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河东区原工业大学东侧，有一条“广东山庄路”，与周围的路名格格不入，很多人都想知道这条路名的来历。我们听听高伟先生的讲解吧！原题目：闽越会馆与广东山庄。
文|高伟
服饰收藏家何志华先生送我几枚空白的“广东山庄扩充筹款收据”。收据长240mm,宽85mm，朱红色油墨印刷。边上钤有“天津广东会馆”骑缝章，据何志华先生介绍，此收据原本是装订的一本，收据的背后写满了化学方程式和数学算式，估计是被某中学生当做了算草本。它仍不失其珍贵，因为这空白收据是广东山庄在民国年间扩充的实物见证。
下图：广东山庄扩充筹款收据
提起广东山庄就不能不说闽粤会馆，早在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天津卫经商的闽、粤、潮等三帮商人，将清政府多年来给他们免除的税金集中到一起，在北城根买了一块地，建起了闽粤会馆（现中医研究院址），前门开在城墙下，后门开在针市街，坐北朝南。从此，闽、粤、潮三帮商人有了一个聚会、议事的场所。闽粤会馆的建立，首开外地商帮在津建立会馆的先河，随后，其他省的商人也纷纷在津成立帮会或会馆。闽粤会馆成立后，闽粤潮三帮为了明确各自所属的地域及商号关系，防止经营上发生内讧，各自建立了统一的堂号，广帮称“常丰盛”；潮帮称“万世盛”；闽帮称“苏万利”。并议定三帮轮流当值管理会馆事物和财务。当时会馆的事物比较简单，主要是为本帮商人安排住处、参与每年的妈祖娘娘接、送驾和筹建“义地”，协助本帮故去的商人及亲属处理善后事宜。据载，妈祖林默娘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人氏，每年“皇会”期间，娘娘回原籍省亲就到闽粤会馆驻跸，接受全城善男信女的朝拜。后因闽粤会馆临北城根，门前地势狭窄，容不下日益增多的信众，才将娘娘省亲地点挪到城西如意庵。闽粤会馆的义地就在海河下游、大营门梁园附近，规模甚巨。每年盂兰节，都要斥巨资举办盛大的盂兰盆会，高塔席棚，悬列彩灯，高低错落，照如白昼。又遣能工巧匠扎成粤戏数折，栩栩如生，挂在坛前。延请僧尼设醮作法，点焰火，抛食物，放河灯，超度亡灵。“津城百姓往观者不下万计，沿途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观灯，成为每年津城一大盛事。”因闽粤方言晦涩难懂，如“洋文”一般，津门百姓俗呼闽粤会馆义地为“洋蛮坟地”。冯文洵《竹枝词》有“尤忆洋蛮坟地远，法船烧罢看河灯。”诗句，就指这个地方。
下图：原位于大营门海河边的闽粤义地。
咸丰年间，三帮仍能相安无事，各帮之间协力发展。天津开埠以后，经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南北物资交流日益通畅，来天津从事贸易的闽粤客商越来越多，商业竞争也开始加剧，帮派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突出。后因为一件挪用公款的事件引发了闽潮两帮与广帮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三帮的分离。道光末年，正好是恒元盛号代表广帮值年，管理账目的经手人在两帮年终交接时被发现私自挪用公款，造成账目亏空约300两白银，经手人自知理亏而潜逃。闽潮两帮商人要求广帮的其他商号代为偿还这笔公款，但广帮的商人坚决不赔。结果双方为此事闹翻了脸，从此以后闽潮两帮就不再让广帮参与值年，会馆账目也不再让广帮查看。到光绪年间，闽潮两帮又将闽粤义地的执照，改为闽潮义冢，并不再允许广帮人埋葬。广帮商人据理力争，并将闽潮两帮告到官府。后经北京大理寺终审裁定广帮胜诉，重新恢复了闽粤义地。
然此事终不能平息，以后双方仍摩擦不断。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由在津的广籍官员唐绍仪、梁炎卿等人倡议，联络在津的广东商人自行组建商会。集资在城内鼓楼南大街购地建广东会馆，历时四年落成，工程设计凸现岭南特色，尤其馆内戏楼，造型奇特，风格迥异。时唐绍仪任津海关道，捐出巨款，时梁炎卿任怡和洋行进口船务买办，所有砖瓦木料，多自粤购来。并得怡和以半价运费襄助，省下了不少资金。民国五年，由陈祝龄、徐玉麟、简韵波等人发起集资，在东局子附近，购置向阳坡地一块，建广东山庄为广帮义地，专门安葬本帮族人。此后，又为扩充山庄规模，再次在个人和商号间采用自愿认资捐赠集资，会馆出具收据存照。这几枚会馆空白收据就是当年扩充广东山庄的实证。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建立城防无人区，自城防起向外1000米之内所有房屋、坟茔、树木，一律拆为平地。广东山庄义地也被迫迁移。天津解放后，广东山庄原址建起了向阳楼居住区。经过百年的历史变迁，此地已经面目全非，只留下一个“广东山庄路”的地名，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历史。
下图：今天河东区的广东山庄路（摄影 潘述亮）
（编辑：张翔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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