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臂
上世紀90年代，左齊到廣州和老戰友劉轉連見面，回憶起幾十年前的這場戰鬥，感慨說道：“幸虧遇到了白求恩大夫，丟了條胳膊，撿了條命。”左凌大姐也說：“在獨臂將軍裡面，我父親的手術是做得最好的，因為他遇上了白求恩大夫。”
我問她：“為什麼是做得最好呢？”當了幾十年醫生的左凌大姐道：“你看，彭紹輝、賀炳炎這些獨臂將軍，他們的手臂都是在胳膊半截切斷的，神經是截斷的，一輩子都疼啊，老了遇到陰雨天氣不吃止疼藥也很難挺得過去。我父親呢？是整個右臂都摘掉了，白求恩大夫把他的肩胛骨都一塊兒摘掉了，養好了，就不疼了，跟別人比他幸運多了，所以他很感激白求恩大夫。”
“我父親的胳膊和肩胛骨摘下來，整整裝滿一個口袋，裝在一個木匣子裡頭,埋在院子裡的樹底下了，肩膀的傷口，和海碗一樣大……”說到這兒，左凌大姐的聲音突然止住。
心中一絲顫抖，我沒有繼續問。我無法想象一個人身上連骨帶肉摘掉整整一口袋是什麼感受，而這，在那個時代居然還可以和“幸運”二字聯繫起來。
真的是幸運。1943年3月，八路軍悍將，新編第七旅旅長易良品在棗南縣易莊與日軍作戰中腹部中彈，身負重傷。沒有白求恩大夫，也沒有藥，硬漢子易良品苦苦支撐了7天，終於沒有能夠撐下去。
易良品死後有一個令人心碎的場面，在很多老戰友的記憶中是無法磨滅的。他們回憶——易良品負傷後，他的妻子，已經懷孕的王月庭拚死穿越火線趕去，但日軍一道道封鎖線，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她趕到的時候，易旅長已經下葬整整一天了。悲痛欲絕的王月庭懇求戰士們重開棺木，讓夫妻能見最後一面。然而，當棺木打開的時候，王月庭卻震驚地聽到棺材中發出了清晰的“喳喳”聲，原來，那是易良品的手錶還在走。易良品戰死後，戰友清理他的遺物，發現這位旅長身無分文，身邊惟一像樣的東西只有一塊從日軍那裡繳獲的手錶。下葬時，戰友將這塊表上滿弦，戴在了易良品的手腕上。王月庭趕來的時候，易良品手腕上的表還在滴答走動。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令人悲愴的場面。
當時的醫療所所長熊登欽說，如果能夠有一瓶磺胺，易旅長便可以不死。
看過《夜幕下的哈爾濱》，也許有朋友還會記得那位威震哈爾濱的東北抗日聯軍大英雄夏雲天。他的原型，抗聯第五軍軍長夏雲傑，也是死於和易良品相同的情況。因為無藥醫治，最後時刻痛苦難耐的夏軍長把頭撞在牆上，咚咚直響。
那個年代，我們沒有藥。
左齊是幸運的，左齊說，白求恩大夫把最後一瓶磺胺給我用上了，我才能活下來。只有接觸過他的人，才能說出什麼是“白求恩”，左齊說他就是救命恩人。
然而，白求恩的性格十分暴躁，當在上石樊村野戰醫院他第一眼見到抬下來的左齊時，他的反應是 -- “你們做的是罪過啊！你們不負責任！”
左齊的右臂被用止血帶勒了一天一夜，胳膊和手都黑了。白求恩憤怒的是八路軍的軍醫和護士，竟然不懂得止血帶每40分鐘需要鬆一下，本來可以保留下來的這支胳膊，如今只有截肢，還不知道能不能挽救回左齊的生命，所以白求恩怒吼了。
左齊說：“廖大夫（廖德操醫生，江西興國人，紅六軍團出身）不松止血帶，是為了救我的命啊。我一點兒都不怪廖醫生。”
廖大夫怎麼會不知道40分鐘需要松一次止血帶？ 大量失血，在日軍追擊部隊的威脅下連夜跋涉，不知道有多少八路軍傷員是死於“流血過多”，為了救左齊的命，廖醫生一定是咬著牙不去松那根可能致命的止血帶。那怎麼可能是不負責任，他們一起走過長征的艱難征程，左齊不是他的傷員，左齊是他的兄弟。這種兄弟之情，在幾十年後仍然不經意間令人動容。
左齊還記得王震旅長怎樣勸自己接受手術。
“我父親不幹啊。”左齊曾向女兒說過當時的情狀。剛剛27歲，就要截去一支手臂，左齊堅決不幹，死也不幹！這種從戰場下來的軍人，要是不講理起來，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表現。一般人很難說服。白求恩大夫也沒辦法了，左齊後來回憶自己失控的時刻，白求恩耐心勸說他的時候，就像面對一個固執的孩子，這個頑固的加拿大人眼睛裡充滿了慈愛。
這時候，一個能夠說服左齊的人，走到了病房的門口，這就是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王震的勸告苦口婆心，又有技巧，他說你看晏福生不是也只有一條胳膊麼？照樣領兵打仗。
左齊被說服了，最終答應手術。
而這時候的王震，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動作——他在左齊同意手術後，含淚俯下身子，擁抱了一下左齊。
王震，人稱王鬍子，常被人認為是個“大老粗”，一生征戰，殺人如麻，誰會想到他一生中竟會有如此細膩的一面。我不知道王震勸說左齊的時候，心中會是怎樣的疼痛，以致如此粗獷的漢子，竟會如此動情。
僅僅幾個月之後，王震自己也在上下細腰澗戰鬥中負傷，這一場戰爭中，沒有哪個中國軍人知道自己明天的命運。
也許這就是軍人追求的死得其所。忽然想到，採訪的抗戰老兵如此之多，回憶起那場戰爭中的殉難戰友，他們往往在幾十年後魂牽夢縈，當時卻很少有因為這種悲痛而失控的。大體因為，他們也不確信自己能夠在這場戰爭中倖存下來，與犧牲的戰友相比，自己很可能只是晚一點歸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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