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藝術從新疆向東傳播，首及河西地區。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魏晉以來在武威，即涼州。西晉譯經大師竺法護往來河西、長安、洛陽間，東晉中原地區的名僧道安（314—385年）謂其譯經“寢逸涼土”。“涼州自張軌以來，世信佛教。四世紀中期，鄴都有涼州博學沙門”。其時張氏在涼州東苑置銅像。373年，前涼統治者張天錫延攬月支人、龜茲人組織涼州譯場，並親自參加譯經工作。374年，道安在襄陽撰《綜理眾經目錄》時，其《涼土異經錄》中，已收涼州譯經五十九部、七十九卷。376年，前秦陷涼州，所遣涼州刺史楊弘忠崇奉佛教。之後，武威太守趙正亦崇仰大法，忘身為道。379至385年，道安在長安譯經，譯場的主力竺佛念是涼州沙門，佛念洞曉梵語，“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這時，涼州僧人多西行求法。明確見於記載的有：竺道曼之去龜茲；智嚴隨法顯西行，後又泛海重到天竺；又有寶雲曾抵弗樓沙國，東歸後南渡江，“江左練梵莫逾於雲”，晉宋之際翻傳諸經多雲所刊定。四世紀末，龜茲高僧鳩摩羅什居涼州十七年（385-401），長安僧肇遠來受業。其後，罽賓高僧佛陀耶舍亦來姑臧，後秦末，耶舍還國猶託賈客寄經與涼州諸僧。涼州佛教淵源已久，412年，沮渠蒙遜入據之前，已大有根基了。
“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劉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記蒙遜“末節感悟，遂成善人”。《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亦記“沮渠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道。”蒙遜子牧犍（亦作茂虔）亦重佛教。故《魏書·高崇傳附子謙之傳》謂“涼國盛事佛道”，高謙之撰《涼書》記沮渠“國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沮渠時期西去求法的北涼僧人，見於著錄的多達十餘人，其中有蒙遜從弟沮渠京聲。在北涼譯經的僧人，見於著錄的亦多達十餘人，有名的中天竺沙門曇無讖於421年到達姑臧，主持譯場，道俗數百人，參與討論，沮渠時期的涼州，遂成為當時中國的譯經中心之一。因此，沮渠藏經亦為當時人所敬重，南齊竟陵文宣王肖子良撰《淨住子淨行法門》，其第二十六章《淨重正法門》所舉敬禮對象中列有“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重禪定，多禪僧，是北涼佛教的另一特點，此後，南北習禪者多受北涼影響。習禪多覓僻靜之地，水邊崖際開鑿窟室更是禪行觀影之佳處。所以，佛教石窟之興多與禪僧有關。北涼既弘佛法，又聚禪僧，文獻記載新疆以東最早的較具規模的開窟造像，始於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興鑿的涼州石窟，並非偶然之事。關於涼州窟像事蹟，見錄於七世紀道宣（596-667年）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涼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據有涼土二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修非雲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土有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才遠之，便即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蒙遜所斵窟，可能是以佛像為主的佛殿窟。六世紀慧皎《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記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雲：
偽承玄二年（429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曇無）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正而悔焉。
此事與道宣同時的道世在《法苑珠林·敬佛篇·觀佛部感應緣》中，另有較詳記錄：
北涼河西王沮渠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興國攻枹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信更精到，招集諸僧還複本業焉。
慧皎、道世所記的“丈六石像”，大約即是道宣所記斵窟安設的“涼州石崖佛像”。按蒙遜自張掖遷姑臧，《資治通鑑》繫於東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義熙八年即412年。興國大敗於枹罕的宋元嘉六年即429年。因此，可推斷蒙遜開鑿造像在412年至429年之間。蒙遜窟像的所在，從道宣記載知“於州南百里”。可是七世紀以後，此處窟像即不再見於著錄。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初，向達等先生才懷疑是武威東南九十多里的張義堡天梯山大佛寺。1952年，甘肅馮國瑞等先生曾去調查。1954年，史巖先生又去勘查，確定了那裡即是沮渠蒙遜創鑿的涼州石窟的地點，但蒙遜所斵窟已不存在，可能毀於大地震（據云隋以來隴西一帶平均每六十年有一次大地震）。天梯山現存石窟十三座，其中編號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廟窟。五十年代末，天梯興建水庫，甘肅省文管會對現存的石窟中幾座重要洞窟進行拆遷保護。在拆遷過程中，發現上述兩座塔廟窟最下層壁畫比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壁畫為早，因此懷疑它是北涼的遺蹟。這個懷疑是有道理的，這兩座洞窟應予以特別重視。
