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筆者是一名普通的傳道人，經過幾年的服侍後，心中開始有了一個要做中國神學研究的想法。筆者自知資歷尚淺，但千里之行，豈不也始於足下？如果連涉足這片領域的勇氣都沒有，又如何奢望中國教會能醞釀出帶有中國文化氣質的神學思想的那一天。只要有開始，我們就有夢想；只要有人能在這片思想的領地殷勤耕耘，即便不能結出累累碩果，也肯定不會徒勞而歸。更何況我們並不是第一批的開荒者，在我們以前，上帝已經在中國教會中興起了一大批的基督教思想家。雖然他們還無法與西方的神學巨匠相提並論，但他們的成就是任何一個想要繼續從事這份美業的創作者不該忽視與無法繞開的重要考量。在傾向自由主義神學思想的陣營中有吳雷川、王治心、謝扶雅、吳耀宗及趙紫宸等人，在持保守主義立場的陣營中有王明道、倪柝聲、陳崇桂、賈玉銘等人。他們的立場雖有不同，而無法提供一種統一的神學視野以促進教會的合一，但正因如此，從某個角度來說，反倒激發了人們的思想火花。比如當基要派想要駁斥自由派神學的時候，就不能只是罵對方几句。你說人家不對，就要找出人家不對的地方在哪裡，這個過程正好是人們思考“什麼才是正確的觀點”之絕佳時期。
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乃是想公開自己的想法，並希望因此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上帝國的事工一起努力。鑑於篇幅，筆者想簡單陳述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筆者想談一談自己對中國神學的理解。第二，筆者想談一談為什麼會有這個負擔。第三，筆者想談一談如何操作的問題。
一、我對“中國神學”的理解
當我提到“中國神學”這四個字的時候，有些人或許會十分反感，因為他們立刻會想到基督教中國化，如何使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耳熟能詳的標語。其實，基督教中國化是一種學術立場，而筆者所說的更像是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有關如何在中國處境中思考基督教信仰的“教會神學”。筆者所說的中國神學是一種宣教學意義上的中國神學，就是思考如何在中國具體的社會文化之複雜的處境中踐行基督教信仰，宣揚基督的福音以及謀求中國教會的出路。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我們不能只用一個“信”字就囊括一切。“信靠上帝”是我們基本的態度，持守聖經的教導是我們基本的原則，然而如何在這個特殊的處境中去傳福音則是我們要去思考與落實的部分，也可以說，是我們必須要將看不見的信仰以看得見的教義或倫理踐行出來的部分。
筆者不排斥中國文化，也不高舉中國文化。筆者反對以中國文化來取代基督教信仰，與此同時，筆者也反對因漠視中國文化的存在而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神學。文化是什麼？並不是神學家們有意製造出來賣弄自己學問的東西，而是人們賴以存活的基本媒介。就像陽光空氣雨露這些基本環境對於人的身體來說是必須的那樣，文化對於人的靈魂來說也是一樣必需品。“文化”這個東西，當你想要去解釋它的時候，你會覺得十分困難，但當你想要離開它的時候，就馬上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離開了某一種特定的文化，人便成了抽象的存在，既無法被人理解，也無法自我理解。比如，語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你說，我只要信仰，不要文化，那麼請問，你該如何來表達剛才想要表達的這個觀點呢？你是用中文，英文，還是其他什麼語言來表達這個觀點呢？事實上，不管你用什麼語言來表達上述觀點，你在表達那個觀點的時候便已經在不自覺地運用某個特定的文化資源了。
對於中國基督徒來說，雖然我們所信的乃是聖經所啟示的三一上帝，但絕大部分的人並不是直接從希伯來文，亞蘭文以及希臘文中去領受這一啟示，而是透過漢語來領受的。離開了漢語，我們實在很難去捕捉聖經所要傳遞的真理。（這對一個即便精通原文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因為任何人都是透過母語來理解外語的。）“文化”的重要性使得我們只能重視它的存在，而不該忽略，更不可能繞過它。於是，對於筆者來說，中國文化也像西方文化一樣，是承載上帝啟示的工具。對於我們中國基督徒來說，不可能繞過中國文化去談基督教，故此我們應當正視中國文化的存在，正視它對我們的深刻影響，並嘗試去分辨哪些觀念，哪些詞彙更能準確地表述聖經所呈現的真理。比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許多不同的有關宇宙終極實在的稱謂，有的稱為“天”，有的稱為“上帝”，有的稱為“昊天”，有的稱為“皇天上帝”，有的稱為“玉帝”，有的稱為“佛”，有的稱為“道”，有的稱為“神仙”，那麼我們究竟該用哪一個稱謂才能比較準確地陳述聖經中的那位自我啟示的主宰呢？
