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新中國對外開放70年——國情、改革及全球化|國情講壇

【編者按】2019年12月20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45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全國人大常委、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江小涓就“新中國對外開放70年——國情、改革及全球化”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本文根據江小涓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定。全文共約1.7萬字。

江小涓:新中國對外開放70年——國情、改革及全球化|國情講壇

謝謝胡老師的介紹,各位現場聽眾還有屏幕前的聽眾,大家晚上好!感謝大家在週五的晚上參加這個活動,也非常感謝胡老師和國情院給我一個機會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首先要和大家說,這是我長期研究的結果,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分享。我曾經在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不過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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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本學術專著就是我過去30年研究對外開放問題的記錄,這不是為了推銷書,只是為了說我真實地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大概30年時間裡差不多每5年出版一本書,對外開放是我持續做研究的領域。今天我所提的觀點都有實證研究、案例還有數據支撐。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中國確實已經是一個高開放度的國家;第二,我們要講一講為什麼我們總是把改革、開放並提,為什麼開放的意義如此重大;第三,目前國際國內的環境到底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第四,如何確定新的開放趨勢和戰略。兩個講過去,兩個講未來。

一、

中國已經是開放度較高的國家

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度比較高的國家,我們主要用一組數據跟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們是進出口貿易大國,不僅數量大,而且外貿相對的重要性也非常高,這可以用對外貿易依存度來體現。第二,我們是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大國,外資對中國經濟貢獻很明顯。第三,40年來開放指標明顯高於增長指標,說明開放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

我們先看一看中國開放度的問題。


1.1進出口貿易大國,對外貿易度依存度較高

首先,我們將對外貿易的增長在大國之間進行比較。我們之所以跟一些大國做比較,是因為中國國家特別大,我們的數字跟一些小國做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圖(圖1)中我們選擇的是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四個經濟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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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對外貿易的增長大國比較


紅色部分是中國的出口總額,從1978年我們基本看不到,只有一點點200億美元的貿易額,然後出口逐漸增長。我們在增長,別人也在增長,但是我們增長得更快,所以到2018年中國已經是全球對外貿易量最大的國家。我們從一個極其小的出口經濟體,變成了一個最大的出口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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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對外貿易依存度,大國比較中國相對較高


貿易依存度這個指標可以用來反映外貿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可能比絕對數字更為重要。它的定義是一個國家外貿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展示的是對外貿易的相對重要性。這裡我們選擇美國、日本、中國這三個最大的經濟體進行比較。德國因為有歐盟內部的貿易,所以可比性有一定問題。圖(圖2)中,藍色部分是貿易總額佔GDP的比重,黃色和紅色分別是進口和出口各自的比重。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外貿總額佔GDP的比重,也就是我們的貿易依存度比日本、美國都要高出不少。我們講中國是一個開放度高的國家,不是從額度上講的,而是從相對重要性來講的,貿易依存度數據可以反映這樣一個結果。


1.2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大國,外資對中國經濟貢獻明顯

第二,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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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吸收外資地位大國比較:中國位列前三位


還是剛才這四個國家的比較,紅色部分表示中國(圖3)。我們在1985年之前吸收直接外資是非常少的,仍然處在看不見的層級上。此後,我們吸收外資持續增長,有三年時間是全球吸收外資最多的經濟體,此後由於美國加大了對於外資的吸收力度,我們一直排在第二位。我們從開放初期的幾千萬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50億美元,40年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為2.1萬億美元,這個數據是非常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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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對外投資的增長和地位:大國比較中國位列前三


中國也是對外投資的大國。仍然是剛才這一組經濟體的對比,紅色部分是中國對外投資的數額(圖4)。我們的對外投資在1999年之前都在個位數量級,此後我們快速增長。2018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是1205億美元,增長是非常快的。我們連續7年都排在全球對外投資的前3位。

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發展中大國,可以說對外投資不比吸收外資的地位更弱,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是在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中國和其他大國的比較。


1.3開放指標明顯高於增長指標,開放的貢獻突出

第三,開放對中國增長的影響突出。我們可以看兩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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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涉外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第一組數據表明涉外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舉個例子,在我們的工業增加值中,外商投資工業企業所佔比重在2018年大概在23%左右,最高的時候2005年、2006年大概佔到將近30%,我們大概有將近30%的工業產出是合資外資企業產出的。

第二個例子是涉外經濟對增值稅的貢獻。這一貢獻非常穩定,1997年後涉外經濟對增值稅的貢獻相比對增加值的貢獻低約4-5個百分點。儘管我們對外資有一定的稅收優惠和減免,但是不是像我們想象的或者有些觀點講的,我們吸外資但外資拿走了所有東西、稅收也被減免掉,其實這部分的比重大概在4-5個百分點的差距上,2018年約佔稅收總額的18%。

此外,外商投資企業肯定是外向度比較高的,涉外經濟對我們出口貢獻最高的一年達到過61%,現在穩定在40-45%之間。更重要的是涉外經濟結構比較好,現在佔我們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為53%,最高的時候達到過將近80。外資對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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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開放指標高於增長指標

第二組數據,我們講開放對增長的影響突出。

所有主要的開放相關指標都高於我們經濟增長的指標,儘管這個指標不算是非常科學的估計,但是總體上講可以看出一個趨勢。我們說我們GDP增長達到9.6%,已經是全球最好了。與此同時,我們貿易的增長是18.4%,出口的增長是18.8%,吸收外資的增長是10.7%,對外投資從有統計數據的2001年之後增加將近30%。涉外經濟增長的指標均高於我們本身經濟增長的指標,所以我們講開放對增長有非常突出的貢獻。

