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涵養書寫技法，創作出真正的精品
———李遠東訪談
本報記者 黃俊儉
黃俊儉：你在魏碑楷書方面下過苦功，近年來，又致力於行草書的創作，專注於魏碑楷書與行草書並行的兩條創作道路，並積極探索它們之間的融合，力圖走碑帖融合之路，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你認為將魏碑楷書與行草書相融合的關捩點在哪裡？你心目中的理想作品應該是什麼樣的？
李遠東：孫過庭《書譜》中曾雲：“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也就是說，學習書法不能拘泥於一種書體，要兼善諸體，諸體之間相互影響、吸收，集眾體之長。而碑帖融合，也正是學書融會貫通的表現。
自清代出現了碑學、帖學的概念之後，碑帖學之爭，就再未停息。所謂重帖者，格調偏婉麗清媚，崇尚自然靈動，追求妍媚飄逸的陰柔之美，富有雅韻；尚碑者，格調側重雄奇俊健，注重功力，崇尚厚重端嚴，追求一種氣勢磅礴、奇拙古樸的陽剛之美，更具豪氣。
但我主張的是，當代書家在創作上應該有更大的包容性，超越碑帖之爭，將碑和帖都當作書法傳統的整體來學習研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今天書法發展的潮流是以碑帖融合為主。這樣說，並不是認為二者是平分秋色的對等關係，而是強調二者的互補，這樣一來可以給書法創作注入更多的活力。晚明的王鐸，在帖派書風裡可謂首屈一指，但我們觀其書作，也絕非只有帖學的特點。仔細品味他的書法作品，尤其是那些尺幅較大的條幅，是很難純用帖學的觀念來寫就的。這就體現了王鐸的創新之處，在於用筆方法上與碑學的暗合。如果他一味地死守帖學的用筆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清代楊守敬雲：“集帖之與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
而我的心目中理想的作品，就是把魏碑的正大氣象和雄渾蒼茫融入到大行草的俊逸灑脫中，但又不能出現太多的連帶，就好像“帶著枷鎖跳舞”，探索一種有別於純帖學特點的書風。
黃俊儉：你認為，當前一些工於魏碑的作者在創作時，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不是寫得老實呆板無生氣，就是寫得輕飄不入紙。那麼，這個問題你是如何解決的？
李遠東：我認為，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相對的平衡和適度，就如同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一樣。具體操作是跳出魏碑本身，拓寬視野，嘗試從篆、隸、行、草的書寫狀態中尋找補充的養料。我就是摻以帖學中的行草筆意及用筆節奏來學習魏碑的。經過將近30年的探索，融帖入碑，面貌初具。劉熙載說：“書貴通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任何有生命力的線條，任何有驚喜的結字、章法，都要經過傳統的長期浸淫才能達到。強化技法、學識修養、人生閱歷的積澱、錘鍊，方可有神來之筆，方能韻味自然流露於筆端，以求上追“風神”。
黃俊儉:請談談你的學書之路。
李遠東：談起我的學書之路，其實是頗具戲劇性的。20世紀80年代末，我還是煉油廠的一名工人。當時，車間主任發現我的鋼筆字寫得不錯，就抽調我去出黑板報，還鼓勵我報名參加書法班學習。一開始我連執筆都不會，但經過三個多月的業餘苦學後，竟然在七八十人的書法班中獲一等獎。由此，我深刻地體會到：人的潛能是無限的，有時甚至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從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在書法上有所作為。
在學書的初期，我堅持每天練習書法，從不間斷，期間的艱難坎坷難以言表。一有時間，我就會帶著書法作業到廣州，向當時廣東省書協駐會的王楚材、歐廣勇先生請教。那時，我主要寫柳體，王楚材先生對我直言：目前絕大多數人都從顏、柳、歐、趙四體入手取法，容易導致面貌雷同，要在書法藝術上有所成就，就要另闢蹊徑。他提醒我要取法高古，不能走通俗的路線。王老師還拿出他珍藏的阮退之作品啟發我說：“現在很多人都臨二王，字寫得漂漂亮亮，這些只是一般要求。你看，阮退之也寫二王和《書譜》，但寫得那麼高古、超脫、朴茂。”當時，我已寫了十幾年的柳體，不知該如何突破，經這番話的點撥，更加堅定了我要到專業藝術院校進修的想法。
1985年，我如願考取了當時在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前身)招生的全國第一個書法大專班，由啟功、歐陽中石等名家領銜任教。但當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去找廠領導申辦相關手續時，卻被潑了冷水，我因此錯失了一次到高校深造的機會。現實的境遇絲毫未影響我對書法的熱愛。我以書法大專生的要求來嚴格要求自己，堅持系統地學習書法理論和創作技法。
