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大選中的民主黨初選引起了全世界很多人的關注，到底今年誰能代表民主黨阻止特朗普的連任呢？
目前的選情而言，原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拜登和左派民主黨人桑德斯處於優勢地位，而富豪出生的彭博並不佔優，有消息稱彭博已經考慮退出黨內初選。
兩位排名靠前的候選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政策態度趨向於加稅、提高福利，並增加財政赤字，對傳統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商業體形成利潤壓力。（解釋一下：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政治環境下興起，這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認為這會妨礙民主制度。）
正巧最近讀《外交政策》雜誌時，讀到該出版物“資本主義的未來”專題下的一篇文章《新自由主義的崩塌》（英文為 The Neoliberal Collapse——Markets Are Not the Answer ），內容與美國民主黨初選頭號候選人們的思維幾分相近。作者名叫Miatta Fahnbulleh，是一家叫新經濟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也是一位黑人女性。她在文章多以案例提及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的社會經濟問題，並探討了新的經濟模式以及可能的一些改革實操。
文章雖然不具備耗時耗力的模型測算與理論分析研究，但也算舉例子擺事實，闡述了作者自己的觀點——為什麼認為新自由主義崩了，為什麼新經濟模型適用。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從左往右是哈耶克、貨幣大師弗裡德曼、理性預期學派盧卡斯、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等
我做了完整文章的編譯，分享給大家，文章最後略寫上幾段閱讀有感，歡迎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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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崩塌——市場不是答案
資本正深陷危機之中。現在，這種信念還侷限於左派。然而，它在發達經濟體的政治光譜中獲得了牽引力。
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甚至普通民眾越發地注意到，新自由主義這種建立在對自由市場、放松管制和小政府的信念之上的信條，在過去40年裡一直主導著社會，而現在已經達到了發展的極限。
這場資本主義的危機醞釀已久，在2007-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人們開始重點關注這場危機。發達國家組建的經合組織（OECD）的過去十年經濟的增長讓大部分人受益，但截至2017年底，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名義工資增幅僅為10年前的一半，成員國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這意味著這些人至少有三個月的時間無法維持在貧困線或貧困線以上的生活水平。同時，收入不均的程度比過去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最有錢的10%的人已經擁有整個社會50%以上的財富，最貧窮的40%的人只擁有3%的財富。
自由主義的辯護者常常告訴我們，就算過去十年工資增長停滯，財富過於集中在富人手中，且這樣的現狀在發達國家與日俱增，但同期，因為科技的發展、投資的拉動，以及自由市場營造的全球性繁榮，超過10億人口擺脫了極度貧困。
無論如何，這樣的觀點缺乏對於重要角色的考量，即政府通過對於教育、健康醫療以系統以及就業的改善實現這一切。這樣的政府主導已經在質疑聲中，用一隻市場上的無形的手托起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辯護者忽略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少於1%的全球人口擁有46%的全球財富，最貧困的70%擁有小於3%的財富。
不平等已經深入資本主義社會，只要人們感受到生活質量在過去一直在改善，他們的機會在過去還在擴大，還期待他們的孩子未來比他們過得好，用一個比喻說就是，只要所有人都在水漲船高，他們就願意一直忍受下去。一旦這種情況如過去十年一樣發生停滯，原本忍受的人們將會滋生出一種日益增長的看法，即該制度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被壓抑的挫敗感導致了人們要求改變的呼聲，包括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全新的再接受，而這些理想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甚至被認為是禁忌。
