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查数据显示，3月6日，京东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刘强东卸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同时，张雱卸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以上职位，均由曹珂接任。
资料显示，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注册资本为2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国内快递（信件业务除外）等，该公司为京东运营主体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业内对此不断有声音称，随着刘强东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以及其频繁卸任京东集团下的公司的相关职务，说明他真的开始“放权”。
4个月第13次卸任
天眼查数据显示，这已是刘强东2019年11月份以来卸任的第13家公司。
近日，刘强东还卸任了京东数科运营主体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2019年11月，卸任京东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经理；
2019年11月，卸任北京佳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2019年11月，卸任京东云计算全资子公司江苏利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年12月，卸任京东物流运营主体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1月，卸任拍拍网关联公司南京拍拍蓝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1月，卸任天津京东云海云计算有限公司经理；
2020年1月，卸任京东物流全资子公司重庆京邦达物流有限公司经理；
2020年2月，卸任京东云计算全资子公司福建京东元洪云计算有限公司经理；
2020年2月，卸任京东物流全资子公司宁夏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2020年2月，卸任京东旗下娱乐传媒公司宿迁京东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2月，卸任京东数科运营主体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020年2月，卸任京东旗下物流公司天津煜东信德物流有限公司经理；
2020年3月，卸任京东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刘强东直接卸任了京东三级火箭之一——京东数科运营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这一次，刘强东放权的意味明显”，业内人士对此说道。
一直以来，无论是外界还是业内都清楚的知道，京东并没有二号人物，刘强东代表的就是京东。
最近两年刘强东“放权”意味明显，对于京东来说真的能行吗？
是放权还是“垂帘听政”？
其实早在2014年，京东上市，刘强东逐渐“意识到管理瓶颈后”，曾选择赴美留学，想过“放权”，但随后京东股价一路下跌，而且当时任京东商场CEO的沈皓瑜所有重大决策要向刘强东汇报，这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放权”。京东对刘强东的依赖越来越深。
在北京迈博瑞咨询的董事总经理马克· 纳特金看来，“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刘强东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不得不停下来。这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明州案”证明了京东和刘强东关系密切的风险性有多大。
改变、改革是提振资本市场对京东信心唯一且最佳的途径。除了他自己选择“退居幕后”，不断卸任京东集团旗下子公司相关职务。在集团架构上，京东下设京东零售子集团、京东物流子集团、京东数科子集团、京东健康子集团；在人员配置上，之前的职业经理人——CTO张晨、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首席法务官隆雨等出局，徐雷（执掌京东零售）、王振辉（掌管京东物流）、陈生强（京东数科）等一批年轻人走上前台。
在业内人士看来，“刘强东正尝试建立一套自我运转和发展的体系，或许他希望通过放权培养出有战略思考能力、自主决策的可以完全信任的管理团队”。
与此同时，刘强东还在京东内部开始进一步的改革，裁员和改薪闹的沸沸扬扬，包括10%高管末位淘汰，让管理层重新洗牌；还有京东物流大调整，刘强东取消快递员的底薪，降低五险一金，开除不够努力的员工。这也是刘强东在2019年对外最为高调的一次发声。
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后，京东很快确立了零售、物流、数科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方针，也是刘强东“退居幕后”之后一个崭新的京东。
这些调整和改变，京东也再次回到了增长轨道。3月2日，京东发布了2019年财报，全年的交易额为20854亿元，突破了两万亿；净收入为5769亿元，相比2018年同比增长了25%；年活跃用户为3.62亿。其中尤以2019年第三季度末的用户增长最为迅猛，环比增长了2760万，创下了过去12个季度以来的新高；净利润方面更是达到了122亿元，相比2018年净亏损25亿元。
在资本市场，经历2018年明州事件之后，如今在京东不断的前行以及业绩利好下，资本市场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截至3月5日收盘，京东股价44.62美元/股，市值达到652.41亿美元。
京东称得上是满血复活。
虽然刘强东越发的低调和不似以往频频高调发声，但外界一定不要会错意，放权并不等于退休，也不是刘强东不再管理京东的大小事，而是更加低调的在幕后处理相关事宜。
从他在京东数科的持股比例也可瞧出端倪。虽然刘强东不再担任京东集团旗下诸多公司的很多职位，但他在集团中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等主要职务并未发生变更，而且他在京东数科的持股比例有所增加。
根据企查查，刘强东在京东数科持股比例从14.02%增加至20.86%，是京东数科的第一大股东；新任法定代表人陈生强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9.95%。
刘强东虽然近期媒体报道不多，但他确确实实没闲着，2月21日，北京市委到京东总部调研期间，刘强东全程陪同，并向相关领导介绍京东在疫情期间的相关工作和规划；此外，他在3月2日京东2019年财报电话会议上还做了相关问题的回复和发言。
有不少人调侃称，“刘强东这是在垂帘听政”，毕竟班不是一下子可以接的。
京东正在成熟
几年前，刘强东曾在央视《对话》节目中这样说道，“如果不能控制这家企业，我宁愿把他卖掉。”
一直以来，刘强东人的印象除了强势就是对权力的热衷。
所以自从他创办京东，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说都是刘强东的决策，但多数决定均是由他拍板决定。他早已经和京东融为一起，对于消费市场、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刘强东就是京东，他对京东的影响超乎想象的大。一旦刘强东本人有什么风吹草动，京东也不可避免的被波及。2018年“明州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8年刘强东“明州案”发生以后，京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2018年11月23日，京东的股价一度跌到19.2美元，市值也跌破了300亿美元大关，距离其历史高点50.68美元/股，市值730亿美元（2018年1月），跌幅超过62%。
2019年10月24日，拼多多股价大涨12.56%，市值达464.48亿美元，超过京东的448.2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阿里、腾讯和美团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外界都在说，京东股价大跌就是刘强东明州案惹的祸。虽然这话有点绝对了（主要是市场、“毛衣”战等的影响），但却与此不无关系。
自此之后，刘强东越发低调，而且其也开始放权，“不仅培养徐雷当二号人物，还启动了京东轮值CEO政策”。
长久以来，刘强东的强势在业内几乎无人不知，外界理所当然的认为“京东是刘强东一个人的公司”。2018年，刘强东在接受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采访中也坦陈，“很多人都认为老刘很强势，觉得如果有事儿需要帮忙，找我底下的高管没有意义，找到我就能搞定。”
在创业之初，刘强东依靠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和强势的决策成就了京东，但随着京东的日益壮大，管理半径也越来越大，“一言堂”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显然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企业为此要背负的风险太大。“明州案”之后，终于让京东意识到，其确实为刘强东承担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京东对刘强东过分依赖的症状也是时候需要“医治”了。
放权和管理切分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如果一家公司的成功仅仅靠的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注定了它一定走不远。只有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合理的公司，才有可能获得最终的成功，任何一家有志于做大做强的公司，都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传承让其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下去。
就如同，马云在2009年将阿里改制合伙人制度，他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强调，“通过这一制度，能够使公司业务的核心管理层，拥有较大的战略决策权。依靠这一制度，阿里能够坚持102年，跨越三个世纪。”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让京东成为一家社会化的企业，而不是一个个人标签太浓厚的私人企业，是京东未来发展必须做出的抉择，阿里是京东的榜样，马云则是刘强东的方向”。近两年的京东和刘强东让我们看到它正向管理更加体系化、制度化的成熟企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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