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3月23日，敘利亞代爾祖爾省，美國支持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在擊敗“伊斯蘭國”聖戰組織後，在該組織的最後一座堡壘上升起了他們的旗幟。視覺中國 圖
就在今年3月7日，半島電視臺新聞網報道稱，在當地庫爾德人武裝的打擊下，位於敘利亞的IS飛地、“最後據點”巴古茲（Baghouz）的約有400名IS武裝成員投降。但這並不意味著IS的殘存勢力被徹底消滅，當前在當地庫爾德人武裝的攻打下，包括巴古茲在內的幾個IS殘存據點都進入到了戰鬥的關鍵時刻。
四年多前，IS領導人巴格達迪聲稱成立一個“哈里發國”（Caliphate），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這個恐怖組織及其成員們，用戰爭、恐怖襲擊、斬首視頻和大規模買賣性奴隸等手段，一次又一次讓處於所謂“文明世界”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感受著極端勢力帶來的殘忍與恐懼。如今IS基本宣告垮臺，“哈里發國”也不復存在，但在由IS佔領的一些地區，殘存的武裝勢力還在抵抗著來自西方和當地的軍事打擊。
IS一步步垮臺，也讓不少人開始思考：原先被極端勢力所佔領的地區，在未來該如何重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今年2月底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一些隱憂，包括IS作為政治實體，在垮臺之後，其恐怖主義理念的存在會否引發新一輪同情和效仿？IS掌權時在基建方面的“政績”，又會否勾起當地民眾的懷念？在這篇文章之外，一些媒體也擔憂，在伊拉克、敘利亞以及西方，各國各地政府會如何處置這些所謂的“聖戰者”俘虜，以及他們的“家人”。最近成為熱門話題的英國籍“IS新娘”沙米瑪·貝古姆（Shamima Begum）就表示，希望能夠回到英國撫養自己的孩子，但她的請求被英國方面駁回，甚至取消了她的英國國籍，理由是她的母親是孟加拉人，她要想離開中東可以回孟加拉國，但孟加拉國同樣不買賬。最新的報道是，貝古姆在當地生下的男嬰已經夭折。如何讓這些和IS有著不同程度關聯的人，在IS倒臺後接受文明的審判，或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也是後IS時代，當權者和當地百姓都需要直面的問題。
“IS新娘”沙米瑪·貝古姆（Shamima Begum），在IS覆滅後申請回到英國撫養孩子，被英國方面駁回，甚至取消了她的英國國籍，她的兒子最終死於敘利亞難民營，引發了國際社會巨大的輿論爭議。JAMIE WISEMAN/每日郵報 圖
從復仇式審判到“尊重法制”
針對IS投降成員及其親屬的處置方式，比較典型的當然是走司法程序，到法庭審判定罪。前不久，伊拉克方面也發表聲明，稱在中東一帶被捕的IS成員，無論國籍和被捕地點，都可以移交到伊拉克的法庭接受審判，並且視具體罪行量刑，最高可判處這些IS成員死刑。
2006年，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組織正是在伊拉克宣稱成立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的非法政權，而在2010年，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則成為伊拉克伊斯蘭國的一把手，並先後在2013、2014年完成兩次“合併”，成立“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並自命哈里發。在IS鼎盛時期，伊拉克有大片疆土落入恐怖主義勢力的手中，包括當地兩座重要的大城市摩蘇爾和費傑盧。在2017年，伊拉克政府奪回摩蘇爾，伊拉克總理海德爾·阿巴迪也對外宣稱，該國殘存的IS成員已經被伊拉克軍隊逐出國土。不過在伊拉克，針對被俘的IS成員，以及對IS殘存勢力的掃蕩一直在持續進行。
