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少年的某個夏天，我第一次讀到蘇聯時期那位炙手可熱的作家高爾基，他作為蘇聯人民作家去西伯利亞一個流放營裡演講。
一個小男孩怯生生走向他，拉住他的衣角，小聲向他講述了正在遭遇的真實生活。聲音很小，高爾基聽見了，在座的人都聽見了。演講結束後，他穿上大衣，沒做停留，徑直坐上回莫斯科的列車、揚長而去。他把那個男孩留在那裡，被留下的還有男孩那雙雪地裡閃爍的大眼睛。很明顯，那個男孩後來被殺了。
我在少年某個夏天讀到這個故事，當時我想象那個男孩就是我。正拉住父親的衣襟用乞討之聲訴說救命，而父親無動於衷，轉身登上了呼嘯的列車。當時，我還不知道求救的代價，但很快，我就為呼救付出了代價。
這個故事，在那整個夏天，都充滿寒意。很難與課本里那個寫《海燕》的作家連接起來，後來，我把《海燕》那頁書撕了。內心裡，我給予了作家高爾基判了死刑。
因為他眼裡沒有人。
我曾做過幾年西藏小報記者，那是我接觸死亡最多的幾年。每個死亡現場，都是靜止的，我觸摸過一具具滾燙的身體，如何在短時間內變冷、變僵，鮮紅色的血慢慢凝成血漿、血塊，空氣裡散發著腥臭的味道，多年之後，變成了生命記憶，在鼻尖都揮之不去。可再壯烈的死亡，也不過最後統統都燉成一行數字。
我知道這些新聞裡，都沒有人。
那是不可言說的命運，在物理時間裡，遇難者死過一次，然後在數字裡，遇難者又死過一次。
我不知道人是什麼？
1953年建立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屠殺紀念館，用於紀念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那是一個巨大的圓錐形建築，貼滿了死難者遺像。死難兒童紀念館的牆壁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有點像南京屠殺紀念館的牆壁。置身入內，一個沉痛的母親週而復始在呼喊一百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置身入內，總會想起自己的母親在喊我。
一個波蘭農民的話刻在一面牆上。二戰裡，這位農民在自己家地窖裡藏了一個猶太人。戰後，他作為英雄被請到耶路撒冷。人們為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但我知道人是什麼。”
這個故事同樣也被昆汀·塔倫蒂諾拍進了電影《無恥混蛋》裡。他的這句話冥冥之中彷彿告訴了我人是什麼，但很模糊，不太確定。我需要腦子停留在那個按下快門之後，停滯的那個瞬間，才能準確捕捉，然後一個恍惚，它又消失到無影無蹤。
優秀的文學作品，優秀的作家都在講述人是什麼？
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晚年曾被人問到，你是如何用鏡頭捕捉真實的影像。
這位目光深邃的俄羅斯人，方方正正的臉上頂著一頭像切菜刀剃的濃黑頭髮，看上去很像新疆農民，他講述了一個他眼中的真實。
一個人走在街上，他剛被電車碾過，軋斷了一條腿，然後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牆靠牆而坐，他獨自坐著等待救護車到來，那條流血的腿引來行人紛紛注視。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裡取出一條手帕，把它直接蓋在被截斷的腿上。
這是一個無比偉大的瞬間。
這個男人沒有選擇袒露自己流血的腿，來博取路人的同情。他反倒因為不想讓路人看到自己的不堪，體面地選擇了遮蓋。
在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裡面，我看到一個人頑強維繫著自己全部的尊嚴。用手帕蓋住自己受傷的腿，就是這樣一個比針落地面還要細微的動作，卻有著無與倫比的偉大。給我帶來的震撼不小於一次極具破壞力的10級地震。
你知道嗎？因為這個故事裡，我看到了人。
還有一個故事，講述者是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他講述了一個女孩自殺，五分鐘前，她和父親，還有父親的三個朋友正在餐廳吃飯。隨後女孩走向浴室，面對鏡子、敞開襯衫、脫下胸罩，拿她父親的手槍指著自己的心臟，一聲巨響，女孩倒在血泊中。所有的人都衝向浴室，女孩的父親衝進浴室，他手裡還拿著一個餐巾，嘴裡還含著一塊沒來得及下嚥的肉，因為恐懼，父親呆滯不動。
