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舉兄愛說話

明朝嘉靖年間倭寇為什麼要大舉進犯浙江？其實是大明朝廷耍了賴！

一、

很多人以為倭寇嘛，必然是日本浪人，拿著日本倭刀，壞的很，經常侵略我國沿海，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實這種理解有問題，倭寇並不單指日本人，還包括中國人，因為他們除了燒殺搶掠以外，主要做日本跟中國的貿易，中國稱日本為倭國，所以把這些走私犯統稱為倭寇。

最早的倭寇主要以如下形式存在：

“嘗駕小舟流劫土佐、豐後海洋間，隱泊野島，窺視商船劫掠之。”

最開始的時候，倭寇僅在元末和明初少量出現，到了永樂十七年，明軍於遼東望海堝全殲來侵之倭，從此之後，倭寇就再沒有大舉進犯。

等到了嘉靖年間，由於持續的海禁，沿海地區的商人又沒有地位，他們開始海上走私，走私需要靠山，於是倭寇捲土重來，日漸壯大。

在《明史·日本傳》裡提到的倭寇比例：

“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嘉靖實錄》裡則講：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其實後人根據各種史料研究的後果顯示，基本所有的倭寇頭子，以及大部分倭寇組成人員，均為明朝人。既然主要成分是明朝人，為什麼各類史書仍然記載為倭寇呢？

二、

這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首先是倭寇確實有一部分是由日本浪人組成，最開始的時候日本處於南北朝分裂時期，他們的手工業並不發達，很多貨物需要從中國進口。一些在爭鬥中失敗的封建領主、貴族、武士、商人，紛紛下海經商，由於明朝海禁政策，使得他們鋌而走險，開始燒殺搶掠。

等日本進入戰國時期後，更多的武士加入這個行列，由於他們武藝高強，武器刁鑽，能征善戰，給中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明軍把這些人定為倭寇。

其次，有了第一條理由，很多中國人開始刻意把自己裝扮成日本浪人，穿日本人的衣服，梳日本人的髮型。比如倭寇的最大頭目王直，他就是裝扮成日本人，一方面防止自己仍然住在中國大陸上的家人受到牽連，另一方面也為了掩人耳目，防止被明朝官兵抓獲。

最後，要講講明朝的軍功制度，其實所謂的軍功，很簡單，就是按照斬獲的首級做統計。那時候明朝的戰爭主要分為四個方面：

一是北邊的蒙古，那時候的北元並沒有滅亡，明朝建立後還多次跟北元戰鬥；一是東北邊的女真，也就是後來的後金、滿清；還有西番苗蠻，主要以藏族和南方其他少數民族為主；再有就是內地刁民了，主要指漢族農民起義軍。

而這些人頭的賞銀各不相同，比如斬蒙古人或者女真人一顆人頭，賞銀三十兩；一顆西番苗蠻的人頭，賞銀十兩；一顆內地造反民眾的人頭，賞銀五兩。當然，這個價格也會隨著物價上漲以及稀缺度而改變。

到了嘉靖年間，就把一顆女真人頭或倭寇的人頭，價格定為了五十兩銀子！

一顆倭寇人頭值五十兩銀子，一顆普通民眾的人頭只值五兩，甚至斬殺的多的時候，一兩都不值。那麼明朝將領在誇大戰功的時候，肯定是儘可能地把斬殺的“倭寇”定性為日本倭寇。

“官兵利於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

三、

到了公元1561年，日本倭寇窺見了明朝內部出現的危機和矛盾，選擇了圍台州而攻桃渚的戰略。

那麼消停了一百多年的倭寇，怎麼突然在嘉靖年間大舉進犯呢？

其實很簡單，元末明初時候的倭寇那是真倭寇，他們基本都由日本人組成。他們侵犯中國沿海城市，由於人生地不熟，再趕上文化和語言不通，再加上那時候的中國正好處於民族團結階段，所以，很難成氣候，登陸後不久就被剿滅。