《紐約客》在去年底發佈了一篇長報道，談論了伊拉克在後IS時代的“復仇運動”。作者Ben Taub在後IS時代的伊拉克走訪，記錄下了當地政府針對IS成員和疑似成員的處置手段。這篇報道提到，伊拉克政府針對IS成員，以及那些被認為和恐怖組織有關聯的嫌疑人，進行了一場場快速的審判。在首都巴格達的中央刑事法庭，一個上午會有幾十名恐怖主義嫌疑人正在等候法官的審判，而他們中不少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傷病：多處骨折、關節扭曲、疥瘡、感冒、血栓……審判對他們來說是既“輕鬆”又沉重的，他們的律師在庭審之前不會跟他們再有任何接觸，而當走上法庭之後，被告人會經歷短促的審判，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被直接宣判有罪，然後迎接囚禁或死亡。
其中一名男子被懷疑在IS佔領摩蘇爾期間，到過這座伊拉克北部經濟中心城市南邊的一個小鎮，並在那裡同恐怖主義分子接觸——而在法庭上，他辯解稱自己從未去過那裡，但控方出示的一份認罪聲明上，卻又蓋著被告的指紋。四分半鐘後，沒有辯護律師陪同的被告被判處有罪，他在崩潰中離開了法庭。緊接著則是一起讓人哭笑不得的案件，被告堅稱自己被捕是冤枉的，因為他的落網理由是名字和IS成員接近——但這在阿拉伯世界似乎又不是什麼稀奇事。不過和前一個被告一樣，控方依然拿出蓋有被告手印的認罪聲明，只是這一次的審判可能因為這個滑稽的插曲而耽誤了不少時間，持續了八分鐘左右。接下來的一個被告則聲稱自己是在“被矇住腦袋”的情況下，在認罪書上蓋戳的；而此後，也有一些帶著護具，乃至背部支撐護具、將將能走得動路的嫌疑人依次上臺。這一天，三名法官一共審理了21起案件，其中16起和恐怖主義指控有關，而每一起案件的審判都非常“有效率”。
對伊拉克當局來說，對待恐怖分子嫌疑人毫不姑息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丟掉包括擁有兩百萬居民的摩蘇爾在內的大片國土，讓自己的人民深受苦難，同時也讓政府的公信力日漸下滑，這對當權者來說是一種恥辱。在一些伊拉克官員看來，IS的危害不僅僅在於它是一個有武裝部隊的政治實體，還在於其荼毒極大的意識形態，正如一位伊拉克官員在報道中提到的，有些問題“單單靠空襲是無法解決的”。
在摩蘇爾所在的尼尼微省，專門的反恐法庭也在IS垮臺之後建立起來，並開展審判工作。此前人權觀察組織發佈報告，稱尼尼微的反恐法庭專門針對涉嫌在首府摩蘇爾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嫌疑人進行審判。自2017年2月至8月，一共有5000起案件受理，其中被認定有罪並判處相應刑罰的嫌疑人有約200人。自2014年以來，伊拉克方面在類似的審訊行動中，已經或嘗試定罪的恐怖主義嫌疑人多達7000餘人，而這只是官方列出的嫌疑人名單裡的一小部分。但人權觀察組織對於伊拉克官方的審判行動則有一些不同看法，在他們看來，伊拉克方面在針對恐怖主義的審判和量刑上，都顯得過於草率：該國政府採取的是大撒網式的審判，即但凡和伊斯蘭國有一丁點關係的人，都會被送上法庭，並且在量刑上也和那些真正的“聖戰者們”一樣，面臨程度相當的刑罰，其中還有不少是針對兒童的審判。儘管伊拉克當局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但這麼做對於後IS時代的當地重建，尤其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當地社區的融合，都不會有太大的積極影響。
Taub在報道中也提到，伊拉克當局在審判嫌疑人時出現了一些令人質疑的情況。當地一些人透露，真正被認定為IS恐怖分子的，絕大多數要麼是貨真價實的恐怖組織成員，要麼是窮苦的嫌疑人——“有錢人可以從監獄走出去”——但這種情況也讓一心想要根絕IS流毒的政府部門，例如情報部門感到不滿，他們無法保證自己認定是罪犯的人會不會被其他部門的同事放走，因此他們甚至選擇先下手為強，甚至把認為有罪的嫌犯暗殺了事。此外，審判時間雖然短促，但從被捕開始，一直到最終走上法庭，有的嫌疑人可能經歷了長達三四年的審訊，也有人撐不到上法庭，就已經因為“未知”或“心臟病”等原因死在羈押地。針對IS成員和嫌疑人的審判並不僅僅在伊拉克進行，一些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審判本國公民的“重任”，但在多數情況下，由於赴中東一帶加入IS的歐美國家公民難以被本國有關部門準確追蹤定位，所以不少IS外援在回到本國之後並不會被定罪，甚至不必接受審判。也因此，據信法國政府曾經派員深入IS控制的伊拉克與敘利亞，追蹤自己的同胞，在確認後者確為IS成員之後將其暗殺。
