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資料圖/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17世紀肆虐英格蘭的黑死病，曾導致倫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但這場瘟疫對英格蘭北部卻影響甚微，止步於曼徹斯特郊外的一座名叫亞姆（Eyam）的村莊。
當疫情波蔓延至亞姆村時，村民們沒有四散逃離，而是決絕地用石頭壘起圍牆，將整個村與瘟疫封閉在一起，阻止了疫情向外擴散。為了維持生存，他們在岩石上鑽孔，把醋泡過的硬幣放進去（當時認為醋可以消毒），向村莊周圍的商人換取肉和糧食。
如今，亞姆村的石頭牆遺存依然保留在原地，交換銀幣的小孔被遊客摸得發亮——這裡成為亞姆村瘟疫博物館的一部分，講述著那段充滿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的故事。
在全世界，瘟疫/抗疫博物館是一類特殊的存在。這些以健康和疾病為主題的博物館，記錄了人類的瘟疫史和醫學進步史。早在1906年，國際醫學博物館協會就已經成立。
然而，中國至今還沒有一座國家級的醫學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履生近日呼籲，有必要建設一座國家級的“中國防疫博物館”，紀錄從非典到新冠肺炎的歷史，紀錄中國人民在新世紀為生命而拼搏的歷程。
陳履生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解釋，近100年來，我國曆經多次重大疫情，例如1911年的東北鼠疫，以及新世紀的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經驗教訓較為深刻，應該用博物館來紀念這一史無前例的戰鬥。
亞姆村瘟疫博物館。圖/亞姆村瘟疫博物館官網
用一座防疫博物館“給歷史和未來作出交代”
新京報：這次新冠疫情期間你在做什麼，怎麼看待這次疫情的影響？
陳履生：1月15日，我的個人畫展在列支敦士登國家博物館開幕，第二天就去了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考察了13家博物館和美術館，21日經巴黎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後就感覺到了疫情的擴散已經超出想象，但當時並沒有感覺到像現在所認識到的那麼嚴重，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還在外面吃飯。沒想到初一以來，疫情一天比一天嚴重，所以只能聽從政府的號召，宅在家裡。
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時間。這一個多月裡，當然沒有閒著。我首先是整理在羅馬尼亞考察博物館的一些心得和體會，寫了9篇關於羅馬尼亞博物館的考察文章。其間，開始醞釀提出建立“中國防疫博物館”的想法，並開始做關於瘟疫類博物館的研究，以及與醫學相關聯的一些博物館的考察和研究。這就有了關於建立“中國防疫博物館”的文章，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響應和認同。
新京報：你經歷過幾次印象深刻的疫情？這次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陳履生：一生中能遇到一次如此規模的疫情都很罕見，歐洲的黑死病300多年也就那麼一次。這次疫情出乎我的想象，也出於國人和全世界的意想之外。
當然，我會想到17年之前的SARS，那時從城裡“避難”住到了昌平，但感覺沒有太嚴重，第三天就進城了，整個SARA期間都沒有戴過口罩。今天要比17年前更為嚴重，上次沒有“封城”，雖然建了小湯山醫院，規模也不如今天武漢的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
而且，這次影響到全國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影響到一年一度傳統春節的喜慶氛圍。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很多人在醫院中度過了春節，度過了整個正月。醫護人員至今還奮戰在崗位上，還有很多人要開始返工而不能，武漢還在“封城”之中。
這次如此嚴重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可以說，人生中能經歷一次都很罕見。而經歷過從SARS到新冠肺炎，我們這一代可能在歷史中都是為數不多的。
亞姆村瘟疫博物館。圖/亞姆村瘟疫博物館官網
新京報：你呼籲建立中國防疫博物館，有什麼必要性和迫切性？
陳履生：這次疫情對我們和對世界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也都感受到切膚之痛。我想，我們應該用博物館的方式來關注當下，給歷史和未來作出交代。重要的是通過建立一座博物館，像紀念碑那樣的存在，把這段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讓人們瞭解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以及傳染病的危害，以教育後人既要樹立正確的公共衛生觀念，也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非典的教訓，沒有給社會留下一份直觀的遺產。那麼這次新冠肺炎的沉重教訓，我們不能忘記。建立“中國防疫博物館”所表現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是從現在開始，要系統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種各樣能反映這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一些物品、資料等，包括李文亮醫生的相關資料，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還有一些特殊病例的診斷資料等等。保留這些與生命關聯的重要遺存，既能反映社會問題，也能表現社會的積極作為。
