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2012年，當我出版了《鄉愁裡的中國》一書後，給我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之一是，我決定嘗試將自己的研究和觀察目光投向自己的家鄉河南商丘，因為，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我第一次強烈的意識到，做了將近十年的記者，走訪了全國很多城市和地區，甚至還去了一些國外的城市和地區，寫了很多區域和城市的報道，在很多人眼中還成了所謂的區域經濟和城市問題專家，但我對自小在那裡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商丘及周邊地區卻是知之甚少，以至於無法準確回答“商丘為什麼叫商丘？”“商丘有什麼值得看的？”這些經常被提及的問題，對此，每次自己都頗感尷尬。
此後的幾年裡，我回到商丘的頻次明顯增加了，並嘗試過做家庭農場，嘗試將當地一種傳統小酒推向北京甚至全國市場，還儘量通過自己的專業研究為地方政府或企業的文旅項目（比如當年虞城的木蘭小鎮項目）提供建議，當然，作為研究者和寫作者，有時候也會在自己的文章和視頻節目中對商丘的在地文化進行表達，等等，希望以這種碎片化的介入方式對商丘多一些瞭解，並努力推動商丘在全國的公共表達和品牌傳播，甚至是產業轉型發展。
2018年5月4日，在方塘智庫做了三年後，我們決定將方塘的產品和服務在商丘落地，於是在當地建立了“重新發現商丘”項目組，並開設了《重新發現商丘》的新媒體平臺，致力於通過整合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力量和媒體資源，對新時代的商丘進行系統性、持續性和專業性的發現和講述，為商丘新一輪城市和區域轉型提供從戰略到方法論層面的支持，為商丘新一輪的轉型發展培育新動能，尋找新動力，助力商丘經濟的快速崛起和高質量發展。
河南商丘地標--商字
唯有重新發現，方有價值維新，當時，我們對商丘新一輪發展的基本研判至少包括：
其一，隨著多條國家幹線高鐵和高速公路的建設通車，事實上等於國家出資為商丘建設佈局了最強勢的基礎設施配套，讓商丘天然的地理區位優勢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大交通樞紐優勢，從一箇中原內陸城市，至少從通達性上成為了一個區域中心城市甚至是國家中心城市，對絕大多數城市而言，這絕對是可望不可及的歷史性和戰略級的超級資源配置，其背後可能帶來的發展紅利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商丘不但自身擁有920多萬的人口規模，而且，其周邊地區也多為人口密集地區，以其為中心的150公里半徑內，可直接覆蓋人口規模超過7000萬，這樣的人口規模及其背後的消費潛力和勞動力資源供給潛力，在一個“得人口者得天下”的“後人口紅利時代”，任何機構和企業都不能不為之心動，國家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也一定不會忽視這樣一個區域和城市的存在。
其三，商丘有著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不僅資源類型多元，而且具有豐富的全國乃至全球表達空間，在中國文旅的新價值時代（2018年中國旅遊總收入近6萬億元，旅遊人次超過55億人次，且增速大幅度超過國家GDP增速），商丘的文旅消費、文旅產業、文旅投資明顯處於價值低估週期，不僅文旅產業本身處在爆炸式增長的前夜，而且，考慮到文旅產業價值倍增和流量經濟的特徵，還將整體性、綜合性帶動商丘城市和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
商丘有著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
其四，越來越多的機構和企業不僅對商丘的快速發展形成了樂觀的預期，並開始加快對商丘的戰略性佈局，有的甚至“重倉商丘”，這直接拉昇了商丘經濟社會發展的多項指標，讓商丘經濟增速一度連續幾年領跑河南。而且，在很多時候，“樂觀的預期本身就是區域和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會直接帶動一波又一波的資本集聚和產業導入”，由此可以認為，商丘已經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甚至是跨越式發展的新增長週期。
面對這些顯而易見的常識性的和規律性的發展認知，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夠分享商丘新一輪增長週期的紅利，並致力於通過我們的服務和資源配置，參與到這種預期中的中長期快速增長過程當中去，與有關各方一起，在最大程度上成就一個具有充分戰略合理性和市場合理性的“商丘的新價值時代”，這是我們“重新發現商丘”的邏輯起點，也是我們希望讓改變繼續發生的戰略和情感訴求。
1、全面的開放，更大的發展