兩窟沒有發表實測圖，現依據史巖先生的記錄試作第1窟的示意圖（圖一，1）。第1窟寬4.78米、高5.15米。中央有方形塔柱，塔柱基每面寬2.27米。塔鑿三層，每層各面各開一大佛龕，龕內各置後代補塑的坐佛一尊。塔柱前面和窟左右壁前端已崩毀，左壁殘長4.48米，右壁殘更甚，其全部長度已無法估計。該窟是否尚有前室亦不便推測。塔柱和窟右壁上方殘存部分壁畫。第4窟除塔柱鑿出二層塔和壁畫殘存更少外，形制、佈局均略同第1窟。此兩窟的開鑿時間，似應在蒙遜所創窟之後。第1窟的最下層壁畫，據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幾幅摹本觀察，供養菩薩的自由姿態和髮髻、服飾的形式，與酒泉、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北涼石塔基座所雕的供養菩薩有相似處。摹本中還有一副兩方連續的化生忍冬邊飾，這是早期石窟紋樣的罕見實例（圖一，2）。
二
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現知有十座。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圓形塔身；從其中保存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輪和寶蓋。細部情況記錄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 承玄元年（428年）建。高44.6、基座底徑15.2釐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養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號。圓形塔身下部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復缽）雕七龕佛像，一龕菩薩像。佛像皆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後有項光、身光。菩薩著有繒飾的寶冠，袒上身，有頸飾、臂釧，下著裙，交腳坐，後有項光和“靠背”。佛座為矮平蓮座。圓拱龕，有龕柱，無龕楣。相輪之上有寶蓋，蓋頂刻北斗七星（圖二）。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殘高41、基座底徑21釐米。八面基座雕刻與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經文亦同，殘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殘存三龕，皆佛像，服飾、姿態和龕式俱同高善穆塔。無佛座。圓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馬德惠石塔 承陽二年（430年？）建。殘高34、基座底徑16釐米。八面基座雕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供養人物右側各刻有易卦象榜題。塔身下部刻經文同上兩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其中四龕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三龕服裝右袒，作說法相。七佛皆只具項光。一龕菩薩，著寶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頸飾、臂釧和瓔珞，下著裙，交腳坐，背後只具項光。佛為須彌座，菩薩坐藤座。尖拱龕，有龕柱、龕楣。自相輪以上佚。相輪下部的方柱上雕飛天八身。
敦煌南沙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諸塔。發願文泐,行數不詳。塔身上部僅殘存龕中坐佛，服裝姿態和龕式與馬德惠塔同。無佛座。相輪三重以上佚。
酒泉白雙咀石塔 緣和三年（434年）建。殘高46、基座底徑21釐米。八面基座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龕，六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一龕思惟像，後兩龕像後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有項光和“靠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圓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程段兒石塔 太緣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徑12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無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願文和《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只具身光，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皆作禪定相。另一龕情況不詳。佛坐矮平座。火焰龕，有龕柱。相輪之上的寶蓋較寬大。