我們講了以上這組數據,就是想說明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從各種指標上,和其他發達大國相比,我們還是一個開放度比較高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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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何以意義如此重大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開放對中國意義重大。我們把改革、開放一直是並行在提的,在我們重要文件和領導同志講話中把開放的位置提得非常高。

我從四個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觀點。第一,我們開放是快速解決國內生產要素極度失衡的狀況;第二,引進了資金,同時引進了先進的技術;第三,開放推動了國內體制改革,特別是推動了一些國內由於各方面原因推不動的改革,在我們開放的幾輪重要節點上對改革產生了本質的推動;第四,我們可以參與到全球分工體系,在全球化過程中,在體系之外還是在體系之內是很不一樣的。


2.1儘快解決國內生產要素極度失衡狀況

開放能夠儘快解決國內生產要素極度失衡的情況。我80年代後期在國外訪學的時候,老師教給我發展經濟學第一課的內容,講的就是中國為什麼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們講,開放為數量巨大的“隱蔽型失業”勞動力尋求了“變現”的機會。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有大量農村勞動力看上去似乎沒有失業,但是按照農村人均擁有土地資源來看的話,邊際生產力幾乎是0,他們不會影響我們農村生產的產出。由於他們沒有其他現代化產業的就業機會,就留在農村,這是很典型的發展經濟學中講的“隱蔽型失業”,即看不出來有失業人口,但實際上邊際產出非常小。生產要素極度失衡意味著有特別富餘的勞動力,由於太富餘、供給太過剩,勞動就很不值錢。

如果我們能夠增加短缺要素,把這些勞動力都消化掉,就可以讓這些富餘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去,讓相對價值極低的勞動力“升值”。此外,開放能夠引入現代產業。大量外商投資的工業企業進來以後,可以讓勞動力進入現代生產,進入現代社會之中。以上每一條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式的體現,體現的是人的變化。

2.1.1為什麼中國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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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發展經濟學第一課:中美要素差異


這是我到國外的時候,我的老師在黑板上手畫的一個圖(圖7),給我特別大的啟發。他說這是1985年中國和美國的一個對比。中國佔全球資金量只有5%,但是勞動力佔全球25%。其實這個數字是按照購買力平價算的,如果按照我們當時國內匯率來算,我們的資金量只佔不到2%。而美國是什麼情況呢?美國當時的資金投資能力佔全球25%,但是勞動力恰好佔全球5%。

中美兩個國家,一個有那麼多資金卻沒有勞動力,一個有那麼多勞動力卻沒有資金。他們兩個是不是應該在生產要素之間有一種更好的開放匹配,然後讓每一種要素都能夠匹配到恰當的另一種要素呢?

經濟學上講,所有要素的邊際產出相等的時候,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但當時顯然不是這樣的。看完這個圖之後,我感覺到如果我們有辦法讓多餘的勞動力到美國就業,把美國富餘的資金拿到中國來投入的話,那麼這兩個國家的要素匹配都會更好一些。我們講在要素極度失衡的時候,富餘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得不到進入現代生產過程的機會,而且非常廉價。只有多種要素組合,才能開始現代化的生產過程。這個過程可以變,國內可以積累,但是國內單純靠自己積累的速度會非常慢。

這個圖我始終在用,我把中國自己的要素結構畫了一下(圖8),比剛才那張圖內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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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我國的生產要素結構(要素稟賦)每種要素佔全球的比重


一個國家生產過程要開始,這幾樣要素一個也少不了:要有勞動力,要有土地,要有淡水資源,要有能源,還要有投資和技術,這幾項要素匹配以後才能開始現代的生產過程。

圖(圖8)中是我們在1980年的數據,我們勞動力佔全球的23%,耕地佔全球的7%,淡水資源佔全球的6%,石油佔1.5%,投資佔全球的2%不到,研發投入幾乎可以不計,大概在0.5-1%左右。

這樣的話,我們怎麼才能把各種生產要素匹配起來,讓這麼富餘的勞動力進入到現代生產過程中呢?

2.1.2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出口”剩餘勞動力的載體

在全球化中,尤其在當時那個階段,勞動力的流動是最差的。為什麼美國要大量進行海外投資呢?因為美國雖然資金很富餘,但在國內得不到很高的回報。資金是全球化中流動性最好的要素,可以流動到任何一個缺資金的國家去獲得更高的回報。但是這對勞動力來講就非常困難,全球化中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最多。全球跨國勞動力流動就業達到過的峰值就是1個億,而且主要在區域內貿易集團內部發生,比如歐盟。所以我們不能依靠大量勞動力到國外就業,來解決我們極度失衡的生產要素結構。

勞動密集型產品是全球化中“出口”剩餘勞動力的載體。

為了解決我們失衡的要素配置狀況,我們就要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90年代末期,大概1997年、1998年的時候,是我們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量的頂點,大概有八千萬城鎮就業人口直接生產用於出口的商品和服務。

這是什麼概念呢?大約三分之一的城鎮工業就業人口搭載在出口面對的全球市場上。這些人是什麼人呢?這些人都是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原來守著一畝三分地,拿著極低的收入,沒有機會進入到現代生產過程中間去,通過這樣一個模式他們進入到了現代的生產過程中。

當時最主要的批評意見,是說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搞“三來一補”,出口企業給我們工人付的工資是在他本國所付工資的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其實剛開始的時候三十分之一都不到,9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大概可以達到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多一點),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公平與否要看我們和誰比較。當時外商投資企業的工資是國內各類企業中最高的,2007年外資單位、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分別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當時的就業者都以到外資企業工作為豪,感覺找到了一個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對比的對象一定要恰當。

如果不開放,無法實現高密度的就業。有觀點講,即使不開放只要增長就有就業,其實那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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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如果不開放,達不到高密度就業

