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是因為一些特殊事件的發生和影響，才會讓我們有機會從其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未雨綢繆。也正是在當前的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以至於“生物國防”這個看似頗具宏觀戰略意義的詞彙再次被提出。那麼，它會不會成為未來戰爭的形式之一？有沒有必要被上升到戰略層面呢？
通常情況下，生物國防往往對應著兩個專業詞彙：生物戰和生物武器；如果單從人類戰爭史的發展沿革來看，生物戰或者將生物武器有目的地投入到戰場中的歷史已非常悠久：據史書記載，漢武帝時期與來犯匈奴交戰時，中行說（此人原為漢廷太監，因不滿自己被強迫差使到匈奴，遂懷恨變節）就曾建議匈奴將病死的牲畜埋在漢軍飲用水源的上游，以期達到傳播疾病的目的。
再比如發生於中世紀的令整個歐洲都陷入末日絕望的“黑死病”（鼠疫）。當初這場災難之所以會發生，並不是單純的自然傳播，而是極具軍事目的的人為產物。十四世紀中葉，蒙古大軍西征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期間，專門利用投石器將那些因鼠疫已死的屍體投入城內，遂引起了持續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歐洲大瘟疫。
到了近現代，生物武器的使用仍舊沒有被完全杜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曾接種鼻疽和炭疽桿菌使協約國的騾馬感染；德國還在一戰末期向羅馬尼亞空投過攜帶致病菌的食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之後發生的戰爭中，細菌武器更是被大規模的生產和使用。
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進行的半島戰爭中，美軍除了使用常規武器作戰外，還投入了細菌武器。其所散佈的病菌包括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炭疽桿菌以及傷寒桿菌等。
也正是因為包括細菌武器在內的生物武器被頻繁地使用，國際社會最終在1975年簽署並生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實際上，早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日內瓦就簽署過這樣的公約，但事實證明它並沒有真正完全禁止一些國家秘密發展該類武器。
因此，我們似乎也有理由懷疑：上世紀七十年代簽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雖然相比之下內容更加詳細、效力也明顯增強，但仍舊不排除一些居心叵測的國家未來會暗中研發、儲備甚至是使用的可能。
美國作為生物武器的重要相關國，在這一領域可謂始終走在前列。使用方面，早在他們開拓北美領土時就曾利用“天花”來消滅當地的土著；冷戰期間，美國也曾秘密研製包括炭疽桿菌在內的生物武器。但與此同時，美國也是深受生物恐怖襲擊的受害國之一：2001年，美國就發生過炭疽攻擊事件，最終導致五人死亡。
也正是通過這次非常規襲擊事件，美國開始逐步加強了對生物國防領域的投入。華盛頓不僅會頻繁的組織和召開相關的學術會議，還專門成立了國家生物國防中心、積極開展生物國防公民普及教育等；總而言之，吃一塹就要長一智，經驗和教訓都豐富的美國很早就已經將生物安全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
因此也不難預見，即便有國際公約的約束，我們依舊不能對可能發生的人為生物入侵過於樂觀。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生物武器的研發也會變得愈發得心應手，而這即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將生物安全置於整個國防安全的重要發展地位，緊迫性和必要性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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