而到了嘉靖年間，由於長期的海禁，導致很多沿海地區的老百姓難以生存，這時候不得不提浙江，為什麼浙江的倭寇最嚴重？

大明朝重農抑商，大力推崇農業生產，而浙江這個省份比較特別，號稱“七山一水二分田”。這也是為什麼《大明王朝1566》中朝廷在浙江推行“改稻為桑”政策難以推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裡的地種糧食作物尚且難以養活這麼多的人，更何況再種植經濟作物了！

由於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統一全國時，張士誠的勢力給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而張士誠主要就是靠著江浙百姓的支持。於是統一全國之後，朱元璋對江浙施行重稅，而且規定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

而大家也知道，明朝的經濟其實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所謂的萌芽，其實就是手工業比較發達。既然產生了大量的商品，自然需要流通，而遠在東方隔海相望的日本，恰恰奇缺這些商品。

這樣就導致，大量的江浙百姓不惜鋌而走險，開始跟日本人合作走私，而日本已經進入到戰國時期，很多戰敗的武士走投無路，也加入到倭寇的行業，至此才導致了嘉靖期間大量倭寇出現。

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所有的明朝人都睜眼瞎，看不到，比如有一個研究倭寇的學者唐樞就曾寫信給胡宗憲：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

四、

至於胡宗憲怎麼想的，不得而知，但是朝廷怎麼想的倒是一清二楚。

比如大海盜王直，倭寇在他的統領下，還算比較守規矩，當時的說法是：

“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者，不得存。”

也說明，王直是名副其實的倭寇頭目，後來胡宗憲派人去跟他談判，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動了王直。他提出可以幫助朝廷剿滅流民，但是希望朝廷開放港口，允許海洋貿易。

得到胡宗憲的答覆後，王直遂到杭州打算跟胡宗憲談判，結果被誘捕，鑑於當時倭寇形勢嚴峻，胡宗憲關了王直兩年後，終於還是在1559年12月殺了王直。

王直臨死前留下遺言：

“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這句話果然被說中，王直死後，倭寇群龍無首，且從此再不相信明朝廷，也不再談判，於是倭寇之患日益嚴重，終於在1561年大舉進犯浙江，給明朝廷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也給浙江百姓帶來極大痛苦。

其實在寧波三門灣有一座王直的塑像，塑像旁有一個洞窟，上面有一副對聯：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

這句對聯的意思是說，自己本有治國之道，可是不受待見，只能浮游於大海。而人要想成為大丈夫，最憂患的，恰恰是在朝中為官！

或許這是對大倭寇王直最好的評價了！

楊角風發作

主要原因是明朝的國策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去討論是大明的海禁引起了倭寇猖獗，還是倭寇猖獗引起了大明的海禁，這就有點像討論先有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了。

大明自土木堡之變後國力迅速衰退，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對外政策上，對北方遊牧民族由攻轉守，而對海上的海盜，也不再有鄭和時期的那種威壓了。

海盜這東西就像野草一樣，你不去時時修剪，他就會越來越猖獗。最後猖獗到了陸地，而這時政府發現了一個可怕的現象：在大明的陸地上，軍隊幹不過海盜！而且是慘敗！

這其實和明朝的戶籍政策有關，具體不在這研究，簡單講就是，你爺爺當兵，你爸爸也得當兵，你也得當兵。這聽起來有點扯淡的政策在明初對穩定國家起到了作用，但到了後期卻嚴重掣肘著國家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就是嚴重影響了國家軍隊的素質。戚繼光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通過治軍來抗倭的，當然這是後話。

而倭寇屬於強盜，他們實行的是以戰養戰的策略，在政府打不過的情況下，只有實行堅壁清野的戰略，來斷其供給，這就是海禁的由來。但這種政策卻給了倭寇更大的活動空間，也促進了倭寇的全面興起，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天枰

明朝中期倭寇興起的主要原因是嘉靖皇帝的個人原因。嘉靖在位期間除了大禮議之爭外，又重用嚴嵩專國二十載。其後崇尚道教、內政問題比較多外，對抑制豪強和太監勢力、外戚勢力也有很多貢獻。算是好壞相伴的君主。