目前國內差不多有十家博物館開始徵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各種物品，這是博物館人的一種積極反應。今天的現實就是未來的歷史，而未來的歷史所反映的正是我們今天的狀態。其中有很多是值得記取的教訓，也有值得反思的內容。顯然，有些問題的反思不僅僅是當下，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可能會有幾代人的責任。因此，今天建立一座“中國防疫博物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展現在我們面前。
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Casa Filipescu-Cesianu博物館。受訪者供圖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口罩盒應納入博物館
新京報：你認為防疫博物館展現的時間範圍主要是什麼？應該納入哪些展品和內容？
陳履生：我認為“中國防疫博物館”應該在專業範圍之內，把新冠肺炎與非典以來的中國防疫、戰疫的歷史完整展現出來。這是中國當代史的一部分。
還可以往前延伸，比如毛澤東主席1958年寫作《送瘟神》反映的餘江血吸蟲病防治歷史。還可以放眼全球防疫史，包括300多年前歐洲黑死病疫情等等，都可以納入到博物館。這次疫情不僅關乎我們的城市和國家，已經波及世界很多國家，我們要有一個世界的概念，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來對待防疫問題。
博物館裡的展品，可以包括醫護人員的日記和病患記錄，像李文亮醫生的材料。還有一些文件、用品，比如口罩。如果能把世界各地生產的口罩集中起來陳列在一個櫃子裡，那也是很精彩的。不僅讓我們知道，僅僅口罩就如此豐富，也能聯繫到100多年前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先生的傑出貢獻（伍連德指揮撲滅了東北肺鼠疫疫情，設計“伍氏口罩”，讓中國人第一次用口罩預防傳染病）。從中我們能看到世界多樣性在口罩上的反映，以及口罩折射的歷史過程和當下狀況。
博物館還應該集納一些普通人的資料，以及日本捐給中國寫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口罩包裝盒這類有社會影響力的物品。博物館也可以展示科學防疫中的一些新儀器和設備，看到治療新冠肺炎的各種方案，以及不同階段的認識，等等。總之，我想內容是多樣性的，只要能夠反映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各種物品、文件、資料、影像、音頻、視頻，都可以納入徵集範圍。
未來的展示應該有一個整體的大綱、脈絡，有具體成果的展現。當然我們還不能忘記對逝者的悼念，把失去生命的那些人的姓名鐫刻在博物館紀念牆上，讓後人瞭解在公元2020年年初所發生的一切。
墨爾本大學醫學博物館。受訪者供圖
超出專業領域，在公共範圍內起到教育作用
新京報：不同於文化、藝術、科學類博物館，防疫博物館有特殊性和特定功能。你認為防疫博物館會如何體現博物館的社會功能？一座博物館能夠對防疫事業做出什麼貢獻？
陳履生：不管是防疫，還是疾病、醫學，這類博物館都具有鮮明的專業性特質，都和生命關聯在一起，因此會有很多專業的內容。
我去過的全世界370多家博物館中，很多綜合性博物館中有類似內容，或者有特定展區，或者有專門展櫃，來陳列與生命關聯的內容。總體來看，醫學類博物館的專業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性，因此傳播範圍不廣。醫學類博物館通常規模都不是很大，而且都和醫學院結合在一起，其專業範圍也都是服務於醫學院的教學。所以，這類博物館比之於其他博物館的公共性要差。
因此，未來我們如果建立防疫博物館，應該擴展專業範圍，重要的是在公共範圍之內起到教育作用。這座防疫博物館可能會成為全世界一座非常特別的博物館。如果它能夠在專業方面表現得很好的話，是能夠實現的。
墨爾本大學醫學博物館。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外國衛生、疾病類博物館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陳履生：以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醫學博物館為例。首先它歸屬於大學，沒有獨立建築，是在大學圖書館的樓上。其館藏特色是與大學學科關聯的著名教授的收藏，以及相關歷史。雖然規模不大，卻能輔助教學，能夠激勵後來者學習前輩學者的榜樣。因為這一博物館見證了大學的歷史，也反映了城市和國家在醫學方面的發展和成就。
新京報：亞姆村瘟疫博物館是專門記錄英國黑死病疫情的博物館，對我國建設防疫博物館有什麼啟發？
陳履生：英國曼徹斯特的亞姆村瘟疫博物館，記錄了300多年前歐洲黑死病的歷史，儘管這是那場驚世瘟疫的一個切面，反映的是一個小村莊中的人們無私奉獻的精神。當黑死病從倫敦向北蔓延，到了亞姆村，因為當地百姓自覺建立起隔離措施，使得瘟疫到這裡“戛然而止”。
這段歷史中的普通人，為了不影響他人，寧可犧牲自己。今天在亞姆村瘟疫博物館中所呈現出來的，正是這樣的教育意義和歷史價值。
未來要建設“中國防疫博物館”的話，將會給予我們一種歷史的呈現，又會反映人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顯現出來的很多事蹟，尤其是很多人忘我無私的奉獻故事，都能夠教育後人，激勵公民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這種教育意義反映在博物館中，不僅僅是作用於當下，更面向未來，在走向未來的每一個歷史時間段中發揮作用和影響。
新京報記者 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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