我們出口的產品都是最最勞動密集型產品,這張圖(圖9)反映了各行業每單位勞動力匹配的淨資產量,即最經典的資金和勞動的比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大量出口的服裝、鞋帽、文教用品、傢俱製造、儀器儀表、紡織業,就是勞動最密集的產業,特別準確地匹配了我們的要素特點。這條紅線是我們當時那一年全部工業企業的平均人均淨資產,大概是12萬元。我們出口的行業中,越是勞動密集的,越是需要資金量少的,出口量越大。

紅線下面是我們大量進口的行業,包括化學原料與製品、醫藥製造、化學纖維、石化行業,這些行業都是非常高資金密集度的,平均高出我們人均淨資產三四倍以上。如果我們在國內發展這些行業,既不能用較多勞動力,還要用我們大量最緊缺的資金,配置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只有開放。如果我們不出口的話,在國內是不可能把這樣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消化掉的。全球配置以後,我們可以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然後把原來低收入的農村人口吸引到現代生產過程中間去。

2.1.3增加短缺要素讓相對價值極低的勞動力“升值”

經典的早期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企業,幾乎都是一個工廠看進去都是人,其他東西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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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本世紀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資的服務業企業

這張圖片(圖10)來自本世紀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資的服務業企業,我們可以看到,每盞燈下坐著一個人,人均1.6平方米,用一點電,沒有任何的汙染。這是純粹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也是中國最初吸收外資最多的服務業。這個企業曾經面臨過很大的爭論。

當時企業老闆說,“我為什麼到中國來呢,是因為我到中國僱的員工工資是我在國外員工的二十五分之一,而且按照計件工資的方式,他們都想多些收入、願意加班,所以我很願意來中國”。這在當時引起國內譁然,說外資企業到中國來剝削中國的員工。

那麼這些員工是什麼情況呢?從當地農村招工,農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如果來這家企業的話,初中畢業後大概訓練一個月就可以上崗,不加班的最低工資是450元,稍微加班就是一個月六七百元,這樣工人一年的工資是原來在農村收入的5-7倍。

當時這個企業引起了一些爭議,去看、去問的人很多,然後這些員工就很生氣說,“我們想多掙點,我們這個活挺好的,我們不想回到地裡面去風吹日曬,你們就再別折騰了,讓我們把這個活好好幹下去”。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此時此地、彼時彼地的問題。

2.1.4引進現代產業讓勞動力進入現代社會

經過我們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特別是引進外資和技術之後,我們原來的要素結構在迅速改變。從我國生產要素結構來看,在當時情況下,我們想用可憐的一點資金把這麼多勞動力吸納到現代生產中間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發展少用錢、多用人的產業。在生產要素中,地、水、能源是資源稟賦,是很難變的,在後面多年中比重是穩定的。勞動力在很長時間是比較穩定的,但是隨著我們獨生子女政策見效,現在我們的勞動力佔全球比重已經降到20%了。

什麼在增加呢?我們的投資比重在增加,我們的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佔全球比重從開始很低的2%,到5%、7%、13%,現在已經超過26%,中國現在是一個相對來講資金富裕的國家。在我們的所有要素中,勞動力佔比20%,資金佔比26%,而且我們的研發投入已經佔到全球的22%。這一比重變化是非常本質性的變化。一方面我們經濟高速成長,實現自己的積累;一方面我們靠吸引外資和技術,大量吸納勞動力形成了現代產業,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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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大量引進和國內積累開放加速要素結構改變


要素結構變化以後,企業隨之升級。我原來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時候,看了非常多的企業,很多企業我每隔幾年過去看一次。

有一個企業在我最早去看的時候,是最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打工妹坐在那裡完全手工操作。然後,隨著勞動力價格上漲,企業開始搞點非常簡陋的自動化設備。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外企業做不下去,就把最高精的、表芯級的筆尖設備賣給了這家企業。對這家企業來說,一方面技術上去了,另一方面需求上去了,最重要的是再像以前那樣大量使用勞動力根本用不起,企業培養了自己的技術人員和能力。所以隨著要素結構的變化,其實企業、產業是隨之升級的。


接下來的例子是關於服務業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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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要素結構變化,企業隨之升級


圖(圖12)中是這個世紀初的勞動密集型數碼企業,企業從事非常簡單的表單統計業務。到2008年,這仍是我們最經典的服務業。去年我去蘇州看,蘇州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很好的一個地方,它是全球最大的會計和採購中心,和跨國公司在國外的同類中心已經沒有差別了。隨著人的成長、勞動力的成長和成本的上升,一切都在變化。

多少年開放中,我們通過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解決我們要素結構極度失衡的問題。這個問題一定要理解到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勞動力全球就業的載體,是原來收入很低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現代產業提高收入的一個重要機會,我們在過去40年的開放中做到了這一點。


2.2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

第二,我們講講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這裡我們稍微往回走一點。今天我們講對外開放70年,70年中間我們理解最不夠的或者誤解最大的是對前30年發展模式的理解。對於前30年,我們總是說一方面我們閉關鎖國、排斥外面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實現獨立自主發展現代產業。為什麼後40年不行?回答這個問題一定不能走極端,一定要看看事實情況是怎麼樣。

2.2.1建國前30年的技術引進

用一句話來定位前30年,就是在大規模引進基礎上建立的現代產業體系,這是我博士論文的內容。

大家都知道50年代有“156項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列工程引進。看起來好像在這之後我們就沒有引進了,這是不符合現實的:60年代我們繼續引進;70年代初期一旦外部環境允許,引進熱情高漲,當時被稱為“洋躍進”;真正對實踐有一點影響的觀點就是“文革”期間。

