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尚未真正意義上解放之時，將一個女人推向道德巔峰的，是一個男人的成功，而不是這個女人自身的奮鬥。最能佐證這個結論的莫過於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每一個男人成功的背後，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最終順理成章地，女人沾了男人的光，成為了好妻子的模範。
然而，事情的反面，是否有人這樣提問：如果這個女人不想當這個男人背後默默付出的女人呢？
這是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於是就引出了常書鴻與陳芝秀的愛情故事。他們一個是曾經飲譽藝術之都的年輕才俊，一個是曾經歷盡浮華的一代名媛。因為苦戀敦煌聖地，一個成就事業功德彪炳千古，一個負情私奔淪落閭巷黯然失色。
關於前面的提問，一切答案都蘊藏在這對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之中。
圖 | 常書鴻繪全家自畫像
一
常書鴻與陳芝秀的戀愛並沒有許多轟轟烈烈的前奏故事。他們二人同是浙江同鄉，一個出生于軍官家庭，一個出生於富裕人家，都接受過良好的新式教育，才華匹配，思想相當，家境相當，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對才子配佳人。
在一場簡單的相親中情投意合後，他們於1925年結婚。
在二三十年代，國家落後，社會迂腐，受過新思想洗禮的有錢青年紛紛留學國外，常書鴻也不例外。
他早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後在好友父親的資助下奔赴日思夜想的藝術天堂法國，繼而不久便在巴黎獲得了官費留學的名額，正式進入昂中法大學學習。緊跟其後，陳芝秀也從國內趕來巴黎團聚。夫妻一個修繪畫，一個修雕塑，如同神仙眷侶，在華人留學圈中享有模範夫妻的名號，好不讓人羨慕。
1931年，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新生命的到來為這個小家增添了生氣。夫妻倆富有浪漫地借塞納河的諧音為女兒起名為常莎娜。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年後，常書鴻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如願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深造，師從法蘭西藝術學院院士、當代著名新現實主義大師勞朗斯先生。
此後從1933年到1935年間，常書鴻連續四年在里昂春季沙龍獲獎，且不是金獎就是銀獎。他的作品被法國里昂國立美術館收藏。
此時的常書鴻春風得意，無論是生活上還是工作上，一切都是順風順水。巴黎第十六區塔格爾路的鄉間別墅中，充滿了這個小家的溫馨笑聲。
圖 | 常書鴻夫婦與女兒
然而，生活是極少一帆風順的。人生如戲，演到一定程度就得有轉折了。
1936年，塞納河畔的深秋，一場如期而至的“邂逅”改變了常書鴻的命運。
那一天，常書鴻從盧浮宮出來，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順便溜達到塞納河邊的舊書攤。在美術圖片部，他不經意發現了一部由6本小冊子裝訂成的《敦煌圖錄》。隨手翻開一看，不覺深深震撼：
“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藝術活動中心）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那一刻起，常書鴻一改以往對西方藝術徹底崇拜的思想，心裡暗自感嘆：自己的藝術之根在中國，就在敦煌遙遠荒涼的沙漠裡！
