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威尼斯電影節組委會宣佈由凱特·布蘭切特 擔任第77屆評審團主席，這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實力派演員備受觀眾影迷的矚目。在凱特·布蘭切特的作品履歷中，《伊麗莎白》自然是無法繞過的一個經典，儘管在奧斯卡競爭上輸給了《莎翁情史》，但仍舊是評論界備受推崇的表演範本。
一方面，影片作為對傳奇人物的影像再現，為觀眾瞭解世界歷史提供了一種現代式途徑；另一方面，導演從傳奇故事中提取出的獨立、堅韌的女性形象具有十足的現代意義，而表演更是具有再現公眾人物的嚴謹性、表達愛與自由主題的藝術性等多重審美功效。
對於外界而言，更多人對這位伊麗莎白的理解是標籤式的，都鐸王朝黃金時代的治理者，終身不婚的“童貞女王”，包容的宗教政策，“海盜”生態下的海洋文化，重商的實用主義，開明的文藝創作環境。而影片最大程度降低了因不通曉背景而帶來的觀影門檻，淡化了英國、西班牙、法國邦鄰之間的曖昧複雜的關係，緊緊抓住了伊麗莎白的生存與愛情主題，貫穿了女性成長的主題，縱非盡善盡美，卻不失為一種通俗有趣的切入角度。
謝加·凱普爾：現代視角下的女性成長寓言
01.四個典型男性角色：性別與權力
不同於傳統的宮廷片注重對歷史的戲劇性還原，《伊麗莎白》的導演謝加·凱普爾作為印度人儘管受到英文化的影響，但卻不同於英國電影人再現都鐸王朝時的刻板與僵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現代人的視角從伊麗莎白走向權力巔峰的故事中提煉出一種女性成長與精神獨立的當代主題。
羅伯特·達德利於伊麗莎白而言，是理想者的愛情象徵。這種愛情在最初給了她一種救贖的力量，給予她被幽禁的黑暗歲月一種最溫暖與美好的愛情光芒。而一旦他試圖作為丈夫去禁錮伊麗莎白的心靈，這種愛情便成了伊麗莎白的負擔。因此，縱然伊麗莎白的理想化之愛沒有改變，但她不會為了做男性的戀人而放棄尋找並實現自己更多的價值。
諾福克公爵一直是潛在著的伊麗莎白最大的敵人，導演刻意強調了他的男性氣質，野心勃勃、強勢兇猛，這種十足的力量感與伊麗莎白外在的纖弱、嬌柔形成一種隱形的角力與對抗。他暗中勾勒西班牙對其頤指氣使，在壓迫的同時也滋生了伊麗莎白反抗的力量。
威廉·塞西爾爵士是伊麗莎白得力的助手，三代衷心的良臣世家。而他更像是傳統、保守的貴族寫照，他對伊麗莎白的忠誠只因為她是亨利八世的女兒，他像是一位保姆、管家在大小瑣事對其進行無微不至的監護，他總是把伊麗莎白看成是需要呵護的長不大的孩子。他代表的傳統“父權”與保守思維對伊麗莎白形成了一種桎梏。
而弗朗西斯爵士（扮演者為奧斯卡影帝傑弗裡·拉什曾主演《國王的演講》）的著墨最淡，卻色彩最為鮮明。在人物剛出場的一場戲中，面對少年的威脅臨危不懼；“純真是你最珍貴的本質，失去純真等於失去靈魂”，隻言片語，頃刻間，便完成對少年的反殺。而這一分鐘的情節鋪墊，對照整部片中角色的少言寡語，含而不露，這種穩重、陰沉為伊麗莎白指引方向。而他們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是建立在彼此給予對方獨立的精神空間之上，互不干涉與過度侵犯。
同時，這個人物就像是影片點睛之筆，道出影片若隱若現的嘲諷意味——純真的理想主義者在嚴酷的世俗鬥爭面前變得不堪一擊，而理性、冷靜、陰狠才得以存活。
因此，伊麗莎白的成長在擺脫作為男性愛情客體的依附性、反叛傳統保守父權的禁錮性、顛覆男性力量主導的性別霸權結構、與男性進行平等有序的精神交流中完成，她成長為了一個有獨特個性魅力與治理藝術的女王。同時，影片還探索了作為女王身份的伊麗莎白個人的婚姻愛情無法完全忠於本心，這也是作為“嫁給英國”的“童貞女王”的註解，頗有幾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
02.視角、色彩與構圖
導演解構史實的現代性色彩重點體現在影像的表意性遠高於劇本本身對主題表達的統攝性。影片視聽語言的特色之處首先在於靈活多變的視角角度，電影中多次出現了兩種非常規的視角角度。
一是“上帝視角”（一種完全的俯視鏡頭），也是整部片最大的妙筆，一個以新教、天主教的宗教紛爭為重要時代背景的故事，“上帝”作為旁觀者與觀眾一同成為宮廷陰謀、殺戮等一切世俗紛擾、爾虞我詐的隱形（或者說是潛在的）審視者，這種對人性的反諷與叩問、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力度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略低於視線的仰視鏡頭，這種角度的鏡頭寓意更為鮮明直接，多用於表現伊麗莎白處於弱勢局面之時所面臨的來自宗教、男性、異邦等強大勢力的阻撓與衝擊。
與古典英國題材影片一樣，電影中有著大量的封閉空間，單個場景內採取的是比較傳統標準的三點布光法