156項工程是什麼概念呢?這一系列工程遍佈工業部門,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整個經濟發展規劃的核心部分。這其中包括我們從來沒有的7大現代產業部門,包括鋼鐵聯合企業、有色冶金聯合企業、大型煤礦、大型煉油廠、重型機器製造廠、汽車製造廠、大型水力火力發電站、電氣技術和無線電技術企業等,其中有鞍鋼的大型軋鋼廠和無縫鋼管廠、第一汽車製造廠、吉林三大化工廠、哈爾濱電機廠、哈爾濱重型機器製造廠等。我們現在熟知的一汽幾化、三大化工、哈爾濱電機,還有西安一系列電力設備製造廠,都是在“一五時期”我們通過開放引進過來的。

那麼它在生產中佔什麼比重呢?我們在“一五期間”生產的新產品至少80%以上,完全是由引進的設備圖紙和原型來生產的,那個時候引進的重要性比我們現在更要重得多到1956年底,我國機械工業製造了幾千種新產品,其中絕大多數是仿照前蘇聯東歐國家提供的圖樣製成的,1957年發展的400多種新產品中,有300多種是仿製品。

看幾個“一五”引進的項目,第一爐鐵合金的誕生地吉鐵一分廠、武鋼、太化氯鹼廠、江西南昌國營洪都機械廠,是我們引進的重點,當時在引進的基礎上造過飛機。似乎這些引進好像只在“一五”期間,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走以後,我們就努力自力更生。

實際上,此後我們又開始從發達國家引進了。有些是直接引進,有些是通過第三方引進。我們現在的很多傳統友好國家,就是當時我們引進的跳板。

1962年我們從日本引進了第一套維尼綸設備,建立了現代的化學纖維生產行業。1963年到1966年,我們從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聯邦德國等國引進聚乙烯成套設備、化肥生產設備、石油加工聯合裝置成套設備、化工生產的成套設備及合金鋼冶煉、特種鋼材軋製技術等。我們引進了很多設備,當時最主要的引進就是增加農業生產。“大躍進”以後農業生產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大量化肥生產設備被引進來。此外,還有化工生產設備,大量鋼鐵、冶金行業設備,以及最重要的建築材料和重型設備,建立起了若干原來幾乎空白的現代化大規模製造能力。

截止到這個時期,我們都是從歐洲一些國家引進,主要是那時我們沒有辦法和更多國家打交道。

1971年我們恢復聯合國席位,與美國、日本和更多國家關係正常化,迫不及待就開始了再一輪的大規模引進。1973年提出從國外進口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即“四三”方案,之後追加51.4億美元。包括:十三套30萬噸合成氨和48萬噸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設備裝置、四套大型化纖設備、三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三個大電站、四十三套綜合採煤機組、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制造設備和貝斯發動機項目。其中,武鋼一米七軋機我們的《人民日報》頭條現在還可以查到。

怎麼看它的重要性呢?這個階段引進所需資金,佔全部建設項目投資的五分之一。此前、此後包括到現在,我們從來沒有再達到過引進設備佔我們全部投資的五分之一,這是一個驚人的規模。可以想象我們當時對國外先進設備技術的需求有多麼迫切,對它重要性的理解是多麼到位,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關於前30年我們還是要再說一遍,閉關鎖國的帽子不符合前30的實踐,不是主流的指導思想。

當時的國際環境存在制約,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涉及幾千個項目的“巴統協議”,西方國家簽定協議不準向中國出口稍微技術先進一點的設備。所以當時我們只能轉向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來引進。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被迫的選擇,而不是我們有偏見,要排斥跟誰打交道。國際環境的制約和一個非常有偏見的國際環境,使得我們產生了有“偏向”的開放政策,我們一定要理解這前30年。

2.2.2後40年的資金與技術引進

最近40年的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我們有兩個主要觀點,一是外資作為資金來源的地位先升後降,二是伴隨外資的技術引進水平是漸次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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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明顯減弱


90年代中期是外資佔我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最高的時候,比重大概佔14%。現在儘管外資本身還是在增長,但是佔國內投資的比重現在變得非常少,僅有1%到2%。我們投資總計五六十萬億,外資進來一千多億,所佔比重是很低的。隨著中國自己的資金積累和資金能力上升,外資作為資金來源的影響明顯在減弱。

外資在早期沒有引進太多先進技術。一個有名的例子太平手袋廠,是我們首批加工貿易企業之一,也是我們合資企業的一個經典。當時太平手袋廠弄了幾臺現在看上去沒有辦法看的工業縫紉機,再根據來料來樣加工手袋出口。到90年代初期,我們開始從事一些中低檔的、裝配性的加工製造業,也就是零部件進來、我們裝配出口。所以在90年代中期有一場聲音非常大的爭論,說外資企業沒有引進先進的技術,而是用很低的工資使用了我們的勞動力,生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大賺,而我們沒有得到什麼。

2001-2003年,我主持了一個系列的調研,一家一家去了7個地方的127家跨國公司。我們想考察這127家跨國公司到底有沒有引進先進技術?我們發現,其中42%的企業引進了母公司最先進的技術,45%引進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只有13%引進了一般的技術。調研做好是要花心思的。最初去問的時候,每一家企業都告訴你,我引進的是最好的技術,可是你回來找技術專家或者同類企業問,實際上他可能並不是最先進的技術。對我們這種企業技術的外行來講,對技術先進性評價本身就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後來我們借鑑國外調研的方法,不要企業的評價,而是這樣定義:在母公司使用三年以內的技術拿到中國來用,就叫最先進的技術;超過三年但是跨國公司在本土繼續在用的技術,就叫比較先進的技術;如果是把母公司已經不用的技術淘汰了拿到中國來,就叫一般技術。這樣我們大概劃了一個檔次出來,看下來以後,大概42%和45%的企業引進了先進和比較先進的技術。