在我們看來，無論一個地區和城市的資源稟賦與歷史機遇有多好，其經濟快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從來都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發生的，而是需要在政府與市場、產業與城市、戰略與執行、國際與國內、社會與資本等各種各樣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調和與決策博弈中找到最佳的平衡點，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以最飽滿的開放熱情、最堅定的改革勇氣、最敏銳的專業判斷、最專注的創新精神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劇烈變革時代中為城市和產業的發展鎖定一個又一個確定性，最終找到一條通向繁榮和美好未來的道路。
而且，中國轉型，商丘故事，正是由於商丘在多個方面已經開始扮演新時代國家和產業變革敘事中的重要角色，比如，商丘是國家重要的交通樞紐、國家區域中心城市、重要的國家物流節點、國家重要的糧食主產區，還是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重鎮，在很多產品和產業類別中商丘的產能佔據了全國乃至全球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等等，這就意味著，在這一條已經延展開來的註定充滿荊棘的通往光榮與繁榮的商丘新一輪轉型發展之路上，我們將要看到的不僅是商丘一城一地的改革探索和轉型實踐，還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體現著中國新時代變革的價值觀與方法論，而這也是商丘的決策者和變革參與者們尤其需要關注和擁抱的一個轉型邏輯：商丘的新一輪變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吻合於、激盪於甚至引領中國乃至全球某一領域的轉型與變革大潮，將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商丘新一輪轉型發展中的戰略資源配置、政策資源支持和市場機會獲取——商丘需要“讓國家和時代變革的使命就是商丘變革的使命，讓國家和時代轉型的未來就是商丘轉型的未來，讓商丘發展的故事成為國家和時代發展故事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商丘是國家重要的交通樞紐
所以，不管之前商丘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表現為內部週轉和內部循環的特徵，至少從現在開始，商丘需要進一步加強的一個視野是：更加習慣於“跳出商丘看商丘”，將商丘的城市發展納入到區域、全國乃至全球的城市座標體系，將商丘的產業發展納入到全國乃至全球產業的價值鏈重塑進程當中，將商丘的傳統文化和現代轉型故事更多的向全國乃至全球去表達，等等，並將這種基於外部視野的洞察、思考和判斷，與商丘的轉型發展進行緊密而充分的互動，以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來激活商丘當地包括文化、生態、人口在內的獨特資源稟賦。
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不同，因為大交通、互聯網和平臺型企業的賦能，在讓每一個城市和區域（包括一些傳統的內陸地區和邊緣地區）都平等的獲得了與世界對話和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的機會的同時，也讓每一個地區和城市都可能隨時遭遇來自全球市場的產品和服務的衝擊，再也沒有絕對的區域市場和所謂的地方性企業了，所有的區域和企業都需要在經濟全球化的邏輯下來思考自己的興衰成敗，甚至是生死存亡。
對商丘而言，當一系列現代化的高規格的戰略性的基礎設施落地於此的時候，一方面為這裡打通了與全球連接的通道，但在客觀上也為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鄭州、西安甚至徐州和開封等城市對商丘的“虹吸”提供了便利，這種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所能帶給商丘的到底是“輻射紅利”還是“虹吸之弊”，將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商丘的戰略選擇、發展決策和行動效率——開放包容、主動作為、革故鼎新理當成為商丘新一輪發展理念的必然選擇，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和決策迎接開放，以更完善的服務體系擁抱開放，以更加大膽的改革推動開放，以高質量的全面開放，贏得歷史性的高質量的大發展。