比如在英國，53%接受民調的人相信過去十年，經濟變得越來越不公平，38%感覺經濟發展良好，富人受益，但只有10%的人認為窮人也從經濟發展中受益。一些想發如恢復近幾十年來私有化的基礎設施的公共所有權，如鐵路、電力服務和供水公司等，正在獲得支持，數據顯示，超過75%的受訪者支持這一舉措。
在美國，蓋洛普2018年的一份民調發現，18-29歲的美國人，支持社會主義（51%）的比率高於資本主義（45%）此數據相比2年前，資本主義支持者下降了12%。這樣趨勢性變化的元年是2010年，當年民調顯示68%支持資本主義。
然而，僅恢復戰後時代的社會民主議程是不夠的。一定要注意，那個時代強調的中央集權化以及國家所有權，與發達經濟體對更多地方和集體控制資源的普遍要求背道而馳。然而，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應對一個戰後社會民主模式沒有考慮到的挑戰——氣候變化和災難性環境退化帶來的威脅。
總之，新自由主義不僅愧對人們，而愧對世界。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追求經濟增長有限原則，大量出現過度消費與化石能源的使用，環境問題正在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去年，討論氣候問題的政府間圓桌總結，如果人類想要有機會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限制在比前工業化時代+1.5攝氏度的範圍內，那麼十年內全球碳排放要減少一半。超過這一水平，對人類和自然系統的破壞將是毀滅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轉的。
就如同經濟崩盤重創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樣，環境問題也是生根於資本主義危機之中的。這兩個挑戰讓我們試圖思考新的經濟模式，一種方式是通過適應當代的社會主義理想，來響應對真正改革的渴望。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必須以健康茁壯的自然環境為優先考量，必須為人類發展提供改善，並提供全體公民都能享有的高質量生活。這樣的經濟模式下，商業必須著眼於長期利益，尋求服務於社會問題而非純商業利潤和股東價值，還必須承諾員工發聲的機會。新模式要通過建立共同的公共商品和基礎建設的所有權，以及鼓勵合作和公私合營，且被當地管理的企業，以賦能人民，給予他們更大的利益。這就需要國家變成一個積極但去中心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社區一級，使人們能夠集體採取行動改善其生活。
新社會合約
英國正在提供一種破局資本主義危機的有趣案例。過去幾十年，英國中左和中右政府都喜歡依照新自由主義的方法，減稅、降低社會福利，實施降低金融監管的措施，英國的做法，超越了其他所有具有強社會民主的傳統和制度的歐洲國家。結果是，新自由主義的禮崩樂壞讓英國苦不堪言，考慮通脹因素，現在普通英國窮人的生活不如2008年。英國家庭的債務比金融危機時期還要高，更多人以債務為生，1430萬人在貧苦中搖搖欲墜。
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成為一個英國人對一個失敗的系統的不滿和憤怒的發洩出口。支持退歐派試圖傳遞對於現行體制不滿和尋求改變的聲音。早在三年多前，這樣的對於內政的極端呼籲就已經出現並不斷升溫，比如工黨最近採納了一些曾經被認為風險太大的想法，比如重新國有化公用事業公司和成立一家國有製藥公司。
但就算在英國，政治機構的響應依舊落後於民聲。目前發達國家需要的不是尖峰上的思考，而是如果全面的改革，這裡包括經濟與地方社區。第一步就是全球綠色新政：大規模動員資源進行脫碳，同時創造數百萬就業機會，提高生活水平。如果我們的新目標是全球未來10-15年二氧化炭0排放，這就能需要政府大量投資綠色基礎設施，比如離岸與在岸的風電廠、智能電網等，還要投資新的技術中，諸如碳捕獲和碳儲存；另外，政府還要培訓工人養成綠色工種，以確保他們能夠擁有維護可持續發展工作的能力。
政策制定者也要制定對於公司減碳的刺激政策，比如政策鼓勵公司用可再生資源燃料替代化石燃料。諸如碳排放的嚴監管政策將有助於緩和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央行要通過信用體系鼓勵金融市場慢慢摒棄化石燃料，這就包括設定可用於支持碳密集型活動投資的信貸額度上限，並設定流向低碳投資的融資額度。
讓人們原本停滯的工資上漲，政府應該使用政府應該利用國家稅收、工資法規和補貼的所有槓桿來激勵或強迫企業公平地支付工人工資。勞動報酬的公平分配不僅應該以提高工資的形式來實現，還應該以減少工作時間的方式來實現，比如將每週工作時間改為四天，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法定假日來實現這一目標。工人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力應該加強，如此，所有公司要自動承認工會，並給予工人更大的合法權利來組織集體談判和罷工活動。工人還必須獲得僱傭他們的組織的更多權益。政府應該管理員工的共同基金，將公司利潤的一部分以股權的形式轉移到員工集體所有的信託基金中。如此，員工也可以像股東一樣，間接獲得股權與投票權，能夠有權力一起左右公司的商業方向。