在那個時候,跨國公司轉移先進和比較先進技術的原因其實不是國內對他們有什麼要求。技術轉移的問題怎麼強迫他呢?我去年到美國去,我問很多人怎如何存在強迫的技術轉移,你能給我舉一個例子嗎?我在美國走了7個地方、很多企業、4個智庫,沒有一個人回答我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來。技術轉移是一個交易和談判的過程,外資企業考慮是否拿出最先進的技術,而我們考慮怎麼給企業算股份、怎麼算回報、怎麼給企業託底。這是一個交易的過程,我們沒有辦法強迫誰一定要把最先進的技術拿過來。

企業為什麼會轉移技術呢?轉移的原因是競爭。

1992年之前,跨國公司很少來華,都是以香港、東南亞為基地,以海外華人為主的中小型項目。南巡以後,跨國公司預測中國會有高速發展,跨國公司迅速進入。

到2000年,500強中的339家已經在中國有投資,其餘幾家也在隨後兩三年內幾乎全部在中國有投資了。他在中國市場上面臨的競爭者不是當時我們國內的一些企業,而是其他的跨國公司,不拿出先進的技術在中國市場上是沒有競爭力的。

從1999年到2014年,九大汽車集團全部在中國投資,而且投資不止一個項目。所以他們拿最新的車型、最好的技術、相對可競爭的價格來吸引中國消費者,這是競爭的需求。

很難想象我們對汽車集團要求一定要把新發的車型拿到中國來,我們用什麼辦法裡來強迫人家?多家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形成競爭以後,不轉移先進技術,他就無法在中國市場存活。跨國公司自己也說,不把我最新的東西拿進來,我在中國市場上沒有辦法競爭了,這才是大量引進先進技術最根本的原因。

2004年以後,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新品首發在中國。因為中國市場競爭最激烈,消費者最喜歡新的東西,所以一定要把新的東西拿到中國來使用,引進的幾乎都是最先進的產品。

以上是我講的第二點,就是外資資金的問題。外資作為資金本身數量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外資引進技術的檔次是在持續提升的。


2.3開放推動體制改革

開放從四個方面推動了體制改革。第一,開放創造了新的體制需求,不開放我們不知道市場經濟在中國能夠運轉,運轉產生新的需求;第二,開放提供了新的體制供給,我們可以看一看別人怎麼做;第三,開放推動了法律制度的建設,這是一個更長久的變化;第四,開放加大競爭壓力,促進企業改革。四個方面的作用都非常突破和明顯。

2.3.1開放創造新的體制需求

開放創造新的體制需求是從特區開始的。市場特區建立,允許外商投資,建立出口企業來生產,這時商品市場有了、要素市場有了、勞動力市場有了,那麼政企關係、企業所有制結構、治理結構經濟管理體制、法律法規體系等市場經濟中需要的體制因素必須跟上去,市場經濟體制框必須形成和發展。

我們不可能按照原來的計劃方式管理外商投資的由市場配置資源的企業,自然在特區就需要跟上一套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使特區成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區。鄧小平同志講,深圳的發展經驗證明,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個批示是非常有名的。

2.3.2開放提供新的體制供給

開放提供了新的體制供給。開放型市場經濟的運作很多國家已經實踐了多年,對外開放我們能夠學習和借鑑,不必從頭開始試錯。比較典型就是我們入世的時候中央、地區修改了將近三千項法規和文件。在“入世”過程中,依法行政、公開透明、減少審批、企業改革等理念逐步形成、加快推進。

江小涓:新中國對外開放70年——國情、改革及全球化|國情講壇

圖14. 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


這張圖片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以後履行的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建設,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知識產權保護。

2.3.3開放推動法律制度建設

開放推動法律制度的建設。我國與市場經濟相容的法律制度建立,是從制定吸收外資相關的一系列法律開始的。

從1981年開始制定到1991年底,僅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頒佈的涉外經濟法規就超過200多個。在這些法律法規中,引入了市場經濟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是我國隨後的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先導和啟蒙。

舉個例子,大家知道盜版軟件問題。最早我們到中關村去裝電腦,他會給我們隨便偷偷把軟件裝上去。在入世中我們承諾解決這個問題,後來我們政府非常認真地要求政府機關首先實現軟件正版化,一臺臺機器去查,先帶頭不要再去搞盜版,為社會做出一個貢獻。這是我們開放中受到理念的變化、行為的變化,開放推動了法律制度的建設。

2.3.4開放加大競爭壓力,促進企業改革創新

開放加大競爭壓力,促進企業改革創新。我們國內民營企業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長大的,從開始就非常適應市場競爭。但是有很多大型國有企業,原有體制和跨國公司在技術、資金、特別是體制機制上的靈活度很難匹配,改革過程中面臨存量調整,有很多制約因素。很多跨國公司在90年代中期進入以後,真正地促進了國有企業行為的變化和改革,但是在最初衝擊是非常大的。

1992年,特別是1995年以後,很多企業尤其是大企業受到外商投資企業衝擊,經營很困難。國內企業受到外資企業打壓,報紙的通欄標題說,“引進一家外資企業,沖垮中國一個行業”,確實有這樣的實際情況發生。當時各方面呼聲很高,直達高層,再繼續引進外資,中國企業特別是排頭兵企業就將全軍覆沒。當時出過政策,要求各行業排頭兵前三位是不能合資的,要保留我們中國企業骨幹的力量,可見衝擊有多大。

在1997年10月份,我收到一個指示,要去調研外資問題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怎麼看這個問題。這裡舉的例子是我們的洗滌用品行業,這個行業很經典,有全軍覆沒的案例。