不過最近在法律程序這一方面，包括伊拉克在內的多國對於IS成員及其他嫌疑人的處置也開始有所改變。先是伊拉克方面，在人權組織的督促之下，尼尼微的反恐法庭在訴訟程序上有了明顯的改進。人權組織成員在今年二月份到訪尼尼微當地的反恐法庭，對方表示，在2017年人權觀察組織發佈有關尼尼微法庭審判程序問題的報告之後，整個2018年該法庭受理了9000起案件，“其中，有2036起案件被撤銷，3162名嫌疑人仍在調查中，2827人被提交審判，其中包括561名兒童。”與恐怖主義指控無關的案件，在經過較為審慎的考量之後，也會被轉到其他法庭繼續審理，這一類案件也有將近一千起。而由於“重名”或“姓名接近”而引起審判甚至誤判的情況，也在該法庭日漸“提高對法制的尊重”之後得到改善；一些原本被列入嫌疑人名單的姓名被刪去，因為除了和恐怖分子雷同的姓名之外，檢察官並不能得到太多能夠將嫌疑人定罪的有效信息。但同時，酷刑依然是安全部門在審訊嫌疑人時經常採用的手段，伊拉克外長也在敦促該國議會，儘早通過相關法規，杜絕各類審訊過程中對酷刑的濫用。
至於IS的外援們也不能像過去一樣，以為“安全”回國之後就可以免遭刑罰。過去一種情況是，西方國家公民在加入IS之後，如果是在敘利亞被捕，那麼由於敘利亞依然還處於內戰之中，西方國家和敘利亞當局在外交關係上面臨種種僵局，他們往往可通過各種方式免除牢獄之災。一些報道甚至指出，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有意識地扶植恐怖勢力，用於鉗制、汙衊敘利亞的反對派武裝，在這種情況下，敘利亞政府早期對於IS分子甚至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最近，歐美各國和伊拉克政府達成共識，表示即便是加入IS的西方國家公民，如果在敘利亞被捕，也不需要經過敘利亞當局的接管，可以直接扭送到伊拉克的反恐法庭接受審判。
逃離摩蘇爾戰爭的婦女。Ynetnews 圖
仇恨的蔓延：難民營與孤兒院裡的IS親屬們
後IS時代伊拉克的復仇運動並不僅僅出現在該國的各個法庭上，事實上法律並不能也不可能徹底解決IS遺留下來的戰俘以及家屬安置問題。或許前者在定罪上稍費周章，但還算有比較恰當的解決方式，但在法庭之外，在戰後重建的大街小巷，在每一個百廢待興的社區，在支離破碎或久別重逢的家庭中，IS遺留下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縈繞在這之中的是一種難以揮去的仇恨。例如，伊斯蘭國的極端分子基本上都根植於遜尼派，在他們當權時期，什葉派和雅茲迪人受到了極端遜尼派人士的殘忍迫害；而在後IS時代，幾乎所有遜尼派信眾又反過來成為當地政府和什葉派民眾的眼中釘。
就像前文提到的，伊拉克的有關部門，尤其是安全部門在面對後IS時代的重建工作時，顯得極為謹慎，甚至於在他們看來，在IS掌權時期沒有逃離摩蘇爾或費盧傑等IS佔領區的民眾，無一例外都是嫌疑人。摩蘇爾在IS垮臺前夕遭遇了大規模的轟炸，這也讓許多摩蘇爾民眾無家可歸，他們不得不離開摩蘇爾城，到就近由政府軍、安全部門或者當地民兵設立的難民營裡去。而就在出了摩蘇爾城、前往難民營的路上，他們還得通過一個個安全崗哨，在那裡會有線人替執法人員指認嫌疑人。而流落在摩蘇爾附近的IS戰俘會在民眾的憤怒中喪命，他們的屍體會被帶到難民營或者摩蘇爾城內比較完好的城區遊街，兒童會上前踢這些屍體，據說一位男子在得知死去的IS武裝分子中，有一個正是殺害了他父親和三個叔父的兇手時，直接持刀找到屍體，並挖出其心臟帶回去獻給了他的母親。
在IS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們犯下的諸多滔天罪行之一就是大規模的性奴買賣。這種買賣在IS掌權地區，也會以“臨時婚姻”的形式出現：女性在被誘騙、買賣或自願來到IS轄區之後，會和其中一名“聖戰分子”結成夫妻，但過個兩三天之後，他們就會離婚，再之後，這些女性會同另外的“聖戰分子”結婚，如此不停地結婚、離婚、再結婚……這實際上是在把這些女性當作性奴使用。這也讓IS覆滅之後，身居原IS佔領區的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的處境變得艱難，因為她們很多被質疑是恐怖分子的“家人”。她們能在記者或外國人的鏡頭下被拍到，對她們來說多少是一種幸運，因為有了西方人的目睹，當地執法人員就不會傷害她們，她們也因此可以選擇帶上一些物資和錢逃離這裡。