在英國，越來越多的公司,包括JohnLewis百貨商店，諮詢公司Mott MacDonald都已經收穫到將所有權賦予員人的好處，即為更高效的生產力，更好的員工留存與僱員關係，以及豐厚利潤。
新的社會合約超越我們傳統認知的職場，無論如何，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以人為本的社會工作，確保人人都能獲得體面的品質生活，這將需要增加對福利項目的投資，這些項目在新自由主義政府時期已經被削弱，比如確保全民獲得高質量的醫療和教育。
新的方法會超越以往，以前我們提供普遍的托兒服務、公共交通和最低收入保障，現在不管一個人是否有工作，沒有人的收入能低於這個底線。福利國家的這些擴張應該通過累進稅來提供資金，累進稅將增加那些最能負擔得起的富人的稅收負擔，辦法是提高所得稅和公司稅的最高稅率，以及對資本利得等財富徵稅，使其與收入處於同一水平。
決定權在人民
然而，自上而下的政策將不足以刺激發達國家為了真正擺脫新自由主義的停滯和衰退而堅決改革。這些社會還必須變得更加民主，將權力和資源分配給區域和地方政府，與所服務的社區人民更加親密。
新經濟模式與傳統理解的的社會主義具有關鍵區別，傳統的社會主義傾向於中央集權和國家所有制，如與其依靠聯邦政府或省政府提供日常必需品，如能源、經濟適用房和公共交通，當局建立對居民負責的居民共有制公司來提供服務。
比如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就有一個民主經濟體案例。1956年，西班牙一所技術學院的畢業生成立了一家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通過工人合作社提供就業機會。如今，公司已發展成為西班牙十大商業集團之一和第四大僱主，擁有數百家不同的公司和子公司，員工超過7.5萬人。合作社在各種業務部門運作，包括銀行、消費品和工程。Mondragon Corporation的設立不僅是為了盈利，而且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社會或環境目標。它的所有者和運營者是為它工作的人，而不是外部投資者，公司的治理結構確保成員在組織中擁有股份，並分享一起創造的財富。
另一個例子來自於英國社區土地信託基金。位於利物浦 Granby Four路和倫敦社區土地信託基金(London Community Land Trust)，通過從私營部門購買土地並納入社區所有，為當地社區提供經濟適用房。信託也建造經濟適用房，然後以折扣價出售或出租給當地居民，這樣結構下的資產不會被轉售，這也保證了房屋的價格在人們可承受範圍之內。
諸如以上這些自下而上的實驗將對新經濟模式的成功具有重大借鑑意義。這樣的政治實驗，我們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也有所領略，比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在美國、英國傑瑞米·柯柏恩等，他們是關注基層活動家，他們的組織正在努力創造一個更加民主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一定程度的耐心是必要的：以上的新思維需要時間孕育產生大規模變革，但這種耐心也必須是有限度。當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傷痛被慢慢修復的話，推動新經濟模式的時間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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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完整編譯後的文章。西方的年輕人在經歷什麼？文中說30歲之前的年輕人更加推崇社會主義，那麼就是說西方的90後、00後大部分對資本主義不感冒了，這與桑德斯在美國年輕人以及加州等開放、年輕又有活力的地區的支持遙相呼應。
文章主要探討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問題，認為資本主義的原罪正在被新經濟模式（新版社會主義）取代。對於環境問題的保護部分毫無爭議，但就主義而言，無論是左右哪一邊，毫無疑問的都已經升級到了民粹主義（桑德斯與特朗普都具備民粹主義特性，並且美國開始走向內部的分歧，也成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從這個角度，民粹主義的領軍者班農看待政治經濟的角度是不是更加有市場與說服力呢？
雖然作者的分析不能說面面俱到，給出解決方案恐怕沒有考慮全部變量，但作者認知了發達國家的問題，提出了新經濟思路下的解決方案，已經不易。我的思考是到底什麼是西方世界更好的經濟模型呢？是辯證唯物地思考著，擇時或者灰度地做出改變，還是讓那個它繼續自由地尋找發展中的納什均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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