造成的。當今全球發展困境， 既根源於西方個別國家的“一國優先”政策， 也根源於“世界範圍的生產性投資不足”， 是“新自由主義信條主導經濟決策、導致經濟金融投機化的結果”， 而中國的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金融投機化對世界發展的破壞作用”。因此， 盲目以“權力決定論”評價中國， 錯誤理解了當前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目的。另外， “空間壓縮”“國家資本主義”“文化侵略”“生態轉移”等論調將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納入到純粹資本邏輯決定論範式下理解， 這既忽視了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事實，又忽視了資本與權力的辯證關係， 是對中國世界角色的扭曲認識。實際上， 中國在開展對外交往和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實踐中， 始終主張辯證認識國際局勢的大變革和大調整， 既要藉助資本的優勢服務於世界經濟高質量發展， 又要充分發揮國家權力對資本無止境逐利的引導和管控， 促進全球均衡發展。
( 二) 它是對新帝國主義的主體和客體的顛倒
長期以來， 西方發達國家因其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 能對世界歷史走向起到決定性作用， 往往被劃為新帝國主義理念和政策的實施主體， 而那些遭受強權國家壓迫和剝削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被列為新帝國主義理念和政策作用的對象。而當下西方輿論界炮製出的中國“經濟侵略”論、政治輸出論、文化滲透論、生態環境威脅論， 普遍顛倒了“新帝國主義”的實施主體和客體關係， 將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故意扭曲為施壓者和強權者，目的在於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 阻礙中國的發展。例如， “中國政治模式輸出”論試圖按照西方思維塑造中國民主制度建設， 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中國並不贊同西方發達國家依靠野蠻霸權方式對外輸出民主制度的方式，而是正在超越西方“主客二分”和“非此即彼”的舊模式， 本著相互尊重和對話協商的理念與世界各國交流治國理政經驗， 探索主客對等和良性互動的全球政治交往模式。“中國環境威脅”謬論是西方生態帝國主義理念在中國的誤用。生態帝國主義原用於表達西方發達國家侵佔和掠奪全球生態環境和資源， 解決資源稀缺和贏得豐厚剩餘價值。但 是 隨 著 勞 倫 斯 · 薩 默 斯 ( LawrenceSummers) 等人提出向第三世界轉移汙染的“生態環境轉移論”以來， 生態帝國主義內涵正在從“超強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國際環境治理秩序與交往”向“政策議題設定、理論話語闡釋、經濟技術路徑供給”演變。由此， 生態帝國主義表現出與傳統帝國主義殖民戰爭和暴力統治相比更加綜合、隱蔽和欺騙性的特徵。當前西方輿論將過去西方發展造成的環境破壞巧妙地轉嫁給中國， 將中國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行動納入“資本邏輯決定論”框架內， 目的在於為資本主義經濟擴張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做辯護， 進而維繫其生態霸權統治。
( 三) 它是對全球文明交往趨勢的誤判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 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推銷商品、吸引受眾和刺激消費， 製造全球消費主義風氣， 逐漸形成美國媒介特色的跨國公司文化， 這成為美國實施文化帝國主義的主導力量， 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的傳播流向基本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流向不發達地區。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 發展中國家崛起， 文化交往出現反向流動趨勢。《戰狼》《流浪地球》《哪吒》等中國電影引起西方社會的廣泛關注， 反映出亞洲國家不少優秀電影、音樂作品開始流向西方， 正在被西方社會所接受。而西方一些學者卻仍以固有價值觀念審視這種文化流動趨勢， 藐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步， 固執己見地認為“不發達國家要想解決本民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困境， 須以西方文化價值理念作為發展藍本”， 這種忽視中國等亞洲國家本土文化魅力和影響力的觀點反映出西方對中國的全球文化政策的認識逐漸走向虛無主義， 即西方輿論固守“普世文明”的優越性， 鼓吹種族主義， 否定文明多元多樣， 拒斥文明交往的平等性和開放性， 在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影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理念的國際傳播上表現出誣陷、牴觸、排斥和否定的態度。因此，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立場， 竭力矮化乃至醜化中國形象， 其本質目的在於維護自身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話語霸權”， 它是文明衝突和文明對抗論調的現實反映， 是西方長期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一環， 註定難以適應當前全球文化共存共融趨勢。
( 四) 它是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偏離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客觀規律性。身居歷史發展大潮的人們， 只有順應和把握社會歷史發展趨勢， 尊重客觀規律， 才能形成正確的歷史認知， 科學預測未來發展趨勢。當今世界發展進入特殊時期: 資本主義佔據主導地位， 但社會主義優勢逐漸顯現; 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 但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 逆全球化有所抬頭， 但全球化仍不可阻擋; 保護主義勢力有所上升， 但自由貿易仍是人心所向;單邊主義花樣翻新， 但多邊主義仍是眾望所歸。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論對世界發展和中國角色的認知嚴重背離了上述發展趨勢。