吐魯番宋慶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66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經文同程段兒塔，但經文標題作《佛說十二因緣經》，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龕式同程段兒塔。佛坐蓮座。圓式塔身以上佚。
吐魯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27.7釐米，基座底徑不詳。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經文均同宋慶塔，但經文行數不詳。塔身上部雕刻七龕佛像，形式同宋慶塔。另一龕交腳菩薩亦作禪定相。佛坐蓮座。火焰龕，有龕柱。圓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40釐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願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與吐魯番小石塔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寶蓋頂刻復蓮。
敦煌岷州廟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殘高46、基底直徑48釐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為《增一阿含·結禁品》，再上為婆羅謎字經文。塔身上部存五龕，四龕為禪定佛像，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一龕為交腳菩薩，有“靠背”。各龕間各雕一供養人像，現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領大衣的男供養人像。佛坐須彌座。圓形塔身以上佚。
這批北涼石塔，最重要處是可增補天梯山1、4兩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龕中的主像是過去七佛坐像與彌勒菩薩交腳坐像，434年石塔出現思惟菩薩像。佛的姿態，428、429年兩石塔都作禪定相，430年石塔出現說法相。佛的服裝，通肩、右袒出現較早，436年石塔出現雙領下垂內著僧衹支的服裝。較早的佛像是矮平的蓮座，434年石塔出現須彌座。彌勒菩薩皆作著寶冠、袒上身的交腳坐式，430年石塔彌勒菩薩已裝飾瓔珞。428、429年石塔無龕面裝飾（龕楣）。430年石塔出現了尖拱龕面，434年石塔出現了火焰龕面。絕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養人物附刻有八卦符號；430年石塔在供養人物右側還刻出與易卦象結合起來的榜題，例如“☰乾、父”、“☶艮、仲男”之類。最早的一座（428年）石塔，寶蓋頂上還刻出北斗七星。這些東方傳統的因素在北涼石塔上出現是值得注意的。它應與魏晉佛教形象雜有黃老道術的內容，有一定的聯繫。
史巖先生在記錄天梯山1、4兩窟的中心塔柱時說它：“每層上寬下縮，此種樣式與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樂金塔寺則有同樣的發現。”酒泉文殊山、肅南金塔寺，還有張掖馬蹄寺共有十多處塔廟窟。這批塔廟窟，保存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肅南金塔寺東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為例。
肅南金塔寺東窟 平面寬9.7、高約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的中心塔柱。現因前壁崩毀，塔柱已暴露在外。殘深7.65米。原有無前室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約4.5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一尖拱龕，龕楣尾塑反顧的龍頭。龕內塑一右袒坐佛坐於矮蓮座上。龕外兩側，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餘三面均為二菩薩。龕上部影塑大型飛天。中層每面開圓拱淺龕三，龕內塑一著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龕坐佛為交腳式。龕間各塑一菩薩，唯北面龕間塑千佛。上層東、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後塑半身菩薩，間罅處塑千佛或菩薩，或飛天。西面只左右側存飛天一身。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後壁殘存壁畫有三層，裡面兩層內容不詳，最外層畫千佛。
