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出臺了《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
該《意見》對於矯正過去SCI至上所帶來的問題無疑會起到較大推動作用，提到的許多改進具體措施也很好，但《意見》整體給人的感覺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10條意見每一條對SCI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基本都是否定的，要棄之不用，特別是將科學理論創新和應用技術創新具有重大差異的兩類創新放在一起來規範。
如此事關能否促進科學技術發展和激發廣大科研人員科創動力的重大文件，其制定和實施應該十分慎重，需要廣泛徵求學術共同體的意見，不能因為唯SCI至上存在問題或某個負面新聞熱點就倉促出臺，恐不利於文件的科學性和針對性，弄不好會嚴重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國科學和技術進一步的發展。
學科學術評價不是單一的，需要的是綜合評價和多元化，唯SCI至上或一味否定都是走極端，文件中提出的不少改進措施本應該和SCI論文指標成互補關係，而不是完全替代。
特別是在國內教育行政化和人情關係盛行的背景下，離開了SCI的量化硬性指標，問題只可能更大，必將導致更多的激勵扭曲，可預見的是關係、人脈、情面、職務、論資排輩及行政權力干預會氾濫，不利於學者本應一心追求學術的初心，學術壟斷會更不可控，弄不好將會導致更多的學術腐敗、學術造假。
文件中的一些提法及未來可預期的從上至下、層層加碼式“落實”，讓許多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擔心有矯枉過正之虞，弄不好，也會嚴重影響海外高層次領軍、拔尖和創新人才的引進，他們會擔心回國後自身學術和專業領域的發展受到限制，最終恐不利於中國科學和技術的整體發展進步。
基於以上考慮，我對高校SCI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提出了以下幾點思考和建議，供有關部門決策參考！
第一，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逐步接軌國際、漸進提升的過程，SCI論文相關指標在牽引中國科學事業的國際化、現代化、規範化的發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要積極作用，不應從方向上一概否定，不能在應用中完全放棄。
從以前的大家都發不了SCI，學經濟管理更發不了SSCI，評著作數字數，評文章數篇數，在國內期刊轉圈圈，到後來能發一般的SCI，再發展到能在領域頂尖和綜合頂尖的SCI這麼一個逐步、逐漸提升的過程，才使得中國的科學研究的水平自改革開放以來進步巨大，儘管依然任重道遠。
儘管這個過程中總是在不同層次上出現了只講數量不講質量以及學術抄襲、學術腐敗的問題，但這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在高質量SCI期刊發文作為重要學術評價標準的導向和基本作用不能輕易一概否定。如同我們不能因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否定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而否定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一樣，
我們也不能因為重視SCI指標使用中所出現的問題而否認中國科學水平的極大提升，不能一出現問題就把這個漸進提升的方向否了。鄧小平早在1983年就講“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甚至走向反面。大國之間的競爭實質上是資源的競爭、制度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技術的競爭和話語權的競爭，包括學術話語權的競爭。雖然目前中國高校的SCI論文數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大多質量不高，原創性嚴重不足，在許多領域從高質量發文來看，特別是在頂尖SCI期刊（如同芯片一樣，顯示核心競爭力）發文方面與美國存在巨大差距，科學原創性能力提升還任重道遠。
第二，SCI至上當然是不好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SCI期刊質量嚴重參差不齊，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SCI裡的綜合頂尖和領域頂尖期刊的科學水平和價值，它們確實代表了人類科學知識的前沿陣地，是國際上評定一流科學研究最基礎、最關鍵的量化客觀指標，代表了一個大學、一門科學的知識貢獻水平，是國際學術共同體通行且直接採用的一個重要評議依據。
很難想象，暫不論綜合頂尖SCI期刊，一個在科學領域頂尖SCI期刊裡沒有任何發表記錄的人，能夠稱其為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世界範圍內，科學領域最重要的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其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評選也是將頂尖SCI和SSCI期刊發文的影響力與其他指標一道作為重要指標的。華人中施一公、潘建偉、王曉東、饒毅等一大批世界頂尖科學家，其國際學術地位、聲譽和影響的奠定，都是首先在頂尖SCI期刊上發表了大量論文，是前期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增加其引用率和學術影響力。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實驗田西湖大學目前已經簽約了100多位一流科學家，他們每個人都處在自己的領域的世界前列。這個地位是如何得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科學家無不在領域頂尖或綜合頂尖的SCI期刊上發表了大量論文，沒有這個談不上其他。
自2004年以來，本人在上海財經大學依託首批首創國家985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在體制內搞全方位經濟學教育科研改革，在科學研究這一塊也從來就是瞄準SCI、SSCI裡綜合頂尖和領域頂尖的經濟學、金融學期刊，為此我們