當然，因為開放包容、交通便利和主動作為而帶來的商丘產業新故事已經發生。比如：睢縣“無中生有”，大力發展製鞋產業，年產能已達1.5億雙，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原鞋都”，並開始向著更高級別的鞋業小鎮模式挺進，其過程中，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區“騰籠換鳥”，當地3000多家鞋企要向外搬遷，一時間成為全國各地招商的“香餑餑”，睢縣縣委、縣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帶隊，多次赴雄安新區開展招商，前後舉辦了三次招商推介會，邀請了500多家制鞋企業負責人參會，從項目洽談到落地建設，為企業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務，直接促成了雄安新區製鞋關聯企業成功轉移至睢縣120多家。
商丘產業新故事已經發生
再比如，商丘市梁園區一家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貴友集團，搶抓 “一帶一路”機遇，大膽走出國門，到吉爾吉斯斯坦發展食品加工產業，在該國投資興建“亞洲之星” 境外經貿合作區，佔地8500餘畝，年飼養商品肉雞1000萬隻，年孵化商品雞苗1000萬隻，年加工飼料12萬噸和年屠宰肉雞800萬隻。這是河南省首家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榮獲了“絲路之星”稱號，生產的“楚河”牌禽肉產品已佔該國禽肉市場銷售額的49%，創造了商丘本土品牌在域外市場佔有份額的新高。
商丘市官方發佈的數據顯示：2016年至2018年，全市共計實際利用省外資金1942.9億元，投資3億元以上大項目397個；2019年上半年，實際利用省外資金388.9億元，規模居全省第3位，其中在建3億元以上項目136個，10億元以上項目21個。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迅猛。誰的開放度高，誰就能更好發展；誰的招商力度大，誰就能更快發展。擴大開放招商，藉助外力加快發展，是商丘近年來發展的經驗，也是商丘跨越發展的主戰略。”商丘市委書記王戰營曾公開表示。
2、讓改變繼續發生
在我們看來，對商丘未來五到十年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期依然是值得期待的：官方發佈的數據顯示，哪怕是在全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大背景下，商丘GDP增速依然保持著8%左右的增長速度（2018年是8.7%，2019年上半年是7.9%），不僅高於全國水平，在河南也一直處於第一梯隊，而就總量來看，剛過2300億經濟體量顯然與其本地近千萬人口、輻射周邊近億人口以及重要的國家戰略定位是不匹配的，快速做大商丘經濟總量至少在五到十年內應該都是商丘市和河南省甚至是國家層面重要的目標訴求之一。
從商丘現在的增長結構和動力看，消費拉動、產業拉動和投資拉動的色彩還是比較明顯，2019年上半年，商丘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8%，高於全省平均水平0.5個百分點，居全省第5位；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8%，高於全省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居全省第2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82.44億元，同比增長11.7%，高於全省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居全省第1位。考慮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處在較高增長水平（2019年上半年商丘市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83元，同比增長9.8%，高於河南省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居全省第1位），以及隨著文旅產業的快速發展，消費對商丘經濟增長的拉動依然有很大想象空間；考慮到商丘依然處於工業化加速階段，包括裝備製造、食品、紡織服裝製鞋三大過千億產值的產業集群在內，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階段，通過更加完善的產業生態的構建，不僅會進一步實現產業本身的增長，還將為更多跨界創新和異業融合提供支持，從一業興向百業興延伸，再加上文化和技術的賦能，增長潛力依然巨大；而投資就更不用說了，考慮到現在基數和體量，相較於很多同類城市和區域而言，甚至是相較於體量、區位、人口遠不及商丘的區域和城市而言，商丘的投資規模和增速都是相對較低的，潛力也很大（當然，這也需要商丘將更多的地方發展戰略和項目設計納入到國家整體的發展戰略當中去，並通過市場化的手段打通與全國乃至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以國家資本和全球資本為商丘的投資加碼）。
商丘未來五到十年的快速增長預期值得期待
再加上前面我們提到的商丘已經具有的交通樞紐優勢、人口規模紅利、國家戰略佈局、文旅產業崛起等，對商丘未來五到十年的快速增長預期，無論是在商丘本地還是在外部投資者看來，都是值得期待的。