肅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東窟，但規模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除龕外無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東窟。中層東、南兩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惟菩薩。東、南、西三面兩側各塑菩薩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腳坐佛，兩側上部各塑兩菩薩，下部各塑兩比丘坐像。上層每面塑千佛或菩薩。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後壁殘存壁畫有三層，最裡層畫千佛。窟頂繞中心塔柱畫供養菩薩，外側繪滿飛天。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平面近方形，寬3.94、深3.8、高3.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寬略同於主室，深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2米。基座之上每面各兩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尖拱龕一，龕內原塑坐佛一，龕外兩側各塑一菩薩。上層略同下層。前壁正中的窟口高1.68、寬0.53米。西、北兩壁尚存壁畫。北壁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畫著通肩服裝的千佛，下部畫通肩或右袒服裝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畫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兩菩薩。阿彌陀兩側上部畫千佛，下部畫供養人行列。窟頂繞中心塔柱畫飛天與伎樂天。
上述所列三窟皆無紀年題記。肅南金塔寺東西兩窟，據董玉祥、嶽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頂壁畫和窟內塑像雲：“菩薩與飛天均高鼻深目，體高肩寬，其畫法是以硃色線條準確而又簡練地勾出人物形體，衣飾部分施以石綠、淺黃或純白等色，與敦煌早期壁畫毫無共同之處。不僅壁畫如此，其兩窟內塑像，無論在人物形體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紋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線條或圓線條，更增加了一種立體感和衣服的質感。另外，兩窟造像大量採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貼壁而坐或凌雲飛翔”。“金塔寺東、西兩窟內所造菩薩與飛天的裝飾，就各有六七種之多，如東窟中心柱中層東、西、南三面各龕外之菩薩服飾，就很少有兩個是相同的。這些新的形式出現，將為研究我國早期石窟藝術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資料。”由此知與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繪塑不同。他們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畫雲：“佛與菩薩其面像都體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徵。佈局概括簡練。用色以土紅、赭石、石綠、純白、藍、黑等幾種顏料為主。其畫法的特點，先以土紅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較深的寬線在顏面和肢體邊緣勾出輪廓，然後以紅線或黑線勾勒，使其定形之後，用鮮豔而又濃厚的色彩，塗其衣裙和帔巾等飾物，裙紋除用黑線勾畫外，又在其邊緣用一種比底色較深的顏色，暈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強烈的體積感。與新疆克孜爾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內之壁畫，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於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看法。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千佛洞阿彌陀、觀世音和大勢至這組為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中所沒有的題材；而這種題材，卻以不同的譯名——“無量壽佛”，出現在劉家峽市炳靈寺的西秦龕像中。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認為還以維持北魏時期的舊說為穩妥。因此，早於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這三座塔廟窟的開鑿，有可能出自北涼時期；或是北涼亡後，這裡沿襲了涼州佛教藝術的系統而開鑿的。無論前者，抑是後者，這三座塔廟窟是考慮涼州式樣的重要參考對象，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綜合武威天梯山1、4兩窟、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這三座石窟的資料，我們初步考慮在我國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涼州模式，其內容大體可包括為以下幾項：