21 世紀以來， 中國與世界各國關係發展突飛猛進， 尤其是中國與第三世界的貿易和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對全球經貿格局和秩序重構產生系統性影響， 這促使全球經濟發展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和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而“中國‘新帝國主義’”論將中國的發展道路曲解為“國家資本主義”， 不僅在理論上忽視了“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特定內涵( 列寧等人用它描述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 混淆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與市場經濟的特殊， 企圖以政府作用和國有企業的存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 而且忽視了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績是中國人民依靠團結互助和辛勤勞作所鑄就的事實， 沒有客觀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 沒有認識到中國對外交往理念和政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情懷。它固執己見地堅守對抗競爭思維， 實際是在呼應國際經濟格局中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轉換局勢的客觀現實，是為了滿足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實行全球階級統治的客觀需要， 根本目的在於擾亂中國和世界的正常發展。
四、如 何 應 對 西 方“中 國‘新 帝 國 主義’”謬論
面對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對中國對外開放的干擾， 中國應以實際行動揭露其虛假性。中國既要在客觀認識自身歷史的基礎上看待中國的現實和未來， 又要腳踏實地地開創改革開放新境界， 積極推動全球經濟均衡發展、全球秩序公正有序、全球文明共存共融和全球生態和諧美麗， 推動世界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 一) 以合作共贏引領全球經濟均衡發展
“中國‘經濟侵略’”論曲解了中國推動全球發展的目的。對此， 中國需繼續以合作共贏理念為引領， 推動全球經濟均衡發展。第一，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尤其要堅持正確義利觀， 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幫助。在對外投資和貸款時， 中國應充分尊重“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民主決策意願， 加強對沿線國家債務貸款實際情況的調研和管控， 全面評估沿線各地實際償債能力， 制定出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的貸款方案， 同時採取有效措施預防當地陷入“債務陷阱”。第二， 積極為全球各國發展搭建平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不是中國的獨唱， 而是各國的大合唱”， 它的常態化舉辦既是中國全面擴大開放的新舉措， 也是中國引導國際資本服務於世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探索。第三， 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中國既要深化擴大開放， 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設， 為中外企業的合作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又要直面全球經濟發展的現實困境， 堅持“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 堅持創新驅動、協同聯動、公平包容， 著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讓經濟全球化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人民。“一帶一路”倡議奉行開放主義， “致力於推進世界和平與合作而不是助長強權競爭”。截至 2019 年 7 月底， 已有 136 個國家和 30 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 194 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這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夥伴不斷擴充， 合作機制逐步完善， 合作成果越來越豐富。未來， 中國應繼續與各國共同精心“繪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 讓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 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 二) 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動全球秩序公正有序建設
“中國政治模式輸出”論歪曲了中國的全球民主政治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生成在中國有其深層的實踐基礎。新中國成立 70年來，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經歷了從“另起爐灶”“打 掃 幹 淨 屋 子 再 請 客”“一邊倒”， 到“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到“團結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 再到“韜光養晦， 有所作為”以及“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轉變。這表明， 中國越來越意識到， 西方發達國家依靠霸權強行對外輸出民主制度的做法偏離了時代發展軌道， 世界呼喚新型全球政治交往理念和模式的產生。中國需著力推動世界各國共同克服那種單一國家或利益集團操控國際交往模式的侷限性， 打破西方“民主和專制”的二元對立思維， 為人類探索更加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開闢新空間。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導“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 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 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是中國解決全球治理困境的新理念。面對西方輿論界對中國全球角色的誤判，中國需繼續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領下， 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全球治理機制: 繼續推進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舉辦， 加強各國政黨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 積極參與 G20 集團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 推動全球治理機制向更加公正方向發展; 推動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地區性乃至全球性文明對話平臺的建設， 促進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鑑; 推動各國本土發展戰略與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有效銜接， 建設清潔美麗的全球生態環境。此外， 中國必須直面世界貧富差距拉大、資源分配不公和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 使各國在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指引下共謀發展。