上述所提到的那些稱謂雖然都能代表最高的終極實在，但並不是隨便哪一個都適合用來陳述聖經所顯明的主宰。在景教的時候，景教徒將基督教佛道化，用大量佛道的術語來表述基督教信仰，結果基督教信仰被扭曲了，她竟然被視為佛教的一個支派，而在武宗滅佛事件中同受牽連。故此，在這個問題上基督徒應當慎之又慎。目前，我們的和合本聖經所用的稱謂主要有“上帝”、“神”以及“道”。這些稱謂其實也是具有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的，然而為什麼基督徒感覺不出來呢？事實上，這要得益於儒家在近世的衰弱以及它的非宗教或弱宗教化色彩。另外，我們還知道儒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主要還是體現在上層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對於勞苦大眾來說，則是佛教與民間宗教的影響更為普遍。在佛教中，人們普遍用“佛主”、“菩薩”來稱呼他們的偶像，至於民間宗教，用的比較多的則是“神仙”、“玉皇大帝”等稱謂。也就是說，這些稱謂已經深深刻上了佛教及民間宗教的烙印，且已經深入華人的骨髓，對於基督徒來說，他們絕對不可以再用這些來指稱聖經中的上帝，否則必定會給中國的信徒帶來極大的困擾。
二、我為什麼要做中國神學研究？
我本人九七年底信主，兩千年就讀於浙江神學院，在那段時間除了正常學習聖經課程之外，談論的最多的就是丁主教的神學及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因為丁主教提出了淡化因信稱義，而這個提法也引起了基層教會，甚至是浙江神學院學生的強烈反響。那時候的我懵懵懂懂，因為我信主時間不長，在信仰上的根基也不如溫州的同學來得紮實，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太瞭解。不過，這種氛圍給了我某種思想上的衝擊。於是，我開始喜歡上了基督教神學。神學畢業後，我也看了一些介紹西方基督教神學思想方面的書籍，對基督教神學有了基本的瞭解。後來在馬浸進修道學碩士課程，在論文階段，我本來想研究丁主教的神學，但後來還是打消了這個主意轉而研究趙紫宸的神學。我閱讀了趙紫宸的大部分著述以及當時有關趙紫宸神學思想研究的主要專著，掌握了趙氏思想的梗概，也初步整理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道碩畢業後，又繼續在建道修讀普通話神學碩士課程，並以倪柝聲的神學思想作為研究的對象。我們都知道趙紫宸和倪柝聲的神學立場是存在著較大差距的，不過，這並不會使筆者覺得為難，因為筆者乃是以比較中立的立場來研究他們，筆者這樣做只是代表自己的觀點，並不涉及任何的利益團體。
筆者研究他們的思想並不代表筆者完全認同或否定他們的思想。比如筆者對趙紫宸的神學立場並不是完全認同，但筆者卻欣賞趙氏在中國處境中的神學思考。筆者盼望透過對趙紫宸的研究能夠去體會他在當時處境中的想法。他認為基督教應當如何調整自己，才能在那樣的環境中找到出路。趙氏晚期的思想為何跟早期的思想有極大的出入？這種的變化是毫無徵兆的突變亦或存在著前後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變化可以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啟發？筆者研究倪柝聲的神學也不是為了挺他或打壓他，而是為了理解他。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部分的研究者對倪柝聲的神學都是持批判立場的，他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倪氏的三元人性論為主軸而展開。不過，筆者卻認為三元人性論未必就是唯一的主軸，筆者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聖靈基督論來作為解開其思想的線索。