我還利用工作之餘，自薦到茂名石化公司開辦的中小學當書法老師，免費給在校師生講授書法課。我珍惜機會，傾注心血在書法教學上，教學成果很明顯，不少學生連番獲得書法比賽大獎，在校師生學習書法的積極性和氛圍越來越濃。後來，其他學校也開始聘請我去開辦書法培訓班。三年後，茂名市少年宮為我特別舉辦了“李遠東師生書法展”，引起了教育局領導的高度重視。開幕式後的座談會上，與會者對我在書法培訓上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後來，我破格轉幹成為一名人民教師，我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用心地投入到書法教學工作之中。由於教學成績突出，我被學校破格評為中級教師，這對於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鼓舞與認可，更加堅定了我在書法藝術道路上的步伐。
在成績面前,我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我強烈地認識到自身在書法專業知識方面的不足，只有不斷“充電”、“回爐”深造才能適應發展。因此，考取藝術院校，始終是我執著的目標。20世紀90年代初，我如願考上了天津工會幹部學院，攻讀書畫專業。在天津脫產讀書的兩年間，我的書法作品3次入選中國書協舉辦的書法展覽。於是，我以一名在校學生的身份加入了當時僅有2000多名會員的中國書協。
剛到天津，我就十分幸運地遇見了孫伯翔先生。孫先生建議，學習魏碑可從《張猛龍碑》入手臨摹，先自行練習兩三個月再向他請教。但是，我勤學苦練，一個多月後就迫不及待地拿著臨摹的魏碑習作去請教他。當時，他一看非常吃驚，說：“魏碑你能從零基礎一下子寫成這樣，說明你找到感覺了。”孫先生很高興，當即拿出一支長鋒羊毫，說：“小老弟啊，你學書法十幾年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一筆是合格的。”言畢，他當場示範臨摹《張猛龍碑》。孫先生用很軟的長鋒羊毫卻能寫出剛勁靈動、具有正大氣象的魏碑，有“四兩撥千斤”之妙，其中提按使轉的運筆動作和節奏把握更使我眼前一亮，有茅塞頓開之感。現在回想起來，孫先生書寫時心手雙暢的神采依然歷歷在目，受益終生。
在孫先生的感召之下，我更加勤奮地練習書法，強制規定自己每天不少於100個大字的練習量，甚至有時候要寫得更多。這樣堅持了將近半年後，我的魏碑有了明顯的進步。由此，也奠定了我主攻魏碑的書法道路。
黃俊儉：你曾任中國書協第四屆評審委員會委員並連續三屆擔任中國書協行書委員會委員，你如何評價當前行書創作的現狀？如何才能寫好行書？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李遠東：我曾多次參加中國書協主辦的比賽的評審工作，依我多年來的個人經驗，不同時期其行書書風有一定的側重點及風向。縱觀書壇，現當代可謂是新人輩出，但真正能夠站穩腳跟、有所成績的書家，就如同大浪淘沙一般，只有堅持不懈、孜孜不倦並不斷融入新時代、汲取新營養，不斷思辨的人才能越走越遠。在當代來說，我認為行書的發展有三大現象，以“九屆國展”為分水嶺：
一是“九屆國展”之前，以明清王鐸、傅山為傳統根基衍生出來的行書作品，其特點為“漲墨”的充分運用，作品磅礴開闊，注重節奏、章法的鮮明對比，但卻有雷同之弊，技法有粗糙之感。此外，還有以“二王”、《書譜》風格等為主的小行書。可以說，在全國許多大展中，以上述流派風格的作品入展居多。
二是在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興起的流行書風。其對行書的探索以及變革時風影響較大，體現在受西方美學思想的影響，注重點、線、面的組合，強調空間、符號的分割等。一些書法家在流行書風的“吹拂下”通過自己的“新變”，成為名家，但我們發現這批名家在不斷深入探索書藝“新風”之時，仍不忘對書法傳統的汲取。
三是“九屆國展”之後，展覽的名目愈來愈多，單項展的增多使得我們的創作分工更為細緻。如手卷展、行草書展等，這樣就對行書的發展和探索增添了更為豐富的原動力。
當然，在當代書壇也出現了很多“病態書寫”，為了吸引評委眼球，故弄玄虛，把行書寫得“特立獨行”，或塗或抹或描或畫，甚至於搞行為藝術，以時弊之輕佻成奇怪時尚，雜亂無章。取法不高，為了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不深入臨池，直接臨寫現代人的作品，逐漸偏離了傳統的根基。對行書的理解存在偏頗之處，從而偏離了正確的書寫之道。有些人誤以為行書就是楷書的快寫，草書的慢寫。其實，楷書、行書、草書都有著自己的獨特體系，實在不能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在行書的創作中，只是工匠般的“描摹”，而缺少了生動的“氣韻”抒發。中國傳統的書法藝術絕不僅是淺層的漢字描摹，更注重於心的表達，氣與韻的抒發。正如宋代蘇軾雲：“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面對這些病態，我認為遵守古法、紮實的基本功是創作的前提。首先要強化對古碑帖中行書技法的學習，爐火純青，化古出新。從結體入手，再到用筆、章法，層層深入，領會透徹。其次，在如今這個信息化時代，媒介資料如此豐富，使得我們有條件博採眾長，多方面地去了解、掌握更多的行書風格，視野更加開闊，師法更加多樣。再者，在前兩者的基礎之上，我們要做到不拘泥於古法，辯證取捨，取長補短。
無論如何，寫好行書作品，推動當代行書創作的發展，我們既要追摹古人，又要推陳出新，以文化涵養滋養書寫技法，進而創作出真正的精品。
黃俊儉：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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