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如此快速而猛烈的變化，更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賈樟柯這麼深刻地反映出這種變化。”——巴西導演瓦爾特•薩列斯
作為一部帶著實驗性質的影片，《二十四城記》是賈樟柯在故事片與紀錄片之間做的一次完美融合。從之前對於故事發生地山西汾陽的執著選擇，到把目光挪到了西南的四川成都，為了能夠留住消逝的工業精神以及集體熱情，賈樟柯在即將變為廢墟的軍工廠裡，為每一個曾經在集體生活中奉獻過的單獨個體，利用語言的表達留住了他們的內心經驗。
我想，記錄時代變遷中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個體，並不是為了反過來批判或是諷刺時代，更多的是想在時間流逝中保留那份獨特的記憶，當然還有曾經的時代情感與精神。
以一個國營工廠五十多年的變遷為出發點，在虛實結合的故事敘述中，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戲劇衝突，單純地採用訪談形式的對話，一點一點撥開塵封的記憶。
這是賈樟柯自始自終堅持的人文關懷，也是他試圖在旁觀者與參與者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然後對於消逝歷史的追憶。
《二十四城記》的所有關注點都是人，雖然在影片中，總是會用拆遷工廠的過程作為過渡，可是，在以人為主導的整體敘事脈絡中，作為電影把控者的賈樟柯，這一次的影片給人的感覺，有點感性大於理性，這大概也是這部電影在多年後依舊能夠激起觀眾情感共鳴的重要原因。
記錄時代變化對於個體帶來的陣痛，並不是為了阻止變化，而是對於過去所有青春堅定選擇的一次完整梳理。沒有迴避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中國的社會形態，從普通情感出發，留住人們總在固執堅守的信念和精神，這樣的的回顧，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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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城記》的電影名字，是很容易讓人誤解成，是對於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全面展示，可在電影敘事的推進中，觀眾這才知道，原來，二十四城只是一座新樓盤的名字而已。
在曾經輝煌的軍工廠廢墟上，重新建立起商業化的高樓大廈，這代表著集體走向崩塌的同時，體制內求生存的昔日繁華早已逝去。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不斷打碎著原本已經固定的階層分工，然後，重新組合確立著新的發展軌跡。
新舊交替中，賈樟柯自始至終的平民化視角，讓他的鏡頭並沒有對準發展中快速崛起的高樓大廈，而是調轉過來，記錄著站在廢墟上的普通大眾。那些交織著悲傷與歡樂，哀愁與失落情緒的個體，在殘酷現實的直面中，體會著更加真實的生活情感。
與之前的“故鄉三部曲”不同，這一次的賈樟柯，把目光落在了體制內的工廠興衰上。三個女人的虛構故事與五個親身經歷者的真實講述，共同構成了這部影片的內容。真實與虛構的結合，在貼近生活的敘述中，慢慢拉近著與觀眾之間的距離。
影片採用紀實性的拍攝手法，利用訪談對話的方式達到溝通的目的。這裡的溝通，不僅僅是與電影人物的溝通，更是電影人物與熒幕外觀眾的溝通。於是，無形中將那些原本被時代裹挾的個體，一個個的提取出來。
整體主調略顯沉悶，還帶著淡淡的頹敗感，這是影片展示的環境給我的第一感受。而在與受訪者的交談中，卻又總能感受到他們追憶往日時光的勃勃生氣，當然，也帶著對於時代變化的手足無措。
真實與虛構結合，並不能衝散整部電影與觀眾的之間情感交流，而以其他受訪者作為故事內容的補充，引出帶有虛構成分的三個女性，在時間順序的安排中，一起展現著具有
精神延續性的工人群體。
50年代的郝大麗，因為工廠大變動，舉家從東北遷徙到成都。在她身上擁有著明顯的集體歸屬感與國家責任感，即便路上丟失孩子的事情，成為她一生的痛苦。
可是，在國企變為外企後的精神困頓，也暴露出體制化對於個體價值塑造方面的缺失。
一種依賴行為的形成，終究摧毀了獨立意識的培養，最終造成個體在變化中的格格不入。
70年代的顧敏華，她成長的年代，還是工作包分配的，可是，在現實與理想的碰撞中，這位從上海來到成都的女人，終究在選擇中不斷迷失。
她分不清什麼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曾想回上海，可是卻執拗不過家裡的安排，也想要留在成都，可是無法滿足情感的需求，最終，
在時代的變化中固執的堅守著殘存的自尊。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的心理安慰，大概是一種對於變化中生活的無奈妥協。
21世紀的娜娜，作為體制內工人的後代，父母經歷下崗潮之後的自謀生路，讓她過早的脫離了集體生活開始獨自闖蕩。雖然，總是給人一種玩世不恭的感覺，卻在骨子裡保留著父輩們作為工人時候的果敢與打拼的精神。
利益至上的社會圈子中，娜娜的清醒認知，大概這是一種傳統精神的延續，也是一種新舊時代交替中，對於工人精神的重新詮釋。
三個不同時代的女人，卻在變化中面臨中同樣的精神困惑與情感需求，這大概夾雜著站在現代人角度的理解。而其他受訪者的故事展示，則更多的是試圖站在那個年代的角度，挽留住那些最值得銘記的精神價值。
賈樟柯有選擇性地摘取不同年代人物生活經歷的同時，從點到面的開始對於整個時代進行深度的剖析，然後冷靜地告訴觀眾，這是個不幸的時代，但也是個幸運的時代。
發展變化帶來的陣痛，最終催促人們開始審視與反思過去。於是，在帶著那個時代延續的精神中，直面迷茫與痛苦，最終，堅守著信念，保留著情感，努力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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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最終被拆遷了，可在我看來，拆遷的背後不是廢墟，而是重建。這裡的重建，並不是影片中正在建設的商業住宅區，重建的應當是與時俱進的工業精神。
在電影中，那些工廠最後一批堅守者直面鏡頭時，滄桑的臉上寫滿哀愁，但從眼神中，我們仍舊可以感知那份堅定與穩重。
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賈樟柯對於每一個受訪者，都要用將近一分鐘的時間讓他們無聲的面對著鏡頭。他在挽留，挽留著普通人對於信念執著的堅守與自我價值持續的塑造，他也在質問，質問著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中，利益至上的薰陶下，難道真的就沒有曾經熱火朝天集體精神的一席之地嗎？
所以對我來說，兩個電影是在做兩種工作，拍《世界》是想告訴人們，有一個正在被裝修的中國，拍《二十四城記》是想告訴人們，還有一個被鎖起來的中國，包括記憶。——《賈想》
所以，這部電影不單單只是記錄這麼簡單，賈樟柯試圖在打破被體制束縛的群體。當然，這種打破不是蠻橫的，而是嘗試通過了解後有所保留的打破。
也許，再過幾十年，這部2008年拍攝的影片，也會成為被鎖起來的記憶的一部分，但是，影片在打破過程中保留著的那些最值得傳承的精神與信念，卻一直都在與時俱進的延續。
一個時代的消逝固然是傷感的，但時代中那些可敬的人與可貴的精神，卻在賈樟柯的影片中，用另一種方式保留了下來。致敬不是為了同情，他們也不需要同情，我們只需要記得，曾經為之奮鬥且努力拼搏的青春歲月中，有過這麼一群默默無聞的建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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