( 三) 以互學互鑑促進全球文明共存共融
“中國文化滲透”謬論沒有認識到中國與世界各國文化之間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辯證關係， 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文化外交進程中存在文化自信不足和國際話語權較弱等問題。中國必須將增強文化自信和推進人類文明的互學互鑑結合起來，才能為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力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從而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打下堅實基礎。首先， 中國應特別重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全球文明交往的智慧和力量。經過長期凝練， 中國將“和合”文化融入文明交往理念， 逐步形成了中華文明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價值導向， 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氣質，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 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引領全球文明交往理念的變革。其次， 中國應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融合中提升文化自信， 既要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 又需融入人類自由解放和發展情懷， 同時還要維護人類文明平等交往的公正性。再次， 努力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中國需保持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開放姿態和兼容幷包的文明交往情懷， 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開放包容、互學互鑑， 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最後， 繼續以和諧共生理念引領文化“走出去”， 繼續實 施 包 括 建 設 孔 子 學 院、舉辦“中國年”等項目在內的一系列文化“走出去”戰略， 在互學互鑑 中 擴 大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的 世 界 影響力。
( 四) 以綠色發展引領全球生態環境保護
“中國環境威脅”論是對中國的全球生態治理理念的誤解。“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從來都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和人與自然相處的客觀規律的， 只有順應自然， 尊重並保護環境， 才能創造美好未來。中國應堅決反對資本利益導向的生態文明觀， 致力於以綠色發展理念引領各國共建清潔美麗的世界。綠色發展理念追求的不是經濟社會單向度的發展， 而是人、自然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首先， 中國倡導“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以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中外合作， 與國際社會一道構建綠色金融、綠色投資和綠色貿易體系， 以實際行動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其次， 中國需繼續推動世界各國加強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領域的交流， 共同治理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海洋環境汙染等生態問題， 以實際行動反對生態霸權主義。再次， 中國將繼續反對生態機制控制論調， 力促各國同舟共濟踐行綠色發展理念， 引導各國辯證處理好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加快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共建清潔美麗的世界”， “讓子孫後代既能享有豐富的物質財富， 又能遙望星空、看見青山、聞到花香”。最後， 中國須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 統籌兼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應對全球生態問題上的歷史責任、發展階段和應對能力的差異性， 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態治理規則和全球生態治理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 受歷史、思維、現實和制度等因素的影響， 西方“中國‘新帝國主義’”謬論可能長期存在併成為阻礙中國對外開放不容忽視的因素。對此， 中國首先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毅力， 正確把握自身歷史發展脈絡和精髓， 構建中國特色對外交往話語體系， 以“傳播理念”為根本， 按照“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我為主、融通中外”的要求， 著力講述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其次， 中國須堅定“亂雲飛渡仍從容”的定力， 牢守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 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清醒冷靜地辨識和應對西方錯誤論調的迷惑，心無旁騖地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兼濟天下地推動世界高質量發展。再次， 中國須彰顯“不畏浮雲遮望眼”的格局， 穿透西方話語迷障， 客觀審視自身發展實際， 避免“過度自誇”或“過度貶低自我”引起的外界誤解， 還要“跳出盲目狹隘的本土主義發展舊框框禁錮， 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全球主義發展觀”， 推動世界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是未來中國有力駁斥和應對西方種種謬論的前提和底氣。
（作者： 張繼龍，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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