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卡夫卡——他在現代文學中最有代表性——來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恥辱。他那鮮活赤裸的風格表現出他絕不輕易放過每個詞語。
卡夫卡在另一個充滿灰燼和懷疑的樂園裡給每一個事物重新命名。因此，他在語言上的每一次命名，都充滿了審慎和煎熬。
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總是反覆回到充分表達的不可能性，回到作家的絕望
卡夫卡的生活經歷和生活環境使他困在各種對立衝突的語言(捷克語、德語、希伯來語)當中，但他能夠從外部來接近語言行為。他比平常人更謙卑地傾聽語言的神秘，他聽到死亡的呼聲在歐洲世俗語言中越來越響亮。
這不是從一種模糊的寓言角度而言，而是用精確的預言。《變形記》中真實的夢魘傳遞的信息是，變成蟲將是數百萬人的宿命。《審判》和《城堡》中官僚機構的話語在我們“畜群”的生活中已經司空見慣。《在流放地》中的刑具同時也是一架印刷機。總之，卡夫卡在“白樺林”(birchwood)一詞中聽到了“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的聲音。
他知道，似乎那片林子為他再次燒成了灰燼，等待著歐洲人的是慘絕人寰的非人性，在這過程中，有一部分語言會為暴行服務，從而變得卑鄙墮落。在野蠻肆虐的時代，寫作行為要麼可能變得很輕佻(詩歌中的哭聲掩蓋或美化了街頭的哭聲)，要麼就完全不可能。卡夫卡以寓言的方式表現出這兩種選擇。
霍夫曼斯塔爾在他最成熟、最難以捉摸的喜劇作品《困境》中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主人公漢斯·卡爾·布爾在戰壕中有過暫時被活埋的經歷，他從戰場歸來後就對語言十分懷疑。使用語言，似乎語言真正可以傳達人類情感的脈動和迷惑，而將人類精神的精華託付給社會交流的膨脹通貨，其實是自欺欺人的“卑劣行徑”(這是劇中的關鍵詞)。
布爾說:“我在說話時對自己的瞭解遠不如我沉默時對自己瞭解。”當被要求在上議院就“國家間的和解”這個高尚的主題發表演說時，他退縮了，帶著滿腹的牢騷和悲觀的見解。
讓一個人在這件事情上開口就等於“火上澆油”。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和霍夫曼斯塔爾及其他20世紀20年代的德、奧作家的沉默寓言幾乎同時出現，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可以設想，疏離語言只是信心普遍喪失的一部分，人們再也不相信中歐文明的穩定性和權威表述
卡夫卡死後九年，正值政治暴行爆發的前夜，勳伯格用這聲呼喊為他的《摩西與亞倫》畫上句號:“噢，語言，我所匱乏的就是語言。”幾乎是同時，修辭(詩人對語言的最主要興趣)與非人道的政治現實之間的不可調和性成為赫爾曼·布羅赫作品的主題。
因為他們的語言為貝爾森集中營服務過，因為所有那些事情都能找到語詞來表達，並且人因為使用了語詞而被擊暈，所以許多流亡或逃出納粹魔掌的德國作家都對他們使用的工具感到絕望。在《流亡之歌》(Song of Exile)裡，沃爾夫斯克爾(Karl Wolfskehl)宣佈，真正的語詞，生靈的語言，已經死掉:
“
無論你們是否有千言萬語
語言，語言已經死去。
博爾奇(Elisabeth Borcher)說:“我撥開星空，發現一無所有，再次尋找依然一無所獲，最後才找到一個異域的詞彙。”維特根斯坦在語言邏輯分析中仔細地排除了一切感情因素，儘管他闡釋的方式特別詩意特別讓人想起荷爾德林評價索福克勒斯的語氣，以及利希滕貝格的格言;他的分析結論已經成為一個嚴酷的真理，對於詩人來說則是人性自我毀滅的警告。“對於我們無法言說的，我們只有保持沉默。”
這種語言死亡的感覺，語詞在非人道行為面前的無力感，絕非只限於德語。
在1938年政治危機期間，阿達莫夫問自己，成為一名作家這個想法是不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玩笑，歐洲文明中作家是否能夠再用一種有活力的、人性化的語言來寫作：
人們不應該再去褻瀆“上帝”這個字眼。長久以來，“上帝的頻繁使用，早已使它失去意義，變得空洞、冷漠……語詞，這些意義的守護者不再永恆，不再無瑕……如人一樣，它們也會遭遇苦難……一些倖存，一些消逝……在茫茫黑夜中，一切都變得模糊:沒有名字，沒有形狀。
當戰爭開始時，他寫道:“陳舊、俗套、歸檔的語言，成為語言的殘骸、幻影:每個人在雙顎間乏味地咀嚼、反芻語言的聲音。”
下面這段話出自尤內斯庫最近發表的《日誌》(Journal):
“