難民營中也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是所謂“IS新娘”，她們的處境更加糟糕，甚至不比那些IS掌權時的性奴們好多少。在難民營中，IS成員的家人自然會被其他民眾疏遠並區別對待，有的婦孺因為家裡有人曾是恐怖分子而被關押在條件更為艱苦的地方。在那裡，她們自己還有孩子們的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經常面臨食物短缺的情況。為了活命，一些女性被迫和營地的看守們發生性關係，甚至有些人道主義工作者們，也會伺機佔這些婦女的便宜。在被問及難民營中的女性處境時，當地的執法人員則表示，與IS成員結婚就是這些女性最大的罪過，如果她們實在是受生計所迫，那他也寧可看到她們全都去賣淫，也不能容忍她們成為IS成員的“家人”。除了警衛之外，來來往往的反IS武裝在難民營附近停留時，也會藉機騷擾這些女性。在夜裡，她們只能夠躲在沒有燈光的黑暗處，以免被警衛或民兵發現。另外，難民營專門關押IS家庭成員的地方，隨處可見婦女在墮胎或者分娩，這些孩子的父親不一定就是IS分子，也有很多是警衛、看守或路過的士兵的；這些孩子也不一定能夠存活，因為條件太艱苦，很多孩子在送醫途中就已經死亡。
而因為家裡出過聖戰分子就要在後IS時代遭受復仇清算的，並不僅僅是那些深陷難民營的女性，伊拉克原教育部長Shaimaa al-Hayali作為新一屆伊拉克政府中唯一一位女性部長，在當上部長四天之後，就被曝光其兄弟曾是IS政權的官員，甚至有一段視頻顯示他揮舞著武器，嚷嚷著要殺光美國人和伊拉克士兵，於是在上任四天後，這位部長被迫辭職。她在辭職聲明中強調，自己的兄弟是被迫為IS服務的，自己及其他家人和IS一點關係也沒有，但這依然於事無補。
Taub也曾提到，在難民營之外，還有著一大批IS孤兒，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雅茲迪婦女所生下的孩子。雅茲迪人在IS當權時期遭遇到了極為嚴重的打擊，大批雅茲迪婦女被極端分子抓獲並用作性奴。而在後IS時代，雅茲迪人重新接納了那些被IS成員據為性奴的女同胞，但卻不接受她們和IS分子生下的孩子，因為他們有著一半IS的“血統”，哪怕他們還只是嬰兒。這些小孩會被送往孤兒院，有的母親會嘗試與孤兒院取得聯繫，以便知道孩子的近況。一些雙親都是IS成員的兒童則要麼在孤兒院，要麼在大街上撿破爛，要麼在法庭上等候發落。在IS掌權時，他們有的會被洗腦並訓練成為童子軍，或參與自殺式襲擊，對IS來說他們就是利用價值很高的物品。而在IS崩潰後，他們的親屬疏遠他們，甚至憎恨他們，因此在雙親戰死之後，他們無家可歸。而在一些當地人看來，在父親戰死，從IS陣營中被解救出來的母親卻又在難民營裡被日復一日的強姦時，哪怕這些小孩本身沒有迎合某種意識形態，仇恨的種子也會慢慢種下，這正是他們所擔心、但似乎又無法避免的。
《獨立報》的一位記者也在去年走訪了伊拉克的孤兒院，在那裡她看到原先被IS拿來訓練童子軍的學校被改造為孤兒院，那裡的孩子基本上也是和上文提到的情況差不多：要麼雙親都是戰死的IS成員，要麼是父親為IS成員，母親是雅茲迪人。這些孩子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和心理創傷，因為很多人都經歷了外界針對IS的空襲轟炸，有的小孩被迫截肢，有的則深陷失眠、尿床的困擾，並呈現出明顯的暴力傾向。因為還沒到完全懂事的年紀，一些小孩無法告知孤兒院自己是否有在世的、有撫養能力的親人。當然，有時候即便有親屬，但他們說了也不管用，一些孤兒院工作人員可能會疏於聯繫對方，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孩子的雙親所在的家族或部落都不再願意接納他們。而諷刺的是，其中一個小孩被他戰死的父親生前所在的部落拒絕接納，因為他父親是一個罪惡滔天的IS成員。但當被問及，如果小孩子是因為有血緣關係的父親犯下大罪而不能回家的話，那他父親的其他血親，如兄弟等反倒能夠被村落重新接納這又是否對孩子不公時，對方便不再作答。