但其在關係到大明國際安全問題上卻錯誤頻仍，最終要隆慶帝對他的錯誤進行全面改正。

（1）嘉靖在位時北、東、南三面都出現政策錯誤，導致大明所處的國際環境威脅較大

嘉靖北面與蒙古交惡。

南面與交趾交惡。明朝就為了一個沒得到過一分錢、一畝土地的所謂的“內附”，給交趾的篡臣從1541年開始送糧送錢幫助其打內戰，結果1592年莫登庸建立的莫朝還是失敗了。嘉靖的短視行為，使明朝在東南亞的宗主國權威受到了傷害。

（2）嘉靖在位期間，數次重申“禁海”，意欲杜絕民間海外貿易，導致從元朝開始的倭寇之患徹底大爆發

雖然，朱元璋時期實行“禁海”政策，但朱元璋後期開始，海邊諸省的地方政府，就已經不怎麼執行“嚴格的禁海”政策了。

因此，民間的海外貿易越來越興盛。因為嘉靖二年（1523年）的“爭貢之役”，嘉靖對日本不斷地減少“朝貢”次數，進而嚴格“禁海政策”、數次下達“重申禁海”的旨意。由此，斷絕了“民間海外貿易”。致使從事民間海外貿易的各路商人、走私犯、海盜與倭寇大規模合流。由此，造成倭寇大興。

“倭寇大亂”中有不少中國海盜和走私商，但我也不同意，有些人說倭寇僅有三成，那些說法只是為了“降低倭寇對中國的危害”，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倭寇與中國海盜的比例分配問題。

坐古談今

倭寇興起是因為明朝嘉靖年間，明朝政府突然中斷了海外的貿易，導致那些在海上有大量商船的海盜，其實就是海上走私分子和明朝發生的一場將近二十年的戰爭。說白了，那些海盜也是明朝人，倭寇嘛，就是真正的日本人其實不多，大概佔其中的百分之十幾吧！主體的海坡那些海盜，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嘛，可以說是明朝內部的爭鬥。

朱元璋時期，明朝發佈禁海令，任何船不能出海，這讓那些到明朝貿易的國家怎麼貿易嘛，再者沿海地區可是靠海吃海啊，這樣還怎麼生活嘛！好在明朝為了處理藩國進貢問題，在廣州，泉州，寧波設立市舶司，明面是處理進貢的問題，其實暗地裡是搞著海外貿易啊！到了嘉靖二年，日本的兩個諸侯因為進貢的問題在寧波互相仇殺了起來，這讓明朝政府很沒面子，所以明朝取消了市舶司。取消了沒關係，海上的走私活動就發展起來了，海上的那些有商船的海盜和明朝的官員勾結起來，進行走私貿易！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由於以前的內閣大臣謝遷後人和海盜走私分子發生貿易矛盾，海盜把他們給殺了，這就搞大發了。明朝政府立刻派人處理，這個人就是李紈，李紈是個狠人，他把那些海盜在海上的走私基地全推了，這下子就結下了仇恨了，海盜走私分子就在沿海地區搶掠一翻報復，大家就開始了戰爭！

這樣子搞法對大家都沒好處啊，因此海盜有個總頭目叫汪直，他就想和明朝談判，大家講和不就很好嘛。明朝答應談判，只是在後來不守信義把汪直殺了，海盜沒了頭目管著就亂了，既然談不下去，海盜也要吃飯啊，所以海盜們就上岸搶掠物資，把得到的物資和外國進行貿易賺錢！這場倭寇之亂打了將近二十年了，其中的倭寇是日本的武士和浪人，佔的比例不大，相當一個打手，主體的還是明朝的海盜，其實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是為了輿論的需要就謊報都是“倭寇”嘛！

“倭寇”之亂打了將近二十年，由於戚繼光的努力倭寇之亂基本平息了，到了隆慶皇帝上位，就是嘉靖的兒子，他重新在月港設立港口海外貿易，從此這個倭寇之亂就消失了！

海洋權利是很重要的，現在的中國海外貿易越來越繁華，保證海外貿易的正常運行對我們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海權興，則國家興啊！