90年代初中期,全球洗滌用品有四大跨國巨頭,寶潔、聯合利華、漢高和日本花王大規模進入到中國,現在中國市場上我們高端洗髮水很多還是這幾個品牌的。從1993年到1996年,中國洗滌用品15個排頭兵企業全部合資而且全部外方控股。控股後外資採取的戰略都比較一致,都是先控股,然後把當時市場上最流行的品牌,當時有熊貓、白貓、沙市活力28,不再給這些大品牌做宣傳。外資轉而用我們國內原來品牌銷售賺的錢拿來給他們的企業做鉅額廣告,幾年之間把這個替換過程完成,讓我們的品牌效應消失掉,讓他們的品牌發展起來。儘管他們品牌同類產品的價格比我們國內大概高40-60%,但是他們廣告做得很好。

年齡稍微大點的人應該記得,那時候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也就是《新聞聯播》播完《天氣預報》之前中間那個廣告。廣告裡孩子打籃球回來衣服髒了,他媽媽把衣服泡在水裡,又搓又洗一看汙漬還在。於是媽媽又試了廣告裡的洗衣液,倒進去然後泡一泡,一甩拿起來什麼汙漬就都沒有了。這個廣告做了很多年,我就不相信。我把這兩個品牌自己去泡了一次,廣告那個是要好一點,但是絕沒有那麼好,而且價格更高。當時聯合利華一家全球銷售額240億美金,中國所有洗滌用品行業50家加起來只是他的九分之一。

這樣的企業我們能拼得過嗎?我們就從洗滌用品行業切入,做了一個調研。當時中國洗滌用品行業的15個排頭兵企業,我們一家一家都去看過。當時上海製造廠被利華拿掉了,北京日化二廠被寶潔拿走,沙市活力28,沙市活力用品被德國奔騰公司拿走,這些企業全部被合資掉了。

2000年我再次調研洗衣粉年產量最大的10家企業,其中6家是新的國內企業。從1993年到2000年僅7年時間,國內企業競爭以後再次崛起。我們剛才講,一些傳統知名品牌在被外資合併後不做廣告,消費者喜歡的產品影響在消失、在降低,外資企業想做宣傳的自家產品,但價格難以被接受,於是騰出了一個市場空間。2000年時,成長起來的南風、全力和納愛斯這幾家都是後起的多種所有制企業,他們直覺非常靈敏,照樣做廣告,廣告也做得非常好看。很快用平價的價格、很好的廣告、非常好的營銷手段,兩三年的時間把市場拿回來了。

後面幾年發生了情況?跨國公司發現市場價格降下來了,自己的產品賣高價玩不轉了,然後開始降價。

我從1998年一直到2007年,我堅持在超市買7種品牌的洗衣劑,眼看著外資品牌的第三代產品,400克產品價格從9塊多掉到7塊、6塊。雖然物價在上漲,但是為了競爭,外資洗衣粉的價格掉到跟我們國內同檔次產品基本一致的價格水平,然後他們又開始佔領市場份額。

總的來講,這場仗國內企業沒有打輸,國內企業絕對不是不堪一擊。如果沒有跨國公司的衝擊,企業有很多地方難以改變。我覺得衝擊帶來的最大變化是什麼呢?是環保。原來我們的洗滌用品是非常高汙染的行業,很難進車間裡面去;但是跨國公司的企業進車間一看,我們幾乎不知道他是生產洗滌用品的行業,裡面一點味道都沒有。這次衝擊整個把環保給改變了,帶來很多東西。


2.4參與全球分工體系

我們開放以後可以參加全球分工體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在加速。為什麼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有出口,有外商吸引和投資呢?是因為大背景是全球化加速推進,全球分工體系迅速擴展和深入,引進外資其實就是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中去。

如果不用這種方式,我們沒有能力擠到這樣的產業鏈中去。引進外資,就是加入其中,能在全球價值鏈上找到位置,分享全球生產的益處。參與這個過程能夠和全球主流產品和技術相關聯,可以知曉和學習很多的東西,是我們參加全球分工體系的另一個好處。

2.4.1參與全球分工體系的收益

參與全球分工體系的收益怎麼算?這是當時吵得一塌糊塗的事情。

有人說我們出口一部車在國際市場上賣1萬美元,我們只能拿到銷售收入的五分之一,2000美元都不到,只賺那麼一點錢,其中利潤更少。也有人說,那時候我們出口一部摩托羅拉的模擬製式手機,只能拿到銷售收入的七分之一,利潤總額的十分之一。我們出口多少千萬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等這種說法,到現在還有人在講,特別有些經濟學者在用這個數字,聽上去是很心痛的。

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是什麼概念呢?起碼的理念是一個產品由多國共同完成。中國幹什麼呢?中國往往在做最後的加工裝配環節。產品是價值鏈上大家一起做的,雖然是從我們手上賣出來的,但賣東西的收益應該大家一起來分,這是最簡單的常識。

舉個例子,一個手機賣了200美元,最後我們只得了200元人民幣,可我們也只是最後把零件裝了一下。產品是從我們這出口的,出口額確實是200美金,但是我們要分給芯片、分給屏幕以及更多的製造商,分完以後我們能拿到的確實就是一點點。

再舉一個例子,一輛福特車由17個國家共同生產,我們中國做了天窗、玻璃、制動鉗、安全帶、電子控制系統、總泵助力器、減振橡膠件、組裝了整車。車從我們這裡銷售到國際市場上,出口一臺車賣一萬美金,最後我們只拿一兩千美元。但這是大家一起生產的,也要大家一起分配,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美國也一樣,也不能獲得生產一架飛機的全部收益,一半以上由國外公司獲得。787夢幻客機是在美國生產比例最高的客機,是美國化程度最高的產品。一架787客機大概13個國家一起在生產,全球一起生產,全球一起分配。