似乎是通過與文學打交道，我就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象徵，但都沒能夠真正穿透它們的意義。它們對我來說已不再重要。語言已經扼殺了意象，或者掩藏了意象。語言的文明是發狂的文明。語言創造出混亂。語言不是文字……事實上語言任何都沒有表達，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沒有語言可以表達內心最深層的體驗。我越想解釋自我，我就越不理解自我。當然，並不是任何事都不能用語言表述，只有鮮活的真理，語言才不能表達。
最後兩句話和霍夫曼斯塔爾筆下的布爾的話完全呼應。作家——顧名思義，既是語言的主人又是語言的僕人——說，鮮活的真理不再能夠言說。貝克特的戲劇中就一直迴盪著這個觀點。這個觀點發展了契訶夫有效語言交流幾乎不可能的看法，它在重壓之下走向了沉默，走向了一出“無言劇”(Act Without Words)。很快就會出現一言不發的戲劇，劇中角色都努力想表達語言的憤怒或語言的無用性，結果那些聲音都變成了胡言亂語，或者在他們怪象的嘴中死去。一旦第一句清晰的言辭說出，也就到了幕終的時刻。
可能是受海德格爾以及海德格爾註疏荷爾德林的影響，法國語言哲學最近也賦予了沉默特殊的功能和顯赫的地位。帕蘭認為，“語言是通往沉默的門檻。”勒菲弗爾現，沉默“立刻存在於語言當中，無論是在近處還是遠處”。他關於語言的大多數理論都建立在模式化的沉默之上，否則就使用一種連續、因此是沒法破譯的語言符號。沉默“是普通語言之外的另一套語言”，但它是有意義的語言。
這些對於邏輯學家來說並不是可怖的幻想或悖論。詩人是該言說還是沉默，語言能否滿足他的要求，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奧斯維辛之後便沒有了詩歌，”阿多諾如是說;西爾維婭·普拉斯用非常戲劇化、非常真誠的方式地演繹了這句話的深層內涵。我們的文明帶來了非人道，寬恕了非人道，我們與那些熟視無睹的東西狼狽為奸;這樣的文明是否會喪失對我們稱之為文學的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擁有權？不是永遠喪失，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會喪失，只是在此時此地喪失，就像一座被圍攻的城市，喪失了對城牆之外自由的清風和清涼的夜晚的權利。
首先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在說作家應該放棄寫作。這樣做是糊塗的。我是在問他們是不是寫的太多了，書籍(我們在文字世界中尋找一條震耳欲聾的路)的泛濫是否本身就是對意義的顛覆。
“語言的文明是發狂的文明。”在這樣一種文明中，語言籌碼不斷在通貨膨脹使得原本神聖的文字交流如此貶值，那些有效、真正新穎的文字，再也沒有辦法讓人們聽到。每個月都必須有鉅作產生，出版商就逼著那些平庸之作包裝起來，外表光鮮，曇花一現。科學家告訴我們，各種專著的出版數量急劇上升，圖書館很快就會被放到圍著地球轉的赤道去，整日忙於電子掃描。
人文學科語言的泛濫，把瑣碎的東西當作高的學問反覆批評，威脅著抹殺了藝術作品本身，抹殺了真正批評所需的精確與新鮮的個人體驗。我們也說得太多，說得太輕鬆，把原本私人的東西四處張揚，把語言背後原本暫時的、個人的，因此是有活力的部分變成了陳詞濫調，喪失了可信度。我們現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一個充滿了八卦的風洞，從神學、政治到空前喧囂的私生活，八卦消息四處橫流(精神分析是修辭華麗的八卦)。這個世界不會在一聲巨響中結束，也不會在一聲嗚咽中結束，只會在一份報刊頭條、一句口號、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點的黃色小說中結束。現在傾瀉出來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載“道”，如果我們想要聽到從“言”到“道”的演變，所需要的沉默在哪裡?
我要說的第二點在根本意義上關乎政治。對於詩人來說，肢解自己的語言要比用自己的才華或漠然去美化非人道好得多。如果集權統治有效地剝奪了任何詆譭和諷刺的機會，那麼就讓詩人停止寫詩吧，也讓那些離死亡集中營幾里之外的學者停止編輯文學經典。正是因為那是他的人性的標誌，正是因為它使人成為不斷奮鬥的生靈，語言在野蠻之地，在暴行之時，不應該有自然生命，不應該是中立的聖殿。沉默是一種選擇。當城市中的語言充滿了野蠻和謊言，再沒有什麼比放棄寫成的詩歌更有力。
“如今，塞壬們有了一個比她們的歌聲更致命的武器，”卡夫卡在他的一則寓言故事中寫道，“那就是她們的沉默。雖然這一招還沒有試用過，但可以想像，那些逃脫她們歌聲誘惑的人，恐怕難以逃脫過她們的沉默。”
那片一直沉默的大海，隨時等待著語言的奇蹟。
節選自《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
喬治·斯坦納著，李小均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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