神碩畢業後，筆者回到教會繼續牧會，同時也去培訓中心或個別的聖經培訓班去上上課，此外筆者也多次參加由寧波市基督教兩會及浙江省基督教兩會所舉辦的神學思想研討會，並發表相關論文。筆者在此期間也接觸到了社科院及個別大學的宗教學研究者，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與瞭解，筆者開始思考基督教融入中國社會是否應當從教內與教外兩種進路同時展開。
筆者羅列上述經歷只是為了交代自己的背景，以及為何會關注中國神學的由來。但是真正讓筆者繼續研究下去的動力既不是為了得到一個學位，也不是僅僅出於某種興趣愛好，而是出於心中的負擔。筆者為什麼要從事這項研究，因為首先，筆者意識到這項研究乃源於基督教在中國處境中的實際問題，同時也始於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教會領袖，只是由於新中國的成立，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運動等中斷了這項研究，才使得人們覺得十分陌生，而今我們應當將前人留下的接力棒重新拾起，繼往開來。其次，筆者認為今日教會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我們總不能視而不見、置之不理。比如，政教關係所呈現出來的張力。如何看待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如何從異端邪說的衝擊下整理出一套正統、且實用的基督教基本要義？如何回應極端靈恩對傳統教會的衝擊等？上述問題，加上教會在實際的治理、牧養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無論是有關教義的爭執、教會紀律的制定與實施亦或其他混亂的現象等都是需要我們仔細思考，並從聖經的教導、教會傳統去尋找答案的。如果我們一遇見問題就擱在那裡，大家都做老好人，那麼，請問這些問題就會自動解決嗎？還是說，人是解決不了的，讓上帝來解決吧！我想這樣的心態不是“太屬靈”，就是“太消極”了吧。
三、作中國神學研究的可能進路
筆者在第一段回答了中國神學是什麼，第二段解答了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現在來到第三段則是嘗試回答，怎麼做的問題。我們可以怎樣做中國神學的研究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問另一個問題，西方人是如何將源於巴勒斯坦的基督教變為西方基督教的？凡是學過西方基督教歷史及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基督教神學是基督教在西方的處境脈絡中形成的。比如，西方基督教神學一般來說都比較注重宏大的體系，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系統神學。為什麼能夠演成宏大的體系呢？因為西方人喜歡將基督教與他們的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比如將基督教與柏拉圖主義結合在一起就發展出了偉大的奧古斯丁神學，將基督教與亞里斯多德主義結合在一起，就發展出了偉大的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及經院神學。於是，我們問，既然西方人可以將基督教與他們的哲學相結合，那麼中國人可不可以將基督教與中國哲學相結合呢？比如將基督教與儒學相結合，以儒釋耶。結果怎麼樣？結果我們發現並不是很理想，因為這樣的融通使得耶穌往往成了孔子的俘虜。這就不禁讓我們問自己，西方人能用他們的哲學演成偉大的西方基督教，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用中國人的哲學造成偉大的中國基督教呢？我想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中國人的哲學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瑕疵，以致無法與基督教進行會通，也不可能造成偉大的中國基督教。第二種是中國人的哲學本身沒有太大問題，問題乃在會通的方法不對頭。筆者情願相信第二種可能，故此也願盡力去嘗試。