歷史神秘人282698251

倭寇的興起與國際貿易有關，明朝禁止海運通商“片板不許下海”，但東南三省沿海民眾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古已有之，海禁並不能徹底斷絕他們的行為，隨著海運利潤的增加，沿海各國的冒險家也加了進來，逐漸形成有規模的商團和海盜。

倭寇的新型戰術和明朝軍戶制的崩潰使倭患愈演愈烈。他們有嚴格的紀律，小股部隊戰法一致，不斷擊敗數量遠勝他們的明朝圍剿軍，兩軍對陣，倭寇有時會驅使難民向前，沖垮明軍陣勢再掩殺，還把刺刀磨得寒光四射，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摧垮敵軍鬥志，戰術方法層出不窮。

初期的倭寇海盜勾結，曾幻想以此迫使明朝開放海禁，或被朝廷招安轉為正規軍。當胡宗憲誘殺汪直徐海後，幻想真正幻滅，倭寇更加肆無忌憚，發展到上岸築建據點，販賣明朝民眾，強逼做手工活等。情況持續多年，直到戚繼光俞大猷的出現，倭患才得到真正有效地消除。

探索歷史，思考人生，用今人眼光審視逝去故事，鏡古燭今，我是南方鵬，歡迎關注。

南方鵬

倭寇的興起，主要原因在於朱元璋“片帆寸板不得入海”的禁海禁商閉關鎖國政策。倭寇的劫掠自元朝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的軍事行動之後便已開始出現，零零散散的日本浪人以報元朝攻擊日本之仇為名，渡海襲擊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劫掠近海鄉村市鎮。但為何到了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當政年間，倭寇的劫掠活動突然變得更加猖獗了呢？

如上所述，朱元璋禁止了民間的海運通商以後，歷代明朝皇帝礙於法律的規定基本上也在執行著這一祖訓。但東南沿海的民眾困於貧瘠的土地無法維持正常生計，多有參與利潤豐厚的走私貿易，並最終形成了王直、鄭芝隆（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父親）等走私海盜權威。這些中國走私商人、船主、海盜頭目與來自於日本、葡萄牙等地覬覦貿易暴利的外來冒險家一起組成了“倭寇”這一海上軍事力量。其實，在明朝與周邊藩屬國之間並非全無經濟貿易往來，具體到對日本方面，明朝就規定有十年一次的“堪合貿易”（由明朝發放許可證“堪合”，允許日本方面組織對明貿易）。但“堪合貿易”多掌握在官方，且因十年一次的限期規模一直被人為限制，民間商人難以參與其中，於是轉而冒險走私。

劇透歷史

日本梟雄豐臣秀吉曾有一個“偉大”的夢想：消滅明朝，把日本國都遷到京師。而他自己，則定居於寧波，《詩》雲：“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在明朝沿海的對外商貿口岸中，寧波正好處在中間位置，與日本正好直線相對。日本人往來明朝，往往都要航海至寧波登陸。由於元末明初倭寇猖獗，明朝非常防範日本。朱元璋就曾要求福建布政使對日本駛向寧波的商船，嚴格檢查後，才允許日船停泊寧波港。

明朝有規定，只要是日本貢船來寧波，寧波市舶提舉司的官員要親自坐船前去迎接，請日本人大快朵頤後，然後引日船入港。同時，杭州的浙江布政使，也要數百里奔波，來寧波迎接日本貢使，順便吃一頓日式大餐。

日本貢船在寧波停留期間，寧波方面要管他們的衣食住行，大米白麵一樣不少。日本貢船要回國時，寧波方面也要計算出他們在海上需要的口糧和飲用水。

永樂年間，是明朝與日本關係比較好的時期，共接待日本的遣明使六次。日本有些人發現了這一點，就利用貢船大做文章。來寧波的貢船，除了有官方代表，還夾帶著大量不知來路的商人，各自攜帶日本的土特產來明朝交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倭刀，被視為刀中極品，非常搶手。