不過，雖然對一個區域和城市而言，樂觀的預期本身就是重要的發展動力，但僅有樂觀的預期顯然是無法保證一個地區和城市的持續發展的，尤其是持續的高質量的發展。既往很多的發展案例表明，在依託於某一特別優勢資源帶來的強烈的樂觀預期引導下，很多區域和城市的發展模式要麼過度依賴於某一資源的變現，最終難逃“資源詛咒”的宿命（如中國的鄂爾多斯和榆林）；要麼過度發展某一產業而忘記了複雜產業體系對一個城市和區域持續發展的不可或缺性，最終因為產業結構過於單一，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和產業迭代，繁榮瞬間滑落（如美國的底特律和中國的大慶）；要麼過度享受於土地和房地產紅利的快速增長，不但偏廢了綜合產業結構的構建，而且因為房價的快速提升，限制了優秀人才的進入，降低了城市宜居宜業的便利，進而遏制了更多創新創業的可能，有的還不得不用多年時間來化解因為房地產化的無序擴張所帶來的苦果（這樣的城市在中國上一輪的發展中可謂比比皆是）。
所以，對商丘新一輪發展的思考和研判，除了對已經形成並還將繼續的樂觀預期加以深入的分析之外，還應該將更深層次的變革命題更加具體的對應到一系列關鍵詞和關鍵領域上，並進行全球化背景和市場化邏輯下的更系統的思辨，只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美好的改變繼續發生，更快的發生，更深層次的發生。
比如鄉村振興在商丘，除了具有基礎性的戰略價值，直接體現為補發展短板的邏輯之外，更重要的思考角度是，這也是商丘發揮長板優勢的重要體現——在商丘做鄉村振興，除了具有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的普遍的戰略價值外（確保糧食不減產，確保鄉村社會的穩定，確保鄉村環境的改善等），如果做好了，還將是大幅度提升商丘區域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的戰略平臺，是綜合體現商丘新一輪文化、生態、社會、經濟和政治全面轉型的戰略依託和空間載體。
商丘--木蘭祠
就我們的調研來看，商丘的鄉村與山西的鄉村有些類似，很多村落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符號，是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是重要的在地文化的本體，有著厚重的歷史人文價值，此外，在這些村落，還分佈著大量的民間傳說、民俗節慶以及文化遺存（木蘭傳說、伊尹祠、老家文化、倉頡墓等），這就使得鄉村成為了商丘最重要的文化空間。
基於此，在商丘的文旅產業和全域旅遊發展中，基於這些文化要素的鄉村旅遊一定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民權縣北關鎮王公莊村，全村共1366人，有800多人從事繪畫產業，有國家美協會員2人、省級美協會員42人、市縣兩級美協會員359人，以工筆畫虎為主，兼畫人物、花鳥、山水等，品種繁多，村中夫妻畫家、父子畫家、兄弟姐妹畫家及三世同堂作畫者比比皆是，每年9萬餘幅畫作不僅銷往全國各地，而且遠銷韓國、日本，年產值1.3億元，被譽為“中國畫虎第一村”。
當然，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對於很多村落來講，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面對這些存在於鄉村空間的大文化符號和IP，僅僅依靠村級、鄉級甚至縣級的資源整合能力往往是無法實現高質量挖掘、保護、傳承和創新的，至少需要在市級層面進行專門化的全鏈條化的市場化的甚至是國際化的資源配置，推動這些傳統村落以及依附於這些村落的文化資源的創新性發展、創意性轉化和高附加值價值變現，木蘭文化、狀元文化、老家文化，甚至是殷商文化，莫不如此，越是具有顯學性質和超級IP潛質的文化符號，越是如此。
從生態價值角度來看，豫東地區多為平原，村落密集，中觀和微觀水系交織，在這一地區的大生態治理邏輯中，與很多地區的山、水、林、田、湖、草的綜合治理邏輯不同，應該是河流、田地、村落、城市、湖泊等綜合治理的邏輯，其中，田地和村落因為空間面積大，甚至應該佔據主導地位——更加重視田野和村落的大生態治理理念應該給予重視，再加上田野和村落空間生態治理的歷史欠賬較大，更迫切需要革故鼎新、高位突破。
沒有鄉村的振興，就沒有商丘的高質量發展
在我們看來，截止到2019年，商丘已經實現了全部縣的脫貧摘帽，在新的階段，當以鄉村振興為戰略依託，價值化理解和開發鄉村資源，讓鄉村成為推動商丘綜合轉型的重要的戰略資源，成為實現商丘全域化良治的重要的空間依託、經濟依託和社會依託，可謂是“沒有鄉村的振興，就沒有商丘的高質量發展”。