聚焦SCI和SSCI期刊中領域頂尖和綜合頂尖的高質量子集，鼓勵我們的老師往那些陣地上去發出我們的聲音，同時配置以國際接軌的評價標準和規範管理，讓學術規則和制度發揮決定性作用，很快就凝聚和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學術影響的經濟學者，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基本沒有出現文件中提到的問題，其在高水平期刊發文方面排名過去8年以來一直在世界前50、亞洲前3，被國際同行稱之為SUFE（上財）奇蹟。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堅定地堅持這樣漸進提升的方向，減少負面作用，不斷提高學術標準，從而進一步聚焦SCI期刊中的高質量子集，而不是把SCI整個否定掉，完全棄之不用。
第三，離開了SCI相關指標，我們有完全可替代的好的評價標準嗎？至少現階段沒有！國內同行評議能夠起到國際同行評議基本只看學術不看情面那樣相應大的作用嗎？很困難並且效果不佳。就如中國高考有很多問題，有不少人呼籲取消，但取消問題更大一樣，退回到高考前的推薦制或者用國外的申請制，都不現實。
對於SCI也是類似，國內期刊乃至學科現下的學術評價體系都存在較大的扭曲，科學的標準、學術的判準、職業的道德沒有真正建立健全，沒有相對客觀的標準為參照，自身地位和人際關係就會有重要作用。這也是導致國內很多學術造假、學術腐敗難以杜絕的根本原因。並且，一些學術造假也蔓延到了國際的SCI期刊中去，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學術聲譽。
與其將鍘刀砍向SCI，我覺得更應加大對學術腐敗和抄襲的懲罰力度，同時好好整頓一下國內的學術生態和期刊，通過良性市場競爭和政府的監管手段把低於SCI學術標準的期刊淘汰一批 ，如在高水平高校用SCI子集中領域頂尖或綜合頂尖期刊作為重要評審指標，與此同時，辦出一批國際同行認可的頂尖SCI期刊來，這才是正確的做法，而不是簡單地取消SCI發文的導向作用。
目前，中國已經有5000多種科技期刊，在數量上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但是這些期刊參差不齊，很多期刊根本沒有匿名評審、同行評議，關係稿、金錢稿等屢見不鮮，從國際橫向來看，在學術組織力、創新引領力、國際影響力等方面更是存在著明顯劣勢，與我國科研大國的地位並不匹配。因此，在淘汰一批不合格期刊的同時，應重點打造一批立足於中國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第四，我們要尊重科學創新和學科發展的規律，而不是相反。
我一直在呼籲，要對科學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進行分類評估，在SCI論文相關指標上，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很高興在這次兩部委的文件中得到了一定體現 。
科學理論創新和應用技術創新是兩個不同的方面。科學理論創新更多是學科及其發展的原創性創新，是高校和研究機構作為知識生產單位應該努力追求的，大多就是在SCI頂尖期刊上呈現的，對於這些部門和領域，應以SCI的高質量子集為主，改進評價標準，加大研究質量和創新的權重而不是做簡單的數量加總。對於高影響因子、高被引論文也不宜一刀切地完全否定和完全肯定，科學領域不同，SCI重要的程度也不同，確實其不應該稱為根本目標，但是不可否認真正具有原創性科學創新價值的往往都是在高影響因子期刊發表的高被引論文。
而應用技術創新則更多是組合創新，很多不一定是原創性的，是應用性研究機構或企業研發部門的職責，不一定需要追求SCI，例如醫院臨床，一名高超的醫療技術和臨床經驗非常豐富的醫生1000臺手術抵不上發一篇SCI論文就是評價標準嚴重不合理，造成極大的激勵扭曲。另外，像中國的疾控中心這樣的政府行政部門，它的首要任務是預防和控制流行傳染病，就不適宜將SCI論文發表作為績效考核的主要指標，美國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就沒有SCI論文發表的考核要求 。
這次意見也提到了要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但是我認為對於基礎研究也不能忽視高質量SCI期刊的指標性價值。
總之，教育部和科技部在這個事情上可能不能一刀切，至少在科學理論創新領域不能完全棄SCI論文相關指標不用。
同時，應該允許高校在實踐中自主探索，並鼓勵有條件的高校做世界一流水平的學術研究，應該聚焦SCI中的高質量期刊子集，並輔以其他相關評價指標，應該實行分類評價、分類引導，國內國外評價兩條腿走路，不要顧此失彼，讓國內外學術市場的競爭性評價來發揮決定性作用。華為為什麼能夠在技術創新領域搶佔國際科技前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們始終在國際科技市場上參與競爭、合作，遵循國際通行的範式、標準、流程等開展相關研發工作，並且華為的專利很多是國際專利，而沒有把眼光僅僅侷限在國內。這對於基礎研究也有一定啟示。
本文作者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教授資料圖（來源：上海財經大學文明網）
作者名片
田國強，1982年獲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數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機制設計理論之父”赫維茨教授。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1-1992年）、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2004-2019年）。現為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編，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編，Journal of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Design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理論、數理經濟、機制設計、轉型經濟等。
本文轉自“上財高等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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