日本很多貢船滿滿當當塞的全是倭刀，有一次來明朝朝貢，僅倭刀就有十幾萬把。禮部尚書李至剛提醒朱棣，日本人帶這麼多倭刀來，謹防不測。朱棣自信地說：“朕的百萬大軍還對付不了日本人？讓他們做倭刀生意就是。你從社會治安的角度看問題，而朕是從大局和外交上看問題。”朱棣下令：日本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把倭刀運到寧波港，然後在各地販賣。更讓日本人感動的是，明朝皇帝竟然不向他們收取一文錢的稅收，賺多少都是自己的。

日本人賺到錢了嗎？賺翻了！一把倭刀在日本賣，最多隻能賣到一千文。把倭刀運到寧波，再賣給明朝人，一把倭刀能炒到五千文！而從日本到寧波的海路上，所消耗的成本並不多。同時，日本把從明朝購買的紡織品、書籍、醫藥，以及銅錢運到寧波，再轉運回日本，促進了日本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日本人在明朝賺錢的好日子，結束於明世宗嘉靖帝即位。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兩大豪族細川氏和大內氏為嚮明朝遣使爭風吃醋，各自派遣使節入明。細川氏派的正使是一名僧人，名叫鸞岡瑞佐，問題出在副使。此人名叫宋素卿，本是寧波漆匠的兒子，後來去了日本。正德年間，他以日本貢使的身份來到明朝，結識了大太監劉瑾。

宋素卿重金收買寧波市舶司的太監，讓市舶司先查看他們的貨物。大內氏的遣明使宗設謙道對此極為不滿，說寧波市舶司一碗水端不平，一怒之下燒了寺廟，搶劫寧波市舶司的府庫。細川氏的正使鸞岡瑞佐被砍死，宋素卿因熟悉地理，僥倖逃脫。宗設謙道一夥人在寧波附近燒殺搶掠，殺掉很多明朝官吏，影響極為惡劣。

明世宗聞之大怒，有的大臣認為這事的罪魁禍首是寧波市舶司，關閉市舶司，日本人就鬧不起來了。明世宗覺得有理，下旨關停寧波市舶司，不再與日本做生意。

日本以寧波港為窗口，與明朝進行貿易一百多年，突然關停寧波港，砸了很多日本人的飯碗。日本是小國，必須依賴對外貿易才能生存。官方不允許貿易，那就只能走私，各種亂象橫生。寧波港進不去，那就在寧波東南沿海的雙嶼港進行貿易，雙嶼港成了“小寧波”，市場非常繁榮。近代日本人把明朝嘉靖時的雙嶼港，稱之為小上海。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時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的朱紈下令砸掉了雙嶼港的貿易市場。日本人以及寧波周邊靠貿易為生的人，飯碗被砸掉了。怎麼吃飯？只能鋌而走險，最終導致嘉靖時東南沿海倭寇大亂，明朝損失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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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倭國窮啊！窮的都沒褲子穿。倭國本就資源短缺，加上國內內戰不斷，物資極度匱乏，連個統一的政權都木有，為了填飽肚子，這些窮兇惡極的倭寇只能鋌而走險。

想搶東西就要就要物色個有錢的主，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就當屬大明朝了，一水之隔的倭國當然是最清楚不過了。從元末時，海盜與倭寇就不斷襲擾我國的沿海地帶，只不過在嘉靖年間更頻繁了。

倭寇與海盜起初的目的就是想迫使明政府放開貿易，順便或許能獲得招安混個官做，當這一切在遭到胡宗憲狠狠打擊下變為了泡影，使他們徹底無望了，由心存幻想的半走私半盜搶變成了明目張膽，有組織有預謀的搶掠行為了。

這裡還要強調一點，明朝的軍事力量，尤其是海防太落後了，倭寇在開始階段沒有遭到很大打擊，氣焰也就更囂張，一次冒險換回的回報太大，在這種誘惑下就會有更多的倭人加入，倭寇的力量就漸漸強大起來了。

老夢Meng

首先闢個陳年老謠。關於“劉大夏燒鄭和下西洋檔案”的事，傳言由來已久。萬明先生在她的《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中分析得出結論，有關檔案應該存放於宮內而非兵部，所以劉大夏（時任兵部主事）沒能力也沒資格燒。