再比如文旅產業在商丘，現在每年1600多萬的旅遊接待人次和超過34億元的旅遊總收入（東邊的徐州2018年超過570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超過770億元，西邊的開封2018年超過680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超過600億元），一方面當然可以被理解為商丘文旅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潛力，但無論是基於商丘豐富的文旅資源稟賦來看，還是從全國甚至周邊地區的文旅產業發展水平來看，商丘的文旅產業發展都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不但沒有真正成為商丘經濟快速增長中的顯著增長點，也沒有形成現代化的區域文旅產業體系，更無法在客觀上發揮拉動商丘高質量發展的引擎的作用，甚至無法有效的反哺商丘厚重而多元的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傳承（比如，無論是木蘭祠還是伊尹墓、倉頡墓，有限的旅遊收入甚至連基本的修繕維護都難以支撐，更無法拿出足夠的資金投入進行高質量的研究和現代文旅產品的打造）。
沿著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面對這些大量的“安靜的風景和沉默的文明”，商丘的文旅產業迫切需要在更高的層級實現跨越式發展甚至是“換道超車”，從景區建設、品牌營銷、文旅融合、智慧旅遊、產業投資、創新創業、平臺公司、產權改革、景城互動、鄉村旅遊、文旅融合等各個層面高起點推進，全產業鏈化、產業生態化的推進商丘文旅產業的轉型發展，以決勝於與周邊地區的客源競爭和中國文旅產業快速崛起的新週期。文旅產業的快速增長和轉型，不僅會對商丘的城市品牌營銷提供直接的符號支撐、流量支撐和場景支撐，還將在商丘歷史第一次真正實現文旅產業成為戰略性支柱產業的突破（文旅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10%甚至15%），推動包括製造業、食品、紡織服裝在內的一系列非文旅產業的文旅化創新性轉型，讓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加強勁，並通過文旅產業的發展，推動商丘城市和區域的綜合轉型、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具體內容我們將在後續《商丘文旅的新價值時代》中專題討論）
通過文旅產業的發展推動商丘的綜合轉型
還有就是樞紐經濟建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我們看來，截止到目前，至少從基礎設施的佈局來看，商丘已經是全國綜合交通樞紐城市和“一帶一路”物流節點城市，再加上近年來積極推進的現代物流和跨境電商的發展，以及綜合保稅區的建設運營，讓商丘的樞紐經濟屬性進一步強化（商丘還是全國第一個專門做了樞紐經濟發展規劃的城市），服務半徑和交易規模不斷攀升，未來可期，大物流產業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樞紐型城市概念也被認為是商丘未來最值得期待的產業選擇和城市價值之一。不過，從現代立體交通樞紐和大交通體系構建，以及功能完備的具有充分的產城融合色彩的內陸港城建設的角度看，商丘接下來還需要有航空（商丘機場正在建設）、智慧城市平臺、互聯網平臺企業等更加多元的樞紐型基礎設施和運營體系的加持，才能在更高層級滿足現代內陸開放高地型城市建設的競爭，才能更高效的服務於當地和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區域中心城市甚至是國家中心城市。而且，硬件和技術層面的樞紐基礎設施的建設，只是一個地區和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還需要有更多領域的軟性的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需要突破，比如，營商環境的進一步提升，教育、醫療、體育等公共服務的供給，還有會議會展、資本服務、研發服務、宜居環境等領域的市場化的服務供給，還需要有更廣泛的城市和地區文化認同的建構，以及更具開放性的自貿區的申辦和運營，等等，而這些背後實際上都依託於發達的城市經濟來完成。
按照主流的觀點，一個城市經濟的崛起，關鍵影響因素至少包括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治理能力三個方面，就地理區位而言，就像前面我們提到的，經過多年的國家戰略佈局和河南省以及商丘市層面的努力，除了航空和港口之外，商丘的高鐵、高速以及國省道路網密佈，交通樞紐的格局已經形成，內部、周邊以及面向全國的互聯互通格局已經形成，接下來，隨著航空、內陸無水港甚至河港的開通，以及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在商丘將形成更加強勢的區位優勢和大交通樞紐優勢；就資源稟賦而言，除了厚重的歷史人文積澱外，商丘的土地、水文、人口優勢明顯，如果能夠更加強化科技資源的導入和對接，並與存量產業的轉型升級、招商引資和創新創業進行深度互動，直接服務並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和城市競爭力，將使得本地良好的資源稟賦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由此，在這三者中，最大的變量就是治理能力了，這也是現代區域發展和城市競爭更具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所以，接下來，商丘在既有的城市治理改革創新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提升現代城市治理能力，構建適應於新時代國家變革和新一輪商丘轉型發展的現代治理體系，尤其值得期待。
