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隋唐大運河的出現，中國迎來了遠超前代的商業貿易量，以及繁忙的漕運交通路線。
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評述當時隋唐大運河的景象說：“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引言出自《舊唐書•崔融傳》）
安史之亂後，一是因為河北藩鎮林立，割據隋唐大運河北段漕運交通路線；二是江南地區經過吳、晉、宋、齊、梁、陳六朝的經濟開發，已經成為了大唐王朝的賦稅重地，於是隋唐大運河南段漕運交通路線變得極為重要。
正是由於江南地區通往中原地區的漕運交通路線極為重要，以致於在中唐之後乃至五代時期，一系列重要戰爭也是圍繞著此漕運交通路線展開的。
江南地區通往中原地區的主要漕運交通線路由東向西有如下四大條：
（一）由潤州（今江蘇鎮江）渡江，經揚州、楚州（今江蘇淮安）、泗州（今安徽宿州泗縣），循運河至汴州（今河南開封）、洛陽，再到達長安。
《元和郡縣圖志》卷25提到
“從潤州至上都（長安）西北去三千七十里，從潤州至東都（洛陽）西北去二千二百一十里”，這條漕運線路主要通過山陽瀆（邗溝）、淮河、汴河到達中原地區，在江南境內主要以隋唐大運河作為連接，從而把江南地區和中原地區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可以說這條溝通南北漕運的主要線路是大唐王朝的“經濟生命線”。
這條“經濟生命線”形成時間也頗早，西晉滅亡，五胡亂華，永嘉南渡，那時的中原人就是沿著泗州、楚州、楊州再到達晉陵（今江蘇常州）和京口（今江蘇鎮江）地區的。
如東晉名將祖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後“居丹徙之京口”；
再如隋朝滅陳朝時，隋朝名將賀若弼率領的一路大軍就是從廣陵（今江蘇揚州）渡江南下，在攻克建康（今江蘇南京）後，就直接揮師直下晉陵（今江蘇常州）和吳州（今江蘇蘇州）。
隋朝滅陳之後的第二年，江南地區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反隋運動，隋廷派大將楊素前往鎮壓，楊素率舟師自揚子津（在今江蘇揚州地區）渡江進入江南，一路從晉陵（今江蘇常州）、無錫和吳州（今江蘇蘇州）鎮壓下去，深入東陽（今浙江金華東陽）、樂安（今浙江台州仙居）、永嘉（今浙江溫州永嘉），直至打到福建泉州平定叛亂為止。
雖然這個時候隋唐大運河還沒有建成，但實際上當時的交通路線已經基本上沿著運河的走向通至江南地區縱深處了。
自隋煬帝建成隋唐大運河溝通江南後，由此向北通過邗溝和淮水、汴河，可直達中原地區，這是前無古人的水利工程。
中唐文士李敬芳賦詩一首贊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由此可見，這條線路在當時的重要性已經人盡皆知。
這條原本暢通的漕運線路在中唐以後，出現了變化。只要沿線發生戰爭，汴水一旦被控制，漕運交通便會被切斷。
安史之亂的時候，“肅宗末年，史朝義（史思明兒子）兵分出宋州（今河南商丘），淮運於是阻絕”；
唐代宗時期，藩鎮將領李靈曜控制汴州，也曾阻斷漕運；
唐德宗年間，強藩淄青鎮節度使李正己曾控制徐州“遣兵扼守徐州甬橋、渦口”，導致汴水不通，於是漕運路線只能從渦口進入渦水再到達汴州。
不過從泗州（今安徽宿州泗縣）經汴水的漕運路線在中唐之後仍然是最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尤其在晚唐時期大部分時間都是暢通無阻的。
如晚唐著名詩人皮日休的《太湖詩序》雲：“鹹通九年（唐懿宗年號），自京東遊，復得宿太華，樂荊山，賞女幾，度轘轅，窮崇高，入京索，浮汴渠至揚州。又航天塹，從北固至姑蘇。”
當時南北人員往來，貨物運輸、商品貿易都離不開這條交通線，皮日休賦詩《汴河懷古二首》一再稱讚道：“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里地無山。”
這條漕運要道直到唐末五代初，吳王楊行密與後梁太祖朱溫交惡後才徹底被阻斷。
此外，圍繞著這條主漕運線路之外，還有三條輔助線路，分別是常楊線、常海線和宣揚線。
中唐以後，由於隋唐大運河江南段水淺，通向江北的漕運路線一度改由常州過江，而不再經過丹陽段運河。
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唐朝著名水利專家孟簡在武進縣西（今江蘇常州市武進區西）開鑿孟瀆，“引江水南注通漕”，於是過江的船隻能改由常州過江，但過江以後所走的線路和從潤州（今江蘇鎮江）過江所走的線路完全一致。
但此後由於隋唐大運河江南段水深如初，漕運路線又改回至潤州過江了，但常州直通揚州的這段輔助線路還是被保存了下來，簡稱常楊線。
晚唐唐昭宗龍紀元年（公元889年）十二月，“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劉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孫儒由廣陵（今江蘇揚州）至常州，再由常州至廣陵，說明這條常楊線並沒有因為大多數人從潤州過江而遭到廢棄。
在常楊線東還有一條輔助線路即由常州至海陵（今江蘇泰州）的一條線路，簡稱常海線。
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平定劉展叛亂，“鄧展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唐僖宗光啟二年（公元886年），鎮海牙將丁從實襲常州，“逐張鬱，鬱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高霸”，同年十月，吳越杜陵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這些都證明了常州至海陵線路的存在。
另根據日本圓仁法師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海陵可以從水道直達揚州、楚州。由於海陵鎮在唐末時已有5萬戶，加上駐軍3萬人，頗具規模，是江南地區一個重要的軍事重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商旅願意走常海線的真正原因。
宣揚線，即指從宣州（今安徽宣城市）出發，經揚州運河北上，是從江南西部通向開封、洛陽，再到長安的一種走法。
杜牧的《樊川文集》中《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一詩中，明確提到了杜牧要去宣州任官，是經由揚州到達宣州的。其實在唐朝前期江南西部的漕運基本上走的都是宣揚線，但在安史之亂之後，由於其他幾條漕運要道的興旺以致宣揚線漸漸沒落。
（二）由宣州（今安徽宣城市）過江，沿和州（今安徽馬鞍山市）、滁州、到達泗州（今安徽宿州泗縣），折入第一條線。