他興奮地跑回家告訴妻子：“我要離開巴黎，回到中國，前往敦煌！”
陳芝秀一臉訝異：“書鴻，你瘋了吧？會不會是大腦一時發熱？”
藝術家向來有“瘋子”之稱，感性大於理性，衝動多於冷靜，主意一旦拿定，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改變了。
只是常書鴻不知，這一念之間的選擇，就是一生的飛揚與落寞。
圖 | 三排中——常書鴻
二
陳芝秀極力反對回國，因為離開即是家道中落。那時的常書鴻已是在法國取得桂冠的東方畫家，名氣譽滿畫壇，畫廊向他發出的訂單很多，經濟收入頗豐，住的是鄉間別墅，過的是上流生活，陳芝秀自然不願放棄這種愜意的少奶奶生活。
然而常書鴻並不著緊這一點，他告訴陳芝秀：“功名利祿不過是過眼煙雲，真正的藝術家並不看重這些。”
1936年，常書鴻留下尚有一年才畢業的妻子和不過5歲的女兒，自己獨自回到了闊別10年的祖國。但他還不能馬上前往敦煌，因為當時的西北戰局不穩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國立藝專教書。
翌年7月，陳芝秀畢業。秉承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家庭觀念，陳芝秀似乎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她最後選擇攜女歸來。但卻不想，面前的一切都充滿了失落。
這一年，全面抗戰打響了，到處戰亂，來不及訴說分別一年的離情愁緒，一家人就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逃亡至貴陽時，日軍飛機隔三差五盤旋轟炸，陳芝秀母女差點被炸死，因僥倖從廢墟中死裡逃生，陳芝秀開始信了天主教。
1941年夏天，常書鴻一家終於結束了逃亡漂泊，在重慶安頓下來。這時，他們的長子嘉陵降生了。不久，關於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提案獲得通過，常書鴻被任命為敦煌研究所所長。他的機會終於來了。
常書鴻決定舉家遷往敦煌，陳芝秀聽到這個消息，再一次痛哭，她淚眼汪汪地抱著女兒哭訴：“你爸爸瘋了。他嫌我們的苦受得還不夠，非要將一家人搬到那荒涼徹骨的敦煌去不可。嘉陵才兩歲，體弱多病，到了那天寒地凍的鬼地方咋活呀？”
不管怎樣埋怨都好，陳芝秀還是半推半就地跟著常書鴻坐著一輛敞篷大卡車從重慶出發來到了蘭州。
在古樸的山城，陳芝秀時髦的捲髮顯得格格不入，腳上還蹬著一雙不合時宜的高跟鞋。入鄉隨俗，常書鴻給她買了羊皮襖，羊皮靴。此時的黃河水已經結冰，冷得哆嗦的陳芝秀不得不把帶著一股羊羶味的保暖衣物穿在身上。
1943年，常書鴻走馬上任，他帶著妻子兒女來到了魂牽夢縈的敦煌莫高窟。這裡漫天狂沙，風塵蔽日，映入眼簾的莫高窟一片蒼涼，跟法國巴黎舊書攤上的圖冊簡直天壤之別。
早在常書鴻到來之前，莫高窟已經破敗不堪。藏經洞中本來發現3萬餘件敦煌文物，但卻被法國列強劫走了近萬件，洞窟僅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畫。然而，歷經浩劫過後，這個國家寶庫仍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附近的農民不僅在洞窟裡生火做飯，而且還在莫高窟前的綠洲中放牧。大多數洞窟的側壁被隨意打穿，許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幾乎全部棧道都已毀損。加上自然環境的侵蝕，幾十年來無人清理，莫高窟儼然已成滿目瘡痍之地。
常書鴻倍感心酸，但既然來了，他就不後悔：
就在我們初到這裡時，窟前還放牧著牛羊，洞窟被當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脫落的壁畫夾雜在殘垣斷壁中，隨處皆是。我不勝感慨，負在我們肩上的工作，將是多麼艱鉅沉重。