1、有設置大像的佛殿窟，較多的是方形或長方形平面的塔廟窟。塔廟窟內的中心塔柱，每層上寬下窄，有的方形塔廟窟還設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釋迦、交腳菩薩裝的彌勒。其次有佛裝彌勒、思惟菩薩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現的成組的十佛（十方佛）、阿彌陀三尊。以上諸像，除成組的十佛為立像外，皆是坐佛。
3、窟壁主要畫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現說法圖，左壁說法圖的主像是阿彌陀三尊；壁下部出現了供養人行列。
4、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薩的面相渾圓，眼多細長型，深目高鼻，身軀健壯。菩薩、飛天姿態多樣，造型生動。飛天形體較大。
三
距離涼州較近的早期佛教遺蹟，還有劉家峽市的炳靈寺石窟。炳靈寺第169窟第六龕發現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題記和“□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的榜題，知道這裡最早龕像始於西秦。西秦411年遷都枹罕，即今臨夏，炳靈寺位於枹罕之北約八十餘里，其地古稱唐述山，《水經注·河水》記其地雲：
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煉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密堂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玄宗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託棲焉。
西秦禪師選此地造龕像，正是取其幽密，便於禪行。《高僧傳》卷十一《玄高傳》雲：
（西秦乞伏）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讖（或即上述之曇摩毗——引者）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
又記關中禪僧玄高也為乞伏熾槃所尊崇：
尊（玄高）為國師，河南（指西秦——引者）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
西秦高僧或從涼州來，或向涼州去，可見西秦佛教與涼州關係密切，而西秦於炳靈興建龕像之時（420—431年），也正與北涼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時間（412-428年）相近，因此，參考炳靈西秦龕像，推測涼州石窟或許沒有大誤。
炳靈寺西秦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龕像。兩窟皆利用天然洞罅，並未斵崖開窟。現將上述兩窟西秦和較西秦為晚的重要龕像，試分兩期，簡記其內容如下：
一期（屬於420年或稍後）
窟龕號169：6 平面橫長方形龕。龕內塑右袒禪定坐佛和二菩薩，有榜題：“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得大勢志菩薩”。右壁上方畫十方佛，其下畫“彌勒菩薩”立像。彌勒之右畫“釋迦牟尼佛”立像，像下有供養人行列。釋迦立像右上方為建弘元年（420年）題記，共二十四行。題記下方列供養人兩行，上行第一身榜題“□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其後供養人榜題中有“乞伏□罡集之像”。
窟龕號1 貼崖罅處塑通肩立像一身。現存二菩薩為明代塑像。
窟龕號169：7 貼崖原塑二立佛，現存左側通肩立佛一身。下方繪壁畫八鋪，自上：立佛二，通肩禪定坐佛及二菩薩，通肩禪定坐佛一，通肩說法坐佛及二菩薩，右袒說法“無量壽佛”坐像，“維摩詰之像”及“侍者之像”，通肩禪定坐佛一，以塔為背景的“釋迦牟尼佛”、“多寶佛”相對倚坐像。左下方繪壁畫多鋪，其中有右袒說法坐佛、二菩薩及胡人供養像一鋪，該鋪左上端有後來補繪的交腳菩薩坐像。
窟龕號169：9-11 貼崖塑三立佛，一右袒，二通肩。左下方繪壁畫多鋪，有右袒坐佛及菩薩，通肩禪定坐佛。
窟龕號169：17 西壁貼崖原塑一佛、二菩薩，現存右側菩薩。右下方有思惟菩薩像一身。
窟龕號169：18 西壁貼崖塑右袒立佛一身。
二期（較一期為晚）
窟龕號169：22 貼崖原塑右袒立佛及二菩薩，現右側菩薩佚。
窟龕號169：？位第22龕上方，貼崖原塑通肩禪定坐佛七，現存五身。
窟龕號169：3 平面橫長方形龕。龕內塑通肩禪定坐佛一，右塑菩薩，左塑力士。坐佛上端有飛天壁畫。