用比較專業的話來說,分析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一定要區別增加值和出口額。出口額是銷售收入的概念,既包含在我國國內新創造的增加值,也包含從國外轉移的價值即進口投入品的價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計入我們的GDP之中,而轉移價值的部分與我們的投入無關,是不計入我們GDP中的。


三、

國內國際環境變化

接下來我們看看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環境的變化主要是要素結構的改變和產業競爭力的改變。國際環境的變化在於全球化內在的推動力減弱,各國都在延伸產業鏈,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趨勢明。此外,數字和網絡技術助力服務全球化,成為新的積極推動因素。


3.1國內環境變化

國內環境變化還看生產要素結構改變這張圖(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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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國內環境變化:生產要素結構改變


我們剛才講了1980年的結構,這是我們現在的結構。我們勞動力已經不那麼有優勢了,雖然數量還不少,但是在全球的相對比重是下降的。技術和資金已經變成相對比較有優勢的因素了。

未來我們在勞動力、耕地、淡水、石油四個部分的佔比基本不會增加了,但我們在投資和研發這兩部分還會繼續上漲。將來中國會變成一個要素結構倒過來的國家,這一部分怎麼解決呢?我們為什麼要進口那麼多大豆呢?進口大豆就是進口土地。這和出口勞動力是一樣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是出口勞動力;進口富含自然資源的產品,就是進口自然資源;進口土地密度高的產品,就是進口土地。土地可以拿來做很多用途,如果一定要在這裡生產大豆的話,要素配置是非常昂貴的,沒有實現最高效率的使用。

國內環境根本性的變化,在於生產要素結構和四十年前比有本質性的改變,產業競爭力也發生改變。一方面資本和技術能力極大提升。全球四分之一的投資總額、三分之一的製造業投資在中國,全球研發投入的22%在中國。大部分產業技術已達世界先進和較為先進的水平。我們講跟跑、領跑和並跑,現在並跑是大多數,領跑和跟跑相對是較少數。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優勢迅速減退,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經超過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我們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勞動成本也不具備明顯的優勢。


3.2國際環境變化

國際環境發生什麼變化呢?

全球化的產業基礎在發生變化。一是產業鏈的全球分工好像觸及到天花板。二是自動化、智能化使發達國家提出迴流和再工業化具備可能性。三是發展中東道國的本地化努力抑制了全球化繼續發展。東道國原來只生產1個零部件,現在想生產3個零部件、想製造發動機、想生產整車,想把原來全球分工的產業鏈更多轉移到自己國家,最後會降低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價值鏈增長明顯放緩。1980年到2000年是一個高速全球分工的階段,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也就是跨國公司的國際貿易是那個階段國際貿易增長的主要部分。全球跨國公司相關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1980年只佔三分之一,2000年佔到將近70%。此後速度一直在放慢,從2000年到2010年只提高了5%,2016年和2010年相比甚至有所回縮。這是一個基本的產業面變化。製造業全球分工從技術和成本角度看似乎達到了均衡穩定狀況,再繼續細分和轉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製造業中,只有可切割和加工裝配型製造業可以全球分工。我們可以把零件拆開然後在另一個國家裝配起來。我們可以把一盞燈放到另外一個國家制造,還可以把燈罩和燈盒放到兩個國家制造。但是很難想象再細分,把一個燈頭的玻璃罩、燈絲、螺絲帽再去分割,最後由一個國家擰一把來組裝。這種分割一定有遠距離來回運輸的成本,分割的合理性會下降。

例如汽車產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幾種車型,80年代大概海外製造國家有7家,到2010年有36個,而到現在也只有37家。在技術和產品架構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很難設想再如同以往繼續推進全球分工的細化和深化。

例如手機行業,一個蘋果手機拆開來有200種零部件,價值鏈上至少有6個國家,很難想象這些零部件還會再拆分。拆分是有成本和收益比較的,所以目前全球產業鏈的分解趨於停滯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性變化。

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促進了發達國家的迴流和再工業化。自動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使得人工成本佔比下降。綜合考慮下來,有越來越多在中國生產、對北美出口的產品,已經沒有競爭優勢。

我們國內的企業到美國投資,到底合算不合算?我舉一個例子,現在中國工人的工資大概是美國工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國工人的生產率是中國工人的4-8倍,產品質量的穩定性非常好。企業就不值當在中國生產、往美國出口了,所以就大量在北美生產。

此外,發展中東道國努力延伸本國產業鏈。初始僅能接納全球分工體系中一小部分的國家,隨著本土產業配套能力延伸、生產技術提升和人才成長,努力拓展本土製造部分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長度和寬度,爭取在本土構建完整的產品生產能力。

例如,最開始我們製造手機殼,然後我們想製造手機裡面的零件,最後我們還要製造手機的芯片,實際上是全球化回縮。所有後起國家都有生產完整產品的願望,這種讓分工體系回縮到本土的正當努力,導致全球分工體系一部分轉為本土體系。

上述因素是導致國際貿易投資增長勢頭趨緩的產業基礎。

過去10年中,實際上全球化在減速,全球和中國的貿易增速、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均有所下降,背後就是全球化分工觸及天花板。發達國家上岸和發展中國家本地化的努力,使得全球產業鏈基本面發生變化。


3.3網絡與數字技術助力服務全球化

長久以來,服務業大部分是“不可貿易”的產業。服務業最典型的特徵就是服務生產和服務消費同時同地,不能錯時、不能錯位,不可遠距離貿易。互聯網時代以後,服務從“同時同地”變成了“網絡抵達之處”。今天我們的講座就有網絡轉播,可以連通全球。在線軟件、電子商務、在線支付、文學作品、音樂、遊戲、文化與體育視頻等,都變成全球生產,全球消費。凡是可以在網絡空間提供的服務都是規模效益極大、邊際成本極小的,對服務的可貿易性帶來本質變化。