——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圖 | 一對璧人——常書鴻陳芝秀留法合影（左一左二）
三
“兩頭毛驢上分裝著我們一家的簡單行李，我騎了一頭，沙娜摟著嘉陵騎著另一頭。時序已是初冬了，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楊樹全都赤裸著兀立在風沙中，落葉連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結冰的大泉宕河上飛旋飄舞。敦煌這時分外清冷和孤獨，在朦朧的晨霧中顯得灰暗而沉悶。”
敦煌的生活是異常艱辛的，上面一段平白的描述，已經透出了無限陰鬱。
初到敦煌，整個研究所第一頓飯用的筷子是折來的樹枝，吃的是鹽和醋拌麵。因為缺乏燃料，生火要到幾十裡外的戈壁灘上拾枯死的灌木。每生一次火，就要蒸夠半個月的饅頭，還要將饅頭曬乾曬硬，以便儲存上好幾個月。平常吃的大米要從內地運來，但數量少得可憐。若難得吃上一頓肉，那麼肉必定是酸臭的。因為從五十公里開外用牛車運回來的肉，走了足足12個小時，經過白天暴曬，傍晚風吹，拿回去已經變質了，只能做成醃肉留著過冬。
資金短缺、食物不足，極差的衛生條件，還有交通閉塞，無時不刻都在考驗著每一個人。常書鴻不能忘記一位重病的同事對他說出那一句話發顫的話，“所長，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了以後，可千萬不要把我埋在沙子裡，一定要埋在泥土裡啊。”
張大千離開前也對敦煌惡劣的環境深深感慨——“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的徒刑啊！”
不過，苦行僧般的生活沒有壓倒常書鴻，他忘我的幹勁帶動著整個研究所，甚至深深感染了妻子陳芝秀。她願意為了丈夫，拿起雕塑刀，全心全意投入壁畫臨摹工作。
然而，隨著時間延長，陳芝秀短暫的熱情終究被枯燥的日子消磨殆盡。她一次次勸說常書鴻放棄敦煌事業，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的斷然拒絕。久而久之，他們不再是心有默契的模範夫妻，反而是一對互相折磨的怨偶，平日不但爭吵，甚至激烈時還動手了。
他們打架，打的時候，母親就去揪父親的眼鏡，因為父親高度近視，拿掉眼鏡，就看不見了。
——常沙娜接受央視《見證》的採訪
這一條擴大的裂痕，為不久的一場家庭變故埋下了伏筆。
1945年春，常書鴻注意到妻子陳芝秀整個人和以往有所不同，他在自述中回憶道：“開春以來，大家都開心地上洞工作，但我發現陳芝秀的工作熱情下降了，臨摹雕塑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
而此時的常書鴻一心只有工作，完全冷落了陳芝秀的感受，以至於對妻子內心的變化渾然不知，最後就發生了一位人妻與人私奔出走的家庭悲劇。
“她說她有病，堅持要馬上去蘭州醫治。我因為所中工作繁忙，沒法抽身陪她去。得悉友人即將赴蘭州，因此，拜託友人關照陳芝秀去蘭州就醫。4月19日，我送她進城坐車與友人一起離敦煌東去，還寫了好幾封信，拜託沿途友人關照她。而她走後多日，卻一直沒有音信。”
這位友人叫趙忠清，是國民黨退役的青年軍官，後持著介紹信前來敦煌謀差事。趙忠清口齒伶俐，精明能幹，又是陳芝秀的同鄉，常書鴻留他在這裡當總務主任，還介紹給妻子認識，卻沒想到，這是“引狼入室”。
趙忠清善於察言觀色，偶然間洞悉了常書鴻與陳芝秀之間的夫妻矛盾，於是心生歪念，以老實巴交的工作熱情騙得常書鴻信任，又以花言巧語俘獲陳芝秀芳心。
一來陳芝秀性格單純，二來她早已受夠了沒有盡頭的“流放生活”，漸漸地，尋求解脫的慾望吞沒了家庭與道德，她不惜拋棄一雙兒女，離開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丈夫，與一位僅僅相處幾個月不到的同鄉私奔。
圖 | 早期全家福
