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古希臘時期對“普遍法則”的尋求

自智者學派的人們出現以來,人們的思想境界和理想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在波希戰爭之後,古希臘民族的人們都迎來了他們生活發展的轉折點,對於生活的理解與領悟以及精神方面的生活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開闢一片新的天地。

蘇格拉底也在這一時期誕生且名聲大造。他尋求事物的普遍定義,特別著重反對相對主義。在他的觀念中,事物的真理只有一個,但是不是絕對的一個,而是能夠隨著事物發展的時間地點為轉移變化的具有多種的見解。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被後人稱為“古希臘三賢”是後世的人們廣泛認同的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一、希波戰爭結束後,古希臘人的壓力得到緩解,科學觀念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智者開始探尋真理,啟蒙運動興起,各種哲學觀念開始出現

隨著希波戰爭的結束,希臘民族的人們在生活上的壓力得到緩解,在精神上的包袱得到釋放,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社會的舞臺上迎來了一股新生力量,科學進入了大眾的視野,衝破了以前種種學派給它設置了牢籠,促進了希臘科學方面的發展。智者們都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會,將自己的思想、發現的東西和學到的東西分享給人們,逐漸的這種分享和指導就變成了他們的職業。

西方哲學: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古希臘時期對“普遍法則”的尋求

各種學派的人都紛紛奔向政治文化的中心——雅典,向大眾傳輸他們的觀點,並且以此作為他們求取名利和財富的手段。由此一來,科學逐漸成為了政治生活方面中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民主的政體形成,在人們聽取政治方面的相關事宜,選取執掌人員或官員的時候,特別的注重演講這一個技能。雅典的公民們為了能夠在政治生活方面能夠爭取到一席之地,都不斷的練習自身的公共演講的能力。

智者們巧妙的利用這樣的氛圍和機會,教導人們如何準備,智者學派的人們越發的重視這樣的事情,科學方面的自然追求已經變化成對政治辯論方面的注重。古希臘的科學從此丟掉了純粹的純理論的品格,朝著實踐性走去。

智者們在這條為人們做辯術講師的道路上日益精進,也逐漸的發現了一個問題,每個人都習慣性的以自我為中心,帶著防備的心理去看待別人所提出的意見和見解,那麼在這些之外,無論在哪自身本就正確有是真實的東西是否存在?

這一疑問的提出,迅速的成為了古希臘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人們在利用民主爭奪權利的道路上的鬥爭愈演愈烈,最終導致雅典人民的霸權政治衰落,各個黨派之間的鬥爭卻“蒸蒸日上”。

人們在這樣的鬥爭環境中又發現了一條政治經驗:在黨派之間的鬥爭中是要去觀察時期的,只有在不觸碰法律的前提之下才是被大眾所接受的行為。

然而法律的權威與以及檢驗法律的合法性,隨著啟蒙運動的興起,它的地位出現了動搖。古希臘的哲學家普遍認為“萬物的本質始終不變,經過千變萬化仍然存在”這種本質,在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就是“自然”。

所謂的自然就是指“永遠只像它自己”,而智者們探尋的問題就是,在法律這一層面,有沒有存在一種永遠不變的由“自然”所決定的法律,這種法律在所有的可變因素之上。希臘的概念結構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對矛盾,即“自然”和習俗之間所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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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對矛盾,穿了在這一個時期的整個哲學。如果存在人們追尋的普遍有效的東西,那麼這個東西就是“自然”所賦予的有效性。這樣才會對於整個社會的人們都普遍有效。

法律強制壓迫人們服從,做違反內心違背“自然”的事情,哲學家們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股逆流,他們用自己的認知和理解去制定在自身看來神聖無比的法律,然後去與人為制定的法律形成對抗之勢。

在這個對立中出現了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一.怎樣去判斷和確定保持一直不變的自然規律的本質。二.在過往的歷史當中,當時的法律規章條例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制定出來的。

二、蘇格拉底對於啟蒙運動的瞭解十分透徹,他追尋“善”的思想,鼓勵人們對自身進行深刻的認識和分析,對後世哲學思想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

蘇格拉底在一個雅典普通公民加出身,出生時正是波希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時間,在伯里克利統治的“盛世”下成長的。

蘇格拉底對於啟蒙運動很是瞭解,他一方面對於這場運動的實際目的於原則非常的通透,另一方面卻非常強烈的反對這場運動的結論,這其實看似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地方,令人費解與深思。這種矛盾與他自身非常悲劇的命運有非常多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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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瞭解和通透,所以能夠發展出對後世有著深刻影響的積極成果。他主張並且支持個人的獨立思考,摒棄舊俗。