而即便IS已經垮臺，並在各個佔領區留下遍地雞毛的亂象，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地依然有著不少擁躉。一些IS成員的母親得以“幸運地”留在當地繼續生活，並且較少因為兒子是IS成員而遭到過多責怪。不過在面對記者時，一些“IS母親”依然堅持自己的孩子，不管是戰死還是逃亡，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沒錯。在被稱為IS在敘利亞最後據點的巴古茲，庫爾德的武裝力量持續對當地殘存的IS軍隊施壓，並同意附近的平民先撤離。但在撤離現場，不少報道都顯示，當地民眾中IS的支持者不在少數，一些人顯得非常憤怒，並極富挑釁意味地衝著戰地記者和敘利亞反對派武裝高喊聲援IS的口號，表示IS會“繼續發展壯大”。這裡頭有不少人看起來像是IS成員的家人，其中一位名叫Um Fatima的伊拉克婦女衝著武裝部隊大聲詛咒，並表示如果不是為了女兒的生計她是不願意撤離的；一些雅茲迪兒童也在驚恐中逃了出來，還有一些男人一經撤出就被帶去審訊室。另外一位名叫Loubna的敘利亞女子表示，她的丈夫願意戰鬥到最後，並對IS的未來表示樂觀，而她則選擇離開，倒不是覺得IS沒希望了，而是想撤離戰場，回去把她的五個孩子撫養成人，並將他們培養成“聖戰分子”。
在巴格達的審判中，被控加入IS的俄羅斯婦女們。Ynetnews 圖
來自西方的“聖戰分子”和他們的歸國路
無論是接受法庭審判的“聖戰分子”，還是投降者中的IS成員親屬，裡頭除了當地的敘利亞人、伊拉克人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外國人。一些數據顯示，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裡，每一百萬約旦人裡就有逾300名IS“聖戰分子”，緊隨其後是突尼斯，也接近300人；波黑、土庫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也有一定比例的IS成員。而在非穆斯林國家裡，比利時是參與IS人口比例最高的，每一百萬比利時人裡有將近50人“志願”參與IS，瑞典、丹麥、法國、奧地利等國也有不少公民前往IS大本營，打起了“聖戰”。IS在中東的興亡，背後也有不少歐美各國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普遍認為，奧巴馬當局曾對IS一開始在敘利亞的崛起坐視不管，因為當時美國方面認為讓IS做大有助於阿薩德政權的覆滅，而直到IS對雅茲迪人犯下的非人道罪行被一再曝光報道之後，奧巴馬才最終同意對敘利亞境內的IS展開打擊行動。而如今的庫爾德人自治地區，庫爾德人武裝得以抗衡並擊垮IS軍隊，一個原因也是美國方面在其背後撐腰。
除了政治實體之間的抗衡，個人為什麼願意從被多數人認為更加“先進”、“文明”的歐美髮達國家，跑到中東和IS一起奮戰，則一度讓西方世界感到困惑。《大西洋月刊》曾經在2015年年底做過一個調查報告，顯示自願加入到IS的人大體上可以被區分為九類：一，“求職者”，這些人試圖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並獲得一定的金錢回報，改變身邊人對自己的看法；二，尋求身份認同，這類人難以融入自己所處的環境，並希望在其他地方能夠尋覓自我定位；三，復仇者，這類人通常認為自己是西方社會里的少數族裔，並且認為自己受到了來自西方社會的身份霸凌；四，尋求救贖的人，因為他們認定加入IS、參與“聖戰”能夠洗清自己以前的罪惡；五，為了養家而試圖加入IS以換取更加豐厚的報酬；六，單純為了冒險、尋刺激；七，較為狂熱的意識形態分子，並希望將自己的伊斯蘭教信仰“強加給他人”；八，試圖加入IS來尋求某種“正義”；九，在生活中極不如意想一死了之，乾脆抱著“自殺”的心態加入IS。