，因此這種舞臺色彩濃厚的古典風格較符合觀眾普遍對宮廷題材的預期。通過色彩與構圖精心設計的影像造型成為一種伊麗莎白成長的暗喻。公主時期的純淨無邪，背景總在開闊的野外，綠草陽光，翩翩起舞的伊麗莎白在過曝的泛白畫面之下，顯得明麗動人。成年的伊麗莎白，在各種封閉空間、傾斜構圖的壓迫性中完成了一種成長；冷暖色調反差鮮明，高光陰影錯落有致，象徵血腥與權力博弈的紅色，幽暗、陰冷的藍色隱喻著一切鬥爭中各方角力的欺詐與計謀。
伊麗莎白起初處於弱勢地位，反映在影片的視覺空間上，是處於畫面構圖的邊緣位置，被影射男性教會權臣等含義的黑色符號意象壓迫；再一段對比蒙太奇之後，她開始在治理能力日漸熟稔之後，在畫面中處於一種視覺中心的平衡位置（黑色分置兩邊）；等到伊麗莎白真正變成一個理性沉靜、有手腕善計謀、堅韌獨立的成熟女王之時，畫面採用的略微仰視的鏡頭輔以強逆光全景構圖，這種儀式感十足的場景中，都鐸王朝進入了黃金時代。
此外，服裝造型的由清新浪漫走向莊重濃烈，化妝髮型由飄逸灑脫變向威嚴肅穆，也是對角色成長的一種輔助性表達。
凱特·布蘭切特：基於影片話語與歷史邏輯的人物塑造
在以往西方影壇備受敬仰的女演員中，有兩種類型頗為典型，一類如凱瑟琳·德納芙，在藝術片（Arthouse Film）中更多地作為作者導演自由表達、實驗探索的“道具”，自身形象的表意性與功能性多過表演本身；而另一類則是像瑪吉·史密斯，縱橫舞臺、影視，表演本身作為一門獨立藝術的審美價值時常蓋過影視作品的整體光芒。
縱觀凱特·布蘭切特的作品履歷，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於以上兩類，正如朱麗安·摩爾等英語電影圈的中年實力派女演員，她既不滿於對錶演本身的探索，時常參與很具藝術探索性的作者電影（例如用六重身份詮釋鮑勃·迪倫的《我不在那兒》）以豐富作品體系；亦不滿足侷限於業界精英、評論界的“寵兒”身份，而不時地參與主流商業片、大製作（諸如《指環王》系列）融入流行文化之中，收穫大眾認同與商業價值。
《伊麗莎白》作為凱特·布蘭切特的早期表演，對角色本身完整性（自洽的行為邏輯、豐滿的性格特徵）的嚴謹呈現與對導演個人的表達話語、影片的風格調性的熟稔於心，展現出的是作為高素養的電影創作者與專業的表演執行者兩個層面的能力。
結合具體的影片與角色來看，她塑造的伊麗莎白傑出的地方在於：一方面，滿足一個抽象的、概念化的女性成長寓言，對於任何時代環境、文化背景而言，這種由純淨無邪、天真爛漫、充滿理想主義之愛的女性，在與男性的互動中經歷了成長，蛻變成具有獨立人格、自主精神的女性，都具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對於一個一定程度上架空現實、簡化時代具體細節的影片，她的表演基於史實邏輯，為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立足點與行為依據 ，再現一個歷史傳奇人物使之具有脫離淺顯的現代童話寓言、從而具有更廣泛意義上的說服力。
在暗流湧動、險象環生的動盪時局下成長的耳濡目染，因父母離經叛道婚姻而不被社會權貴認可的尷尬身世，如此這些使得她在恐懼中養成了她精於算計、深於城府、忍辱負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這種內心深處的性格邏輯與處世哲學
也貫穿她一生，包括走向女王之位後的統治藝術——剛柔並濟的懷柔之道。因此，她審時度勢化解危機的鬥爭能力、圓潤中見鋒芒的生活藝術，在群眾、權貴、教會、異邦等各種群體力量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制動，使得她統治內的都鐸王朝處在一個黃金時代。
對於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展現，沒有精心營造的儀式性大場面與演技瞬間（文藝評論時所謂的acting moment
）去給足演員技術支撐，而是通過演員抓住僅有的空間精準傳遞。例如，在與病重前的姐姐對峙中，她既會一定程度地放低姿態，用倫理綱常、姐妹之情規勸尚任國王的姐姐免於“弒妹”惡名，實則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與此同時，她的城府與野心、機智與敏銳，雖不外露卻自帶一種攝人的強悍與鋒芒。在此前，奧斯卡影后格蘭達·傑克遜在《英宮恨》中已經給出了一個經典的伊麗莎白一世的經典範本，如果說善於塑造反叛、獨立、自由的白領階層現代女性的格蘭達·傑克遜那種氣質上的“攻擊性”過於外顯，那麼凱特·布蘭切特在《伊麗莎白》中剛柔並濟又古典氣質十足的形象，詮釋出了更貼合原型的精準度與細膩度。與《英宮豔史》的查爾斯·勞頓、《冬獅》的凱瑟琳·赫本一樣，成為歷史傳記片難以繞過的標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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