私奔那天，是夏天的一個清晨，陳芝秀藉口外出治病。常書鴻此時仍矇在鼓裡，特意殺了一隻羊為妻子餞行，又交待同行的趙忠清：
“忠清老弟，拜託你照顧好夫人。”幾天後，學生董希文從小喇嘛處拿到一封截獲的信件，是陳芝秀寫的，他火急火燎地跑來告訴常書鴻：“師母此去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
常書鴻這才恍然大悟，立刻策馬揚鞭往酒泉方向追去，可惜陳芝秀早已消失在茫茫荒漠之中。緊追百公里，常書鴻昏倒馬下，如果當時沒碰到石油勘探隊的一個工程師搭救他，他可能就死在戈壁灘上。
昏迷了三天三夜醒來後，蘭州傳來消息，陳芝秀已經登報，宣佈與常書鴻離婚。
奪妻之恨，背叛之痛，令常書鴻陷入了極度的憤怒，他撕碎了所有陳芝秀的照片，鐵下心孤守敦煌。
人生向來有得有失，敦煌的得意，家庭的失意，不無矛盾地發生在常書鴻身上，這就是他的飛揚與落寞。
四
人生之所以快樂，只因為不記得過去，不曉得未來。
陳芝秀沒有想到，當初的負情出走，迎接自己的卻是悲情落幕。
離開敦煌後，陳芝秀和趙忠清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江南，定居在西子湖畔。她在浙江老家當了一名中學美術教師，趙忠清因在軍方政界有一些朋友，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差事。
初時的日子，過得相當心安理得，陳芝秀終於找回了久違的上流生活情調。但沒多久，時勢的洶湧襲來，將她推向風口浪尖，拍打得體無完膚。
解放後，因為曾到過法國留過學，她被認為歷史複雜而清理出教師隊伍。失去了工作，陳芝秀只能另謀出路。身為雕塑家，又留學過海外，陳芝秀不缺工作機會。只可惜她在敦煌拋夫棄子的消息在藝術圈傳得沸沸揚揚，早就為人所不恥，人人都將她拒之門外。
此時焦頭爛額之際，陳芝秀沒想到還有一個雪上加霜的壞消息接踵而至。
當初帶她離開的趙忠清因為歷史問題被判入獄，作為妻子，她本人備受牽連，一頂反動軍官家屬的帽子就這樣被莫名其妙地扣上。如此一來，她徹底喪失了獲得任何體面工作的機會。
再不久，她收到了丈夫病歿獄中的噩耗。頓時間，人生之大不幸傾覆而至。為避風頭，她開始隱姓埋名，但這種沒有經濟來源的日子難以苟安。為了生存，她不得已改嫁給一個彼此沒有共同語言的勞動工人，還生下了一子。從此，她一雙鵰塑的玉手，改為幫傭洗衣，艱難度日。
至於後來她怎樣了？時光的畫幕又推向了十八年後。
1963年，常莎娜終於在故鄉杭州，重新見到母親陳芝秀。那一次碰面，常莎娜心中百感交集，有一種說不出的鑽心痛：
見了以後我一看，我非常同情、心疼，完全變了一個人，原來打扮的很講究，完全是比家庭婦女，比一個傭人還要，怎麼說呢，特別慘，我們兩個人默默的對視，沒有掉眼淚。
她跟工人有了一個孩子，孩子長大了也有孫子，但是兒媳婦對她非常不好，她像老媽子一樣。
時間帶走一切，長年累月會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運都改變。陳芝秀已不再是昔日打扮入時的少奶奶，就連寫字，也變得歪七八扭。
“母親信裡的字很差很差，和記憶中媽媽的字完全不一樣了，看了心裡很難受。”
自那次碰面後，常莎娜開始瞞著父親接濟母親，
後來贊助她，又贊助她，大概（每個月）二十塊錢差不多，她每次給我來封信，說那個你寄來的錢我特別高興，我拿了你的錢買了兩袋奶粉，買了一個熱水袋，我買了一點什麼藥。
圖 | 後排戴帽時髦者為昔日的陳芝秀
到了六六年之後，常莎娜因為沒能與有問題的生母劃清界限，遭到了揪鬥。如此一來，與母親的聯繫又中斷了十年。
自從常莎娜為人母之後，她對母親當年的出走有了新的理解，她多麼想告訴母親：“媽媽，我是愛你的。做了母親之後，我就原諒你了。對一個江南大家閨秀，對一位從法國求學歸來的女雕塑家來說，你當年能在莫高窟裡堅持近兩年已經很不錯了。”
可惜當年重逢一別，此生已無相逢之日。
1979年，陳芝秀因心臟病突然去世了。她生前留下最唏噓的話是一句懺悔的道歉：“一失足成千古恨，上帝已經懲罰我！”