元、明、清三朝均有禁海令，明初禁海是因為14~15世紀的早期倭寇（早期倭寇主要侵擾北方沿海，和嘉靖時期大不相同）以及擔心方國珍、張士誠餘黨糾結海外而導致的。

《明史》上的記載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所以命鄭和下西洋。其實鄭和給明朝帶來的經濟利益同樣不小——帶回的以千萬計的金銀（中國金銀產量其實並不多）、香料、珠寶等物品很大程度上充實了明朝的內庫，有的甚至幾十年都未用盡。讓京官切齒痛恨的胡椒蘇木折俸（《大明王朝1566》裡就有這個片段），就是因為採買的胡椒蘇木太多又沒處用導致的。但是下西洋的活動同樣花銷也很大，所以七次下西洋之後便被停止了，再也沒有舉行。

到了嘉靖年間，“倭寇”再次爆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海禁嚴格。嘉靖二年（1523），日本兩個大名（諸侯）大內氏和細川氏分別派了使團來進貢，順便帶著特產來中國銷售。細川氏的翻譯宋素卿買通了市舶司（有點像海關）的官員，所以後到的細川氏反而處處受禮遇。大內氏使團對此不滿，於是索性在寧波作亂，史稱“爭貢之役”。而十三年前，居留在朝鮮南部沿海三浦（三個港口）的日本人爆發叛亂，被朝鮮平定，史稱“三浦之亂”。兩役之後，官方貿易基本斷絕，所以要想繼續貿易，就只能鋌而走險走私了。所謂的“倭寇”，實際上是武裝海盜和走私商人兼而有之。

在海禁的背景下，不光日本人逐利下海，中國人和朝鮮人也有參與，甚至可以說中國人占主導地位。

第二，日本局勢的變化。室町幕府（1336-1573）期間，對於倭寇的管制可以說是相對嚴格的。但是幕府末年，幕府對日本各地的控制逐漸失效，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各家大名打得不可開交。而在戰爭中失去土地和身份地位的武士，就成了所謂的“浪人”，進而演變成了“倭寇”。

抗倭戰爭歷經幾十年，一方面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人在戰場上連戰連捷，一方面明朝逐漸調整了海外貿易的政策，放鬆了海禁要求，使得那些無生計而被迫為寇的人“轉寇為商”，加之日本走向統一，到了隆慶、萬曆年間，倭寇基本被中國平定。

直江信綱

倭寇騷擾主要是在明朝嘉靖以後，問題也在明朝政府的自身問題。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問政事，朝廷腐敗，官宦橫行，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戰船銳減，海防設施久遭破壞，為倭寇活動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機。

那時主要的兵力正與北方的遊牧民族發生戰爭，沒有專門的武裝力量去對抗倭寇，加上海禁政策，致使倭寇活動氾濫成災。

嘉靖年間大量的中國商人、破產農民和失意知識分子僑居日本，有錢者糾集倭寇貿易，無錢者就聯合倭寇越貨打劫，如汪直、徐海、毛烈、陳東、葉麻、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夥同倭寇，借用倭人服飾旗號，乘坐八幡大菩薩旗幟的海船，侵擾東南沿海地區，大肆掠奪財物。

1542年，倭寇由瑞安入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1544年，許棟、汪直等帶領倭寇在東南沿海大肆燒殺擄劫，殺害民眾數十萬人，嚴重威脅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激起朝野上下的憤怒。

戚繼光、譚綸、俞大猷等率兵南征倭寇，與沿海軍民浴血奮戰：

1553年，俞大猷率領精兵夜襲普陀山倭寇老營，重創倭寇，又在王江涇殲滅倭寇兩千人；

1561年，戚繼光率領戚家軍在臺州九戰九捷，痛殲入寇台州之敵。此後，戚、俞聯合，基本肅清福建、浙江倭寇；

1565年，戚繼光與俞大猷二軍配合，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至此，東南沿海的倭寇最後蕩平。還沿海太平天下。

戚繼光訓練出的戚家軍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十餘年，確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戚繼光實現了“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願望。(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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