在服務全球化方面,我國有明顯優勢。我國接入互聯網的絕對人數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小眾產品就能夠具有商業價值,可能成為很好的商業模式。

有1%的人感興趣就有一千萬人,這在小國完全是很難想象的。有時發佈一個視頻在很短時間內就有一個億的觀看和點擊量。僅僅為老年人提供廣場舞服的,就有6個網站融資在1億美金以上。

數字服務業在國內市場就足以同時獲得規模經濟和競爭效應,雙重力量成為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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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網同步直播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


四、

中國對外開放趨勢變化與戰略調整

對應國際國內的基本面變化,中國對外開放發生趨勢變化和戰略調整,主要包括如下趨勢。第一,我們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第二,我們從有偏向的開放轉向中性的開放。第三,我們從政策性的開放轉向制度性的開放,這也是我們四中全會提出的要求。


4.1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

過去長期以來,我們主要參與垂直國際分工。我們勞動力相對便宜,就出口出口勞動密集的中低檔次產品;我們缺資金、缺技術,就進口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目前,我們進入以水平分工為主的全球化階段。

水平分工指貿易各國生產同質、同水平的產品,出口水平相近的產品和服務,這也是當代全球化的主流形態。雙方品質和技術相當,但外觀設計、特定品質、規格、品種、商標、牌號或價格有所差異,從而產生了國際分工和相互交換,它反映了消費者偏好的多樣化和分工細化的競爭力。

90年代初期,我們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我們生產很多鞋帽出口,是純粹勞動密集型;進口很多高端電子產品,比如模擬製式手機。我們給摩托羅生產零部件,生產這個行業裡低端的產品,而外國企業可以進行高端產品的出口。

現在,我們形成了參與水平分工的產業基礎。我們的產品是世界一流的,我們出口盾構機,出口風電的葉片,出口高附加值冷軋薄板。我們的移動支付打遍全球,到哪裡都能夠使用我們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我們和國外同類產品、同樣架次、同時上市,國外人也買我們的華為,我們不少人也用蘋果,是高質量產品之間的貿易,只不過消費者偏好有一點差別。


4.2從有偏向的開放轉向中性的開放

長期以來,我們的開放政策傾向於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鼓勵資金流入、限制資金流出。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面對的政策條件各有優劣,特別是為了吸引外資企業,我們長期有很多優惠政策。總體上看,這種傾向性是由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產業競爭力所決定的,與國情是匹配的。

現在,各方面的條件和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可以向中性開放體制轉變,促進更有效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第一,在進口和出口之間保持中性。我們通過出口擴大市場、獲得規模經濟和分工的益處,與通過進口引進土地、水、能源等各種短缺資源,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平,兩者同等重要。

第二,在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之間保持中性。吸收外資帶來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與對外投資帶來的投資收益和當地生產優勢等,兩者同等重要。我們為什麼要對外投資呢?當一個國家資金比較寬裕時,在國內配置的收益會下降,不如在缺乏資金的國家投資回報高。

第三,在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保持中性。原來我們常說外資帶來資本和技術,所以給予更多優惠。但是現在國內企業同樣優秀,公平競爭能篩選出競爭力較強的企業,促進整個產業提升效率和競爭力。

如果我們無法區別在兩者之間哪種傾向對我們更有利,我們就把它交給市場配置,這樣至少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4.3從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

過去40年,針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我們用不同的政策引導開放過程。我們從特區開始,然後從沿海地區、沿江地區、沿邊地區、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最後是中部地區,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用不同的政策實現逐步開放。

四中全會指出,要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要致力於制度性開放體制更加完善和相對定型。在制度設計過程中,要立足國情,也要學習借鑑,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性開放體制。


4.4一些新的挑戰與風險

我們開放中面對過很多挑戰,中國企業很偉大,我們的宏觀調控也非常匹配,一步一步克服了困難和挑戰。不可避免,今後我們也還會面臨新的挑戰與風險,主要有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特定服務領域開放的風險問題。例如金融業開放可能產生金融穩定問題,一定要管控好。再如文化領域的對外開放涉涉及文化認同、社會輿情、意識形態等方面,不少國家對文化相關特定領域的開放有更嚴格的要求。

服務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問題。從母國和東道國兩方面看,抵制服務全球化的力量都強於製造全球化。服務全球化進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讀和正確應對。

第二,服務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問題。無論母國還是東道國,抵制服務業全球化的力量均強於製造業全球化。服務全球化的進程中必然有起伏,將來我們的數字和網絡相關服務業走向全球一定會碰到諸多問題,我們國內對服務業開放也會有不同聲音。我們一定要理性解讀和正確應對,不要碰到小的問題就拉到大的判斷上去。

第三,對外投資中的風險問題。從長期看,中國未來對外投資會多於引進外資。國際環境中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對外投資的風險不可忽視。未來需要政府更多在投資保護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五、小結

回望中國對外開放70年特別是近40年的歷程,我對中國開放道路的獨特性和規律性談一點體會。

中國開放道路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們從最早在沿海地區“三來一補”、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逐步從地域和行業上一步步漸進式開放,這是理解“中國奇蹟”的一個重點。

我們同樣要看到,中國開放道路也是獨特性與規律性並存的過程。從規律性來看,理論推斷應該出現的趨勢和基礎性變化,我們都相繼出現。預測未來5年、10年我們大概會怎樣,是對最基本規律的理解。

因此,我們要全面解讀中國開放道路的特點:立足國情和尊重規律相統一,競爭強度與產業承受力相匹配,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謝謝大家!

江小涓:新中國對外開放70年——國情、改革及全球化|國情講壇

講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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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臺,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著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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