當常莎娜把消息告訴父親時，常書鴻顯得很平靜，只是“嗯”了一聲，片刻後才回過神來，問了一句：“你母親去世了？什麼時候？”
一代人的恩怨就這樣結束了，每每回憶母親的遭遇，常莎娜都不盡心酸感慨道——這就是人生！
圖 | 常莎娜
五
因果輪迴，陳芝秀的悲劇，怪誰？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不忠於家庭，怎能方得始終？
當然，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以“報應”，“活該”去苛責陳芝秀，總感覺有些刻薄。客觀來說，她的拋夫棄子，也飽含了旁人難以體會的因素。
常莎娜說：“他（常書鴻）對我母親的照顧，說實在是不夠的，感情上的一種安撫呀，關心不夠，我母親也感覺到很寂寞，很失落，再加上各方面她覺得忍不住，呆了兩年，43、44、45，45年抗日戰爭勝利嘛，大家都復員，走了一批人，她也想走，當然我父親堅決不讓走。”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物質貧乏、感情空缺的雙重壓力之下，習慣了西方精緻生活的陳芝秀崩潰是意料之中，所以作出了衝動一時毀一世的決定。
就如同常書鴻的誓死堅守敦煌，陳芝秀也堅決離開敦煌——“在選擇事業還是選擇家庭的這一關鍵時刻……最終我還是決定以事業為重，讓她走吧！”——常書鴻
這兩種背向而行的意志，擺明就是一方必須為另一方作出犧牲，但到底還是雙方都自私了，結果就有了飲恨終生的婚姻悲劇。
在傳統的意識裡，都認為女性必須支持丈夫的事業，妻子應該洗手作羹湯，但在陳芝秀這位新女性的眼中，夫妻間不規定誰為誰犧牲。而恰恰又因為他們結了婚，有了一種契約關係，生了孩子，有了一種責任關係，所以陳芝秀的離開，才顯得如此悲催，如此不恥。
誠然，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讓陳芝秀被人詬病一生。不知她午夜夢迴巴黎時，會不會滿腔怨恨，怨恨跟了常書鴻回國，才有了淪為老媽子的潦倒餘生。心裡在某一刻或否暗暗憤懣，如果有機會，一定要狠狠地報復。
巧的是，上天也確實給了她這樣的機會。六十年代時，常書鴻成了餵豬工人，一口老牙全部被打掉，脊椎也被打傷，站立都成問題，只能用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
這時，“XX派”曾跑到杭州，逼迫和誘使陳芝秀揭發常書鴻當年的“罪行”。
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落井下石的機會。然而，常嘉煌說：“其實如果她想害父親，隨便就可以講很多，但陳芝秀一句有損於父親的話都沒講。”
在人性最為黯淡無光的歲月，能保持緘默，想必陳芝秀顧念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感情之事，最是拿捏不清，而其本身的良知不被扭曲，才是值得後人在道德層面上重新給予她人性化諒解的理由。
翻過這一頁，時間如白朐過隙，人在朝夕之間衰老了一生，回首往事種種，不免多了一些寬容。晚年的常書鴻提筆敘流年，最終在面對文字時，他釋然了怨恨，原諒了妻子：
“回想回國後幾年來的坎坷風雨，回想妻子這幾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後，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是啊！我沒有重視她的思鄉情緒，這一切都是我過去所忽視的。”
回到開頭的提問，已經有了答案，如果一個女人不想當這個男人背後默默付出的女人，離開了，那叫不能同甘共苦；仍然堅持的，那叫悲壯犧牲；而心甘情願風雨同舟的，絕對是彌足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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