這條線路的特點是從江南西部地區進入淮南和中原的直線距離更近，花費時間遠比沿江到揚州入邗溝過楚州（今江蘇淮安）再去往泗州（今安徽宿州泗縣）時間來的少。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宣州“至上都（長安）西北去取和、滁路三千一十里，取潤州路二千一百五十里，至東都（洛陽）西北去取和、滁路一千一百八十里...至和州正北去二百五十里”，按照唐相李吉甫的說法，到長安走這條例比宣揚線可近六十里，而實際上遠不止這個數。
唐昭宗大順元年（公元891年），吳王楊行密派南吳名將李神福率兵攻打和州、滁州，行軍作戰走的就是這一條線路。總體來說，這條線路以在地區交通中發揮作用為主，如將其作為全國性的一條交通幹線來衡量的話，遠沒有第一條影響深遠。
《元和郡縣圖志》還記載，宣州至池州三百四十里，但池州“至上都西北去取宣州路三千四百一十里...至東都西北去取宣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這裡講的宣州路其實是指的第一條中的“潤州路”，而不是“和滁路”，如果是的話，應當與李吉甫記載的公里數相吻合。
這也說明，從江南西部地區到達中原，走這“和滁路”的並不是很多，因為這條線路是水陸並進的，不便於漕船運輸。而如果只是為了進入淮南地區，走“和滁路”則比較常見，所以說這條線路主要是在地區交通中發揮了作用。
此外該線還有一條輔助線路，即從宣州過江，經六合（今江蘇南京六合區）、天長（今安徽滁州天長市），再到達泗州（今安徽宿州泗縣），最後折入第一條線，簡稱“六長線”。
唐僖宗廣明元年（公元880年），黃巢的部隊攻克了宣州之後，“七月黃巢自採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黃巢過江後，沿六合、天長、泗州，入潁州（今安徽阜陽）、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兗州（今山東濟寧）到達中原，最終攻克長安，走的正是這條“六長線”。
（三）由宣州（今安徽宣城市）、蕪湖、採石磯（今安徽馬鞍山市境內）過江，進入淮南到達廬州（今安徽合肥市）、壽州（今安徽淮南壽縣），再沿潁水到達中原。
隋文帝初年，韓擒虎為廬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韓擒虎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這條在六朝就已經出現的聯通江南地區與淮南地區的漕運交通線至隋代依然存在。
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陳鴻著《廬州同食館記》，談到了合肥城南門的同食館為過往的官員士子提供食宿的景象：“東南至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曆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於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於大梁，鹽鐵稅緡，諸侯傕利，駢指於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茀。”
根據上述陳鴻的記載可知，江南西部地區從宣州過江，入濡須水可至合肥（廬州治所）、壽春（壽州治所）。大曆年間以後這條漕運路線雖然有短時期的中斷，但大部分時間人們是“出入多遊郡道”，其作用巨大，是江南進入中原的“中路”。
為什麼是“中路”呢？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認為之所以稱為“中路”是相對於經汴水至洛陽的“東路”和溯江而上經襄陽至長安的“西路”而言的。由於“中路”可以直通二京，所以史念海先生引用陳鴻的稱法，稱呼此路線為“二京路”，是很確切的，並著有《說唐代經過廬州的二京路》一文。
這條“二京路”在史籍中也有詳細的記載，如《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與《資治通鑑》都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
唐昭宗天覆三年（公元903年），吳王楊行密的妻弟朱延壽駐守壽州（今安徽淮南壽縣），南吳名將田頵駐守宣州（今安徽宣城市），由於種種原因，二人決定聯手密謀反叛楊行密。
田頵先是“遣二使詐為商人，謁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接著又是“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使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
由此歷史事件可知，宣州、廬州、壽州經潁水就可達到汴州及至洛陽、長安，“二京路”名副其實。
（四）江南通往北方的另一條線路就是沿著長江往西進入漢水後，溯江而上，由襄州（今湖北襄陽）、梁州（今陝西漢中）可達長安、洛陽。
安史之亂後，淮河漕運阻絕，唐玄宗李隆基在成都避難，“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由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唐朝大臣第五琦見到唐肅宗後，認為“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溯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待到收復長安，唐肅宗命“租庸鹽鐵溯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以輸京師”。
這條漕運線路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西路”，根據史載可知，安史之亂為這條漕運線路的開闢創造了契機。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譴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第二年正月，“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溯江詣行在”。
也就是說由於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的反叛，汴水、淮水被阻絕，當時所有南方諸道朝貢京師的財賦和官吏商旅往來都是走的這條“西路”。
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被任命杭州刺史時，也是由這條漕運交通線路去往江南，《白居易文集》雲：“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
在中晚唐乃至五代時，由於汴州周圍經常有戰事發生，這條白居易口中的“襄陽路”所起的作用變得重大，是“東路”揚、泗、汴漕運交通路線的首要備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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