這些理由有的荒誕，有的又似乎顯得很日常，而在《大西洋月刊》看來，願意加入IS的西方國家公民裡，有一定數量的穆斯林，他們主要還是遭遇到了某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即作為少數族裔，對於自身在歐美國家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而在非穆斯林族群裡，也有一部分歐美公民是出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並相信了IS宣傳中描繪的“理想社會”。《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就報道過，一些歐美非穆斯林公民，包括部分女性，是出於對現實政治的反感，並認定IS能夠提供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其中一部分人還為此皈依了伊斯蘭教，然後開始暗中為IS募集資金和物資，甚至直接投靠IS。他們想象中的IS，與一般西方媒體報道里的IS幾乎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中東地區，《大西洋月刊》認為，IS對穆斯林社群裡的吸引力遠比西方世界想象的要大。對不少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民眾來說，IS之所以吸引他們，正是像其宣傳力所說的那樣，可以幫助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並有助於他們明確自己的身份認同——至少在IS的宣傳裡是如此。另外，也有部分人同樣是出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不過他們更多是對例如阿薩德政權治下的生活感到迷茫，因此轉而投靠一個看似有著更美好期許的政治實體。
對於那些想去IS撈金的打工型恐怖分子和想去尋刺激的冒險型恐怖分子來說，IS在興亡中做出的暴行或許足夠讓他們的美夢泡沫被戳破，但對那些尋求身份認同的人來講，如今他們更像是陷入了歷史的褶皺之中，在IS的經歷，無論離他們最初的目標有多遠，如今都不可能再繼續下去。當然也有一些IS外援，就像前文提到的，會利用敘利亞的動盪，以及本國與阿薩德政權的脆弱關係，在不被本國有關部門追蹤到的前提下，返回原先所在的國家，並且能夠逃脫法律的制裁。如今IS垮臺，很多原本來自西方國家的“聖戰者們”也紛紛放下武器準備離開，如何處置這批人也成了西方各國政府頭疼的一個問題，畢竟單是在敘利亞東北部，庫爾德民兵手裡的歐洲籍IS成員就多達1000餘人。
在這一點上，美國和歐洲國家又有著不太一樣的立場。特朗普此前多次敦促歐洲各國追蹤本國的“聖戰分子”，並把他們帶回各自國家審判，這讓美國和歐洲盟友之間出現了意見相左的情況。但喬治華盛頓大學在201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加入IS的美國籍人士只有250至300人，相比之下，歐洲各國加入IS的公民加起來多達5000至6000人。但美國方面對於本國“聖戰者”的處置方法又顯得自相矛盾，另一位IS新娘霍達·穆塔納（Hoda Muthana）在2014年自願加入IS，而在近日她向《衛報》表示希望能夠回到美國，她意識到自己當年的幼稚，並請求原諒。穆塔納的請求得到的回應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宣佈和國務卿蓬佩奧達成“高度一致！”，“不允許穆塔納回美國！”並表示其他試圖回到美國的IS成員將被投到關塔那摩監獄。穆塔納的父親已經就此事試圖控告美國政府，他的女兒如今和“聖戰者”丈夫還有孩子，一同居住在敘利亞東北部的一處難民營中。
或許也是因為美國籍IS成員相對較少，直到穆塔納的事件引發全美論辯之前，美國官方的口徑依然較為一致。在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一直致力推動各成員國防範本國公民加入恐怖組織，並要求各國對投靠IS的公民予以監督，並有責任帶回自己國家審判。但一個事實卻是，在歐洲各國和澳大利亞，國內的輿論都傾向於在把本國IS成員帶回來審判之前就直接剝奪其公民身份。丹麥曾經有過一項較為成熟的幫助這些人“重返社會”的法案，但反對的聲浪過大，該國法院也認定法案無效。歐洲議會的外交理事會也在今年2月刊發了安東尼·德沃金的一篇文章，稱接納在後IS時代返回歐盟的“聖戰者”是一件遊走在“法律邊緣”的工作，帶有某種不確定性。