從上述可見西秦在炳靈尚無鑿窟的作法，除貼崖塑繪，即作橫長方形平面開口形式的淺龕。龕像佈局皆以一鋪為單位，各鋪間沒有聯繫，這顯然比若干單位有系統的組合在一起的洞窟設計為原始。第一期各單位的主要佛像有釋迦坐像、立像，二立佛，三立佛和無量壽佛，其次有十方佛，彌勒菩薩立像和思惟菩薩像，還有與較晚的其他地點形式不同的維摩詰臥床和侍者像及釋迦多寶相對倚坐像等。第二期出現了七佛、交腳菩薩坐像和一菩薩一力士組成的脅侍像。這後一種脅侍組合既見於肅南金塔寺東窟、西窟，又見於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之一的257窟。而這種脅侍組合在炳靈第二期最晚的一組龕像之中。看來，炳靈第一期龕像比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為早，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們考慮涼州樣式似可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可參考天梯山殘存的遺蹟，酒泉等地出土的北涼石塔和炳靈第二期龕像。炳靈第二期龕像中最晚的如169窟第三龕的時間，大約已到了涼州式樣的尾聲階段。
四
涼州系統的窟龕造像，大多來源於今新疆地區。涼州節制西域由來已久，西晉末，中原戰亂，四世紀中期，位於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龜茲和南沿的于田，這兩個西域的重要佛教據點都詣姑臧朝貢。384年，前秦呂光一度攻佔龜茲後，經龜茲東來涼州和自涼州西去龜茲的僧人，日益增多，東來涼州的有名高僧有鳩摩羅什、佛陀耶舍、曇無讖、曇摩蜜多；西去龜茲的有僧純、曇充、竺道曼。此時，涼州佛教也和于田關係密切。約在三、四世紀之際，已有涼州道人在於田城中寫漢譯的《時非時經》。此後，曇無讖到涼州後又親自去于田求《涅槃中分》，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亦去于田取經。此外，涼州僧寶雲、僧表、惠欖西去于田，智猛、曇纂西曆龜茲、于田後，東返涼州。文獻記錄北涼僧人去于田者，尚有曇學、威德等八人。其時，龜茲盛小乘，于田習大乘；龜茲多鑿石窟，于田盛建塔寺。這兩個系統的佛教及其藝術，於新疆以東首先融會於涼州地區。上述涼州式樣的窟龕造像，正如實地反映了這個事實。沮渠蒙遜設置丈六大型佛像於石窟之中，炳靈貼塑大像於崖壁和天梯、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處的方形或長方形塔廟窟，應都與龜茲有關，北涼石塔和涼州系統各窟龕所雕塑的釋迦、交腳彌勒、思惟菩薩等，也都見於龜茲石窟；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內壁面上下分欄的佈局和中部以下壁面繪供養人行列的作法，也是龜茲石窟所習見，值得注意的是涼州模式中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壁面——肅南金塔寺東窟中心塔柱西面的佈局：下層為坐佛龕，上為交腳彌勒這一組形像，與拜城克孜爾石窟第80窟中心塔柱正面的設計極為相似。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心塔柱龕外與窟頂繪畫或影塑大型飛天，前者多見於龜茲大像窟，後者在塑像大部被毀的龜茲石窟中，雖然沒有可以對比的資料，但在龜茲西南境外今巴楚東北的脫庫孜薩來依發現的佛寺遺址中，出土了內容豐富的影塑，其中即有姿態類似的大型飛天形像。炳靈寺和文殊山塑繪的立佛列像，既見於龜茲石窟，又發現於時間略晚的和田拉瓦克塔院遺址中。金塔寺、文殊山壁畫滿繪千佛。千佛在龜茲石窟流行較晚，但為于田寺院流行的形像。此外，文殊山所繪的阿彌陀和炳靈寺的無量壽、釋迦多寶、維摩詰等形像，目前雖不聞于田有相同的遺蹟，但都出自大乘佛典，且都可在於田找到有關情況。和田東北丹丹烏里克和阿克特勒克等寺院遺址多出蓮花化生形像。按蓮花化生，出於眾生隨九品行業，經過化生於蓮花之中，始可往生極樂世界的信奉，因知于田曾流行《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三世紀末，于田沙門直祇多羅譯《維摩詰經》；約為八世紀祥公所輯的《法華經傳記》卷一引《西域志》記：“昔于田王宮有《法華》梵本六千五百偈”，又記于田“東南二千里有國名遮拘槃國。……王宮亦有……《法華》、《大涅槃》等五部大經，並十大偈。……又東南二十餘里，有山甚嶮難，峰上有石窟，口狡(狹)內寬，其內……《法華》凡一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掌。”看來，涼州系統的石窟中的大乘形像，應與于田及其以東關係密切。涼州系統的大乘形像，以最東邊的炳靈寺為最突出。這一點，我們考慮還可以和當時長安佛教聯繫起來。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即沮渠佛教興隆之前，東方佛教盛行關中。402年，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無量壽經》、《賢劫經》；406年，又重譯《法華》、《維摩》，後又註解《維摩》。羅什譯經時，廣集四方義學參與研討者，多至三千人，其高弟道融、曇影、慧觀各疏解《法華》，僧肇、道融、道生各註釋《維摩》，因此，當時長安對《法華》、《維摩》之研討論述，影響廣遠。我們懷疑炳靈壁畫中出現早期形式的釋迦多寶和維摩形像，很可能和這樣的歷史背景有關。如果上述推測無大差誤，那麼，距長安較近的炳靈窟龕出現較多的大乘圖像，除了西方于田及其以東的影響外，很可能比涼州系統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來自東方長安的影響。至於五世紀前期的長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響涼州的跡象，又有南下影響南方的文獻記錄，此饒有興趣的問題，已超出本文研討涼州模式的範圍，容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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