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三十六：中國近代的佛教復興2
(3)居士佛教的興起
中國清代乾隆皇帝採取了把佛教教團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方針，使清末佛教的實權漸漸脫離佛教教團而轉入在家居士之手。儘管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受到限制和排擠，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居士佛教仍然興盛起來。
①刻經與印刷出版佛書
隨著佛教的衰落，清末的佛教典籍已散失殆盡。為了振興佛教，楊仁山居士信佛後，就廣搜亡佚經典，刻印流通。1897年，楊仁山在南京延齡巷住所設立" 金陵刻經處" ，4 年後即1901年，他捐出私宅作刻經處。金陵刻經處是一個兼有出版、發行任務的佛教文化機構。它的成立，對於近代佛教的傳播，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後，在上海、北京等地，諸如" 佛學書局" 、" 佛經流通處" 之類的機構，便都相繼地" 應運而生" 了，使得佛教典籍重新得到流傳。大藏經的刻印事業，在近代也先後興起。
1909年，中國第一部用鉛字印刷的大藏經《頻伽藏》在上海印刷流通。這一時期還有宣揚佛教文化、研討佛學義理的佛學刊物出現。近代中國門戶洞開，西方技術和思想得以傳播。佛教界為了維護生存和宣傳發展，也隨時代變化而變，採用新式傳播工具弘揚佛法影響社會。民國以後，許多佛教界人士和研究者創辦了大量的佛學刊物，研究、介紹佛教思想。1912年，狄楚青在上海創刊《佛學叢報》，這是中國近代創辦最早的佛學刊物；1913年，太虛在上海創辦《佛教月報》。
②僧眾辦學
中國佛教僧眾辦學始於20世紀初，戊戌變法以後，各地辦起了不少僧學堂。1903年，湖南僧人笠雲得到日本僧人水野梅曉之助，在長沙開福寺首創湖南僧學堂。繼起的有文希在揚州天寧寺設立的普通僧學堂，月霞和諦閒在南京三藏殿舉辦江蘇僧師範學堂，開始用新的方法培育僧才。晚清佛教在社會上已衰弊至極，但在文士當中，佛教義學反而出現異常活躍的氣象。1907年，楊仁山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又創辦祗洹精舍(又名梵文學堂），聚眾講學。他親自講授佛學課程，教授僧俗學生，一代佛學大師太虛和知名佛教居士謝無量等都是這個學堂的學員。他自編《佛教初學課本》，並聘請蘇曼殊等學者教授梵、英等語，培養新式佛學青年，雖然不到兩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在中國近代佛教上，" 祗洹精舍" 的創辦，首開近代新式佛學教育風氣，影響深遠。中國近代佛學史上的旗幟人物名僧太虛和名士歐陽漸，都出自楊仁山門下。1911年楊仁山去世，歐陽漸繼承楊的遺志，經營金陵刻經處；1912年他與李證剛等人創立佛教會。上述學堂為時不久即告停辦。辛亥革命後，佛教各類院校再度勃興，分佈於全國各地。其中較著名的有月霞於1914年在上海創辦的、專研華嚴教義的華嚴大學；月霞還在杭州、常熟等地舉辦華嚴大學；諦閒於1914年在寧波創辦的、專研天台教義的觀宗學社(後改名弘法研究社）；月霞於1917年在常熟興福寺創設的法界學院。這些佛學院成為中國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學人才的專門學校。這些不同類型的佛學院，先後為各地培養了一批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
近代中國佛學教育逐漸由寺僧而面向社會各個階層，普及佛教，培養青年僧伽，造成社會青年和學子學佛、做居士的風氣，所以近代佛教有" 居士佛教" 的美稱。當時有一些著名人士受佛學教育影響而學佛並投入佛門，如作家蘇曼殊、藝術家李叔同等。大量在家信徒的活動形成一股社會潮流，有形無形地影響著社會變革。
20世紀初，佛教在家信團出現。1918年創立於上海的" 居士林" ，後又改名為" 世界佛教居士林" ，為佛教在家信徒團體。居士佛教的興起，與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是密不可分的。
③代表人物：
楊仁山(1837-1911)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畢生弘揚佛法，刻經辦學，印刷佛像，翻譯佛經，是當時中國佛學界泰斗，遺著有《楊仁山全集》十二種。
楊仁山具有各宗深厚的學問，但以淨土為學佛的歸宿。他的居士佛學，強調信解佛法；而飲食起居等皆按常俗辦理。作為在家居士，他潛心佛學，每天勘印講學，夜晚誦經唸佛，靜坐觀想，經常通宵達旦，是近代新式居士修行方式開創者。他對佛學研究有獨到見解，主張" 先聖設教，有世間法，有出世法。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顯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楊仁山一生刻經辦學，普及佛教。1894(光緒二十年）年，又與日本、朝鮮佛教復興運動相呼應，著手在中國實施振興佛教計劃，包括編撰佛教教材、創辦學校、蒐集和刻印佛經等。1897年，他在南京設立" 金陵刻經處" ，後捐出私宅作刻經處。金陵刻經處作為一個兼有出版、發行任務的佛教文化機構，對於近代佛教的傳播，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他對中國近代佛教的最突出的貢獻。1908年，他在金陵刻經處成立祗洹精舍，親自講授佛學課程，教授僧俗學生。他自編《佛教初學課本》，並聘請蘇曼殊等學者教授梵、英等語，培養新式佛學青年，雖然不到兩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但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 祗洹精舍"的創辦，首開近代新式佛學教育風氣，影響深遠。
中國近代佛學史上的旗幟人物名僧太虛和名士歐陽漸，都出自楊仁山門下。
在中國近代佛學史上，在刻經、辦學等方面，楊仁山都是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1910年，楊仁山在南京創立佛學研究會，自任會長。研究會每月開會一次，每週講經一次，聽者踴躍。這是培養佛學人才的另一種辦法，在當時也很有影響。楊仁山通過祗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培養出來的人才中，有些人在佛學研究和佛教革新等方面作出一定成績，成為中國近代佛教發展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譚嗣同、太虛、歐陽漸、章太炎等。
在國際交往方面，楊仁山做了許多促進佛教發展的事業。他於1878年至1886年(光緒年間）兩次隨曾紀澤率領的中國外交使團出國到倫敦、巴黎，考察英法各國的政治、工業。他在倫敦結識日本留英的佛教學者南條文雄(1849-1927)。回國後，與南條文雄互相交換兩國所缺佛經，刻印流通，並得到日本弘教書院的縮印《藏經》及南條文雄所贈中國失傳經疏。他選擇其中一部分計劃刊印，編入《大藏輯要目錄》，本計劃陸續雕印大、小乘佛典460 部，3320卷，但在他生前只印出2000多卷。這對於當時缺乏佛教文獻的中國佛教研究的開展有很大促進作用。楊仁山同日本其他一些佛教學者也有不少交往。1894年，他同英國人李提摩太一起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1895年，又與錫蘭(斯里蘭卡）的佛教居士、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在上海會晤，相約復興印度佛教。在同這些佛教界的國際友人的交往中，擴大了中國佛教的影響。
楊仁山作為近代居士佛教奠基者，是近代中國佛學復興的關鍵人物，竭力啟人信心，推動居士佛學，是20世紀20-30 年代引導中國居士信佛的原動力。他對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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