直到他察覺有胸罩丟在浴缸裡，這位因為恐懼的父親，鬆手將手裡的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
就是這樣一個細微的動作，讓我震撼無比。他展現了父親的真實，當他看到女兒胸罩，他感到羞愧，這羞愧的故事裡，依然有人。來自人的洞察，來自眼睛的真實，內心的真實。
還有一個故事，我儘量模糊時間、地點、甚至任何故事具備的要素，我都想盡力模糊，讓你感受到這個故事是一直都在發生著，而且還會發生。
一名叫肖賢友的武漢市民因感染肺炎病毒不幸去世，臨終之前，他寫下遺囑，從字跡上可以辨別，這個遺囑一定是他用最後一點力氣寫的，因為歪歪扭扭，就像他早已散架的身體。這份遺囑只有短短几個字：
“我的遺體捐國家。我老婆呢？”
前一句是他內心的崇高，一個市民，臨終之前，還心念國家，我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詞可以形容這種品質。後一句是他內心的真實，我老婆呢？這四個字，也足夠讓人痛心，他帶來的震撼程度，比前幾個字更大。
然後這個遺囑在登報的時候，愚蠢的編輯只選用了前半句，抹去了後半句，這讓這句遺囑充滿了政治感動，卻少了人味。
這個故事的衍生故事讓我震撼到目瞪口呆。
它向我們展示的現實真實遠比一個人的逝去更加真實，並意義重大。
塔可夫斯基和哈維爾·馬里亞斯講述的故事都是遮蓋，呈現的卻是敞開。遮蓋的動作向我們敞開了一條通往人性深處的道路。他讓我們的眼睛看到的真實，遠超過死亡和災難的真實。展示了真實的力量和恐懼的力量。如果不是這樣的講述和洞察，我想第一個故事的講述者不會是成為偉大導演的塔科夫斯基，第二個故事的講述者也不會是著名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
武漢的那個故事講述的也是遮蓋，呈現的依然還是遮蓋。這遮蓋的真實比死亡的真實更令人驚心動魄。
我還是不知道人是什麼，但是我知道前兩個故事裡都有人，而這個故事就像高爾基的故事一樣，沒有人。
前兩個故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而後兩個故事卻決定了我的悶悶不樂。同樣是悲涼的故事，前兩個故事因為增加了細微的動作，讓人看到了偉大。而後一個故事的講述機構因為捨棄了生命，讓人感到寒冷；前兩個故事因為描寫了細微，讓人看到了尊嚴；而後一個故事，卻因為追求了宏大，捨棄了細微，讓人看到了廉價的抒情；前兩個故事因為故事的講述者觸摸到了生命，讓看客都產生羞愧。而後一個故事卻因為對生命的輕視，只讓路人看到了欺騙。
這依然還是沒有解決人是什麼的問題，但顯然我已經不想追問人究竟是什麼了。
許多偉大的思想家、作家都對人，做了太多的闡釋，但每一種闡釋都不準確。不過我知道人不是什麼，人肯定不是豬。估計很多人會笑，但這是實話。豬的死亡是抬上肉架，而人的死亡是通往天堂。
災難之中，或許離別的人，不能給予他們體面的送別，但依然可以給予死難者以文字上的儀式，這就是人和豬的區別，因為人的死亡是無比神聖而賦有尊嚴的一件事。
我還想說的是，馬路上兩輛奔馳的汽車相撞，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緊急的救援，還應該看到因為兩車相撞發出的巨大聲音，振落了一樹的麻雀，它們平整躺在地上，現場無人關注它們。但它們逝去的現場同樣悽慘而凝重。因為它們平整躺在路面之上，我們在那裡依然可以看到命運。
我還想說的是，那些麻雀的命運其實和一個國家命運同樣宏大，它們正在遭遇的創傷，不會小於任何一個國家戰爭現場，它們曾經棲息的那片森林，也會因為它們的離去導致生態失衡。麻雀中的倖存者，內心重建的難度也不會少於任何一個國家大型工程的修建。我還想說的是，這些麻雀的命運，其實都跟它們棲息的森林有關。
我還想說的是這個森林應該具有悲憫之心，即便在災難中，不能給予每一個亡去的麻雀以人性的懷抱，但依然可以給予他們文字上、言辭上的懷抱。
我還想說的是，當魔鬼訪問森林，傲慢也會訪問森林。當森林恢復往日寧靜，但傲慢還在，怨恨也會滋生，唯有愛，也只有愛才能化解怨恨。
我還想說的是，真實的生活裡，人可以去世，但記錄者理所應該讓他們在文字端復活。
我還想說的是，這些故事，終會被遺忘，但故事給我帶來的內心震撼，永遠不會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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