另外，筆者雖然願意嘗試將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會通，但這並不代表筆者會將基督教作“非西方化”的處理。怎麼說呢？其實，筆者更願意讓基督教同時結合中西文化，以全球化的視野，普世主義的胸懷來詮釋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將基督教禁錮在民族主義的狹小圈子裡。筆者的意思是當我們思考基督教如何與中國文化進行會通的時候，乃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基礎上進行這種思考，而不是抽象地思考。我們不該先入為主地以為可以將西方基督教剝離成原始基督教，再將自己關起來做文章，這不就成了“閉門造車”了嗎？作中國神學以前，為什麼非得排斥西方神學呢？如果中國基督教源自西方基督教，而西方基督教中又有著明顯的普世主義，那麼我們應當將西方基督教中的精華及普世主義繼承過來，而不是先全盤否定，再去閉門造車。
長話短說，筆者認為中國基督教神學仍當著重發展教義神學。原因有二，第一，是源於異端邪教的衝擊。異端邪教帶給傳統教會最大的衝擊還不是拉人，而是混亂主的真道。故此，我們單單叫信徒不要去那些邪教的地方是不夠的，直到“我們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指出，那些異端邪教錯在哪裡，什麼地方不合聖經的真理，而聖經的真理又是什麼”為止。古公教會時期的基督教神學豈不是在異端的衝擊底下形成的嗎？那麼今日的中國基督教神學為什麼就不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形成呢？第二，是源於中國上層社會的需求。要知道中國內地的教會仍是以勞苦大眾為主，教會中的“白骨精”人士算是極少數群體。事實上，除了三自體系的教會與家庭教會之外，在中國社會還遊離著一幫所謂的文化基督徒。這些文化基督徒並不只是基督教研究者，只不過他們僅僅認信基督，卻不願意進入到傳統的教會。因為他們不喜歡傳統教會的“唯信主義”氛圍。故此，中國教會如果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教義神學，就至少能在理性上掃除這些文化基督徒們的某些困惑，使他們不再遊離於教會之外。
西方基督教能綻放出絢麗的花朵的確與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兩位哲人分不開。前者注重形而上學，使基督教能突顯上帝的超越性；後者注重人的理性與經驗，使基督教神學帶著經院哲學的印記進入大學及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國哲學強調天人合一，可以說乃將超越性與內在性融為一體。雖然有人說這樣的融合破壞了超越性與內在性之間的張力，不過我們可以透過三一論及聖靈論來糾正並提升這種觀點。因為聖靈的工作能幫助人們，使他們可以與超越的上帝真正相遇，而不至於落在儒家及中國文化的那種所謂自我超越的陷阱之中。同時，我們可以上帝論與基督論來糾正並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文化對“天道”的理解。為何中國人的“天道”從人格神變成了不具人格的“義理之天”。如果“天”只是“義理之天”又如何能具有實存的超越性？這個難題，如果用上帝論、基督論及聖靈論來詮釋便能迎刃而解了。因為上帝論注重上帝的奧妙性與不可知性，是超越的真正所在，基督論則注重基督的位格性，不過基督的位格並非只體現在他卓越的德性，更體現在他深密的、無人可及的上帝意識以及他的先存性，而這樣的獨特性並非人人都有，人們之所以能經驗上帝，並藉著這樣的經驗獲得生命的提升，道德的增長並不僅僅是由於人們自發性的努力行善，效法基督，更是由於聖靈的工作，是聖靈的感動，並其奧妙的工作將人與基督以及上帝聯結在一起，從而成就真正的天人合一。
除了教義神學，筆者認為宗教社會學的進路也是需要考慮在內的。因為宗教社會學能幫助我們，使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教會在中國處境中的發展存在著什麼樣的危機與轉機。比如基督徒除了受到聖經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什麼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以致落在世俗化的陷阱中？又比如，基督徒看問題總是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出發去看問題，但若站在非基督徒的角度看問題又會如何呢？他們對基督徒的反應，難道真的可以被我們忽略不計嗎？總之，這門學科最大的好處是讓我們不至於盲目自大，從而誤判了形勢以及錯過了上帝所要我們做的事
內容來自 福音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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