在他的深思熟慮之下,適用於他那個時代的決定因素浮出水面。個人能夠獨立思考才能夠作出清醒的判斷,而在各個領域當中,個人的才能展示就在於他的“洞見”。

個人才能的基礎就在於他的品質和科學知識。洞見在於對於世間萬物的認知,人類不僅僅有對於客觀事物的認知,還有主觀的對於自我內心的認知。

蘇格拉底常對世人說“認識你自己”,促使人們對於自我進行深刻的認識和破解分析。蘇格拉底決定從人們的“才識”出發進行考慮,但是由於對才識一詞的概念比較模糊,所以就逐漸地演變為美德,“美德即知識”也由此而來。

蘇格拉底追尋善,但是對於善這一詞的定義和概念都非常的模糊,他認為:

“每個人都按照他認為最適合他的意圖、對他最有利的方式行動,沒有一個人去做他認為不符合他目的的事。”

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在此處的心理上出現了較大的分歧。智者們堅持自己的觀念即意志的本原,意志是在自然中的主要根據。但是蘇格拉底卻認為,立志去做一件事情與做一件事情是有利的是同一件事情。

知識指導著人們做著正確的好的事情,而人人都在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因為是自己認為對的,所以這個就很有深究的必要了,對人們進行教育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

西方哲學: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古希臘時期對“普遍法則”的尋求

所謂的德行是可以教出來的,可以通過對於人們的教育。啟發他們的思考來讓他們明白何為正道,何為善。從這個角度出發,在這個層次上,說明了德行就是知識的道理,如果不是則不能接受教育能夠教化人們這一觀點。

除此以外,蘇格拉底將德行的概念解釋成洞見,又將洞見轉而聯繫成對於善的理解,但是對於善又沒有明確的定義,導致這樣的不全面,帶有殘缺的理論由此形成。

三、柏拉圖作為蘇格拉底的學生,思想主要來源與蘇格拉底,在這個過程中,柏拉圖與蘇格拉底思想產生不同,形成自己的思想理念觀,古希臘的哲學發展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這一過程,逐漸地走向成熟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那麼柏拉圖的思想發源主要來源於蘇格拉底的影響,但同時,由於蘇格拉底和智者學派之間產生了分歧而形成的對立也對柏拉圖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西方哲學: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古希臘時期對“普遍法則”的尋求

在最初,柏拉圖一直專注於對於蘇格拉底的思想,道德論的解釋,並同時對於智者學派呈現出攻擊、排斥的狀態。這使兩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柏拉圖的思想在這樣的鬥爭當中逐漸形成。

柏拉圖對於智者學派的批判原因都是來自於蘇格拉底的觀點和立場之上,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從他自己的視角中發現了智者學派不符合真正倫理科學的地方,也形成了他自己觀念中的“理念”觀。

柏拉圖認為,“理念是通過概念而認知的非物質的存在”,而在此之前,蘇格拉底所探尋的科學本質的概念不是客觀的。

古希臘的哲學之所以能夠各個不同卻能夠匯合,其主要是由於在倫理上、思維邏輯上以及物理上是統一的。

理念於可以感知的世界有很大的區別,不能夠從感知的概念之中去理解理念的概念,感知,知覺不包含理念。

柏拉圖所發展的認識論已經超越了蘇格拉底之前所形成的認識論,蘇格拉底總結的方式是使用歸納法從個人的意見中所得知的,提煉其直接的共同內容,而柏拉圖是透過這些態度和現象去分析內在的本質問題,他在知覺之中發現暗示和啟發,通過這些去回憶理念的知識。

他運用數學方法對科學進行證明,也將這種特殊的方式推廣到大眾的生活當中。柏拉圖將對與理性的認知與反省歸結於回憶,究其原因所在是忽略了意識的能動作用,忽略了它的創造性。

西方哲學: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古希臘時期對“普遍法則”的尋求

這不僅僅是柏拉圖個人的問題,這其實折射出的是在那個時期古希臘整個哲學家們哲學體系的侷限性。隨著時間的日益推移,柏拉圖的關注點變成了在意理念價值的規定,強調理念的價值,數學的方式方法以及有機地世界的各種類型。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到:“善是最高的理念,是包括、統治和實現所有其他理念的理念。”

在柏拉圖的哲學進入最後的階段的時候,他更加的喜歡按照畢達哥拉斯派的數論發展理念的體系,去完善他理論的缺陷。

總而言之,古希臘的哲學發展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這一過程,逐漸地走向成熟。但是,這一發展是在時代的侷限性之內所發展的,隨著理念的提出,問題的暴露,哲學在這些的推動當中不斷地發展。即使存在時代的侷限,在哲學中對於絕對真理追求的腳步也從未停歇。

參考文獻:

《柏拉圖全集》

《哲學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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