文章稱把IS成員帶回歐洲各國加以審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與伊拉克法庭最初那種簡單粗暴的定罪方式不同，在歐洲審判“聖戰者”，往往不容易將他們定罪，就算這些IS成員最終獲刑，也不一定就此在監獄中度過餘生。IS的意識形態對這些“聖戰者”的洗腦讓歐洲各國都感到憂慮，尤其是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的恐怖襲擊都出現了IS的蹤跡，在事實和恐懼面前，歐洲各國恐怕不會輕易認同美國的提議，何況美國自己也開始自相矛盾了。不過，一些非西方國家還是願意接納此前加入IS的本國公民，馬來西亞就願意恢復這些人的公民身份，並嘗試制定一套相應的計劃，幫助這些人重新融入當地社會，但條件是一旦歸國者被發現仍然有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跡象，那他們就將面臨相應的刑罰。
各國踢皮球式的應對方式，讓那些因為各種原因不願再留在伊拉克或敘利亞的歐美各國公民陷入到又一輪身份認同的危機，這一次他們的身份似乎將被直接抹去，這也意味著他們的人生幾乎沒有未來可言。以色列媒體Ynetnews的一篇報道也印證了《紐約客》和《獨立報》等媒體對伊拉克、敘利亞等地對IS成員的審判情況，以及IS的家人們在難民營和孤兒院的處境，不過在這篇名為 “IS wives: The lost women of war” 的報道里，主角卻是來自外國的“聖戰者”妻子們。她們中每人平均接受巴格達法庭審判的時間只有區區十分鐘，律師對她們也一點都不上心，這些人也很大概率會被定罪。報道提到的很多女性來自德國、法國、瑞典、荷蘭和土耳其，例如名為Nûh Suwaidi的德國籍女性，原本就和丈夫一同住在德國科隆。24歲的她和丈夫育有三個小孩，但在德國的生活對她來說過於艱難，“沒有工作，也學不會德語”，然後她和丈夫決定去伊拉克尋找更加“光明的未來”，他們先到了土耳其，然後去往伊拉克，後來他們又因為“工作原因”被命令去往敘利亞。在敘利亞的時候，她的丈夫最終死在了“工作崗位上”，而她本來打算帶著孩子離開，她也準備好了出境的護照和其他文件，但一來沒有錢，二來沒有人給她辦簽證。也是在敘利亞的時候，她在那裡拿起了一把步槍，而她學習射擊的照片被IS用於宣傳，而這很有可能是讓她被判處死刑的證據。
也有自願前往敘利亞的年輕女性，她們到這裡之後成為了“聖戰者”的求偶目標，單是一個人就能受到“十幾份相親的簡歷”，每個人都附上了自己的照片，於是這些女孩會選擇長得比較英俊的作為自己的丈夫，然後他們會結婚，會因為戰事而四處奔波，女孩成為母親之後，往往也不得不面對喪夫的處境，並在IS垮臺之後接受審判。此外還有來自荷蘭的一位醫生，她到IS的轄區不為別的，只是為了勸自己的丈夫回家，但被拒絕了。她被困在了敘利亞，身邊還帶著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當然最終她的丈夫同意他們離開，但條件是必須留下兒子，只能帶女兒走，因為“兒子需要留下併成為一名IS的戰士”。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外籍IS成員想要回到原來的國家已經相當困難了。在IS敗北之後他們也不太能夠像以前反悔的“志願者”一樣找到途徑悄悄溜回本國，而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對IS的仇恨讓逃離當地的原IS成員及其家人也很容易被抓獲並扭送到難民營或法庭；伊拉克方面也已經宣佈，在當地被捕的歐美籍IS成員可能會面臨死刑。沒有身份也沒有未來，這就是IS成員，以及跟他們有過不同程度關聯的人們在今天的處境。他們中有的人罪有應得，獲得或即將獲得應有的刑罰；有的則“迷途知返”，但也為時已晚；有的是被迫捲入其中，但卻只能在恐懼中躲在黑暗的難民營裡苟活；有的只是兒童乃至嬰兒，卻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會再擁有親人，而只能在各種心理和身體的創傷中慢慢長大，並可能在心裡埋下仇恨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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