此外，商丘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尤其是按照國家區域中心城市的戰略定位來進行城市功能的提升，比如，不斷集聚金融產業和服務，構建完備的投融資服務體系，並與全球資本市場打通，以全國乃至全球資本來支撐新一輪商丘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最大程度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並與區域和城市的產業和消費一起重構商丘高質量發展的新價值閉環；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增強與周邊地區的產業性聯繫，為周邊地區的產業發展提供服務支撐——當一個城市能夠高效的服務於周邊地區的時候，這個城市才是一個真正的區域中心城市；進一步提升城市中央商務區的規模和水平，並致力於構建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開放的多元化平臺，比如自貿區、內陸無水港的申辦和建設運營等；還要進一步提升宜居環境，配套一流的城市基礎設施，比如，國際會展中心、星級酒店、醫院以及較好的大學等；還要有高品質的商業服務設施，在商丘就可以滿足高質量的消費供給，並具有一流的購物休閒體驗；還要確保與周邊地區的大交通的聯通以及內部交通的通暢，立足於高質量的產業發展，為本地和周邊地區提供足夠多的更好的就業機會，從而吸引更多的來自周邊地區甚至全國其他地區的人口流入，避免人口的流出。等等。
城市自信立足於區域文化和精神資源的梳理、發現、表達
還有就是關於進一步思考區域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城市品牌營銷的創新問題。在新的時代和城市發展背景下，區域和城市自信的建立首先立足於對區域文化和精神資源的梳理、發現、闡釋和表達，最大化凝聚區域和城市內部的價值認同，並進行面向全國和全球的城市品牌營銷。商丘當地及周邊文化資源豐富，但很多文化符號和體系也存在歷史久遠、物理遺存較少或破落、缺乏系統專業的整理、當地的口頭流傳越來越弱化甚至出現斷代等情況，有的越來越表現出捕風捉影和過度戲說的成分，如果不能及時進行專業介入，並通過更多的研究與考證使其走向文本化、書面化、學術化與民間化共存的階段，將是當地文化資源的一大損失，不但無益於激發當地的文化自信，也無助於凝聚當地的價值認同，更無法適應於商丘新的歷史階段更高水平和層次的城市品牌營銷推廣。
全國很多歷史文化厚重區域和城市的發展案例表明，很多城市都陷入了過度重視歷史而無法守正出新，對歷史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敬畏和追逐有餘，對現代文化和亞文化的重視還不夠。在商丘的文旅產業發展、城市品牌構建以及城市精神塑造中，不僅要對豐富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進行發掘、提煉和表述，還要對現代文化和亞文化表現出足夠的敏感，對外來文化表現足夠的包容，求新求變，讓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和城市品牌，既能充分體現對厚重歷史人文的傳承，又能體現對現代城市發展積澱的張揚，還要能夠體現對未來城市想象的追求——商丘是一個歷史文化名城，還應該是一個現代化的時尚化的開放的國際化都市。
變革已至，未來已來，通達商丘，連接全球，城市商丘，宜居宜業宜遊。經過上一輪的快速發展，在21世紀正式進入第三個十年的新時代，一個全面開放、勇於改革、敬畏歷史、突破創新的新商丘已經在路上。在我們看來，哪怕是基於商丘現有的國家戰略定位和城市發展預期，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商丘要實現的不僅是GDP的倍增目標（要突破5000億元甚至更高，這將是一個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基本門檻），還要實現對每年過億的旅遊人次的動態治理（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每年接待的旅遊人次與常住人口比至少在10倍以上，甚至更高），作為一個真正的區域中心城市，不但要構建完善的現代生產體系，還要構建完善的現代服務體系，並能夠為周邊地區的發展提供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 而且，這些目標的實現還要以高質量的發展模式而非傳統發展模式來實現（更何況傳統的發展模式根本無法實現這些目標），想想這都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情，讓我們拭目以待靜觀其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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