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记事起，我就知道那个疯老婆子。
麻灰的头发，长年一身黑色棉褂棉裤，即便到了夏日，天气炎热异常，她也是这副装扮，但只把棉褂子敞开，坦胸露乳，那乳房已没了形，只剩两张薄皮在褂子里耷拉着。她身形佝偻，步子很慢，脸上终日一副淡漠表情，也可以说毫无表情。她的嘴里一直嘀嘀咕咕着零碎的话儿，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说些什么。
她在村子主干道的北侧有一间土屋，终年一人住在那里。那土屋方方正正的，像一个火柴盒，当然是十分狭小，从门口望进去，只能看见一盘土炕，并无其他家什。
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间起来，她用一串生锈的铁链子把两个门环栓起来，算是关了门。然后便去外面找吃的，吃饱了就干活。傍晚天幕渐暗，她便回到土屋里，有一盏电灯能让房子里亮堂起来，但一般没多久，里面便没了光。
从前村里的壕沟多，那里是她常去的场所，里面鱼龙混杂，脏乱不堪，人们把所有能用的不能用的东西都扔在里面，最多的是吃剩的东西。她伏在其中，摸索来发霉的馒头、烂了的苹果，倒掉的西瓜皮，南瓜瓤子等，把它们搁置在卷起来的棉褂下沿的凹槽里。她会把那些烂了的部分大概地咬掉，然后咀嚼吞咽。她牙齿掉了不少，整个嘴部形成一个明显的凹陷，但剩下的牙却也能发挥正常效力，让她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受到明显的阻碍。她吃的有滋有味，有声有响，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看到她进食一幕的人都会龇牙咧嘴，摇头晃脑，唯恐避之不及。
吃饱后，她便开始劳作。她干活扎实，匍匐在那里，一干就是半天，壕沟里繁密的草丛间经常见到她清理出的一条清晰的小道来。除过壕沟，她更常去的是一户户人家的果树地去拔草、捡树枝。她干活全凭双手，村里很多人家的地里都出现过她劳碌的身影。一般人见她在自家地里干活，也不去说她，任她乐意；有人觉得晦气，就让她走，喊了几句，她也就明白了，默默地走开。她不知道干活也会被人家嫌弃。也有人会认为她给自己家干活，是好运的象征，确实给家里帮了忙，吃饭时间到了，便前来给她端一碗面，或者一碗菜，再拿两个馒头。这时候，她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她从不拒绝，可能是相信一份辛劳一份收获的朴素道理。她接过饭菜，埋头便吃，能吃出常人所不能的酣畅来。她饭量甚好，和一个中年男人几乎无有差别。
她一般都是蹲在地上，一边劳作，一边嘴里絮叨着她的那些别人永远也听不懂的话语。干累了，她便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这时候，她会梳理梳理自己的蓬乱的头发，天热时候她会脱下褂子，捕捉里面的虱子。
在阳光下，只要肚子饱着，她便是好似获得了幸福和悠闲，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无牵无挂，任凭时光流逝。
如果肚子饿了，她便会弃活而去找食物，那些落在地上的果子，凡是能吃的，她便都胡乱擦擦抹抹，之后统统放进嘴里。也许长年累月的这种饮食习惯让她的胃练出强大的容纳力，没人见过她生病。她的胃口一直很好，饿了便吃，吃饱干活，她一直在劳作，从不知疲累。也许这种严格规律的劳作让她的身体获得强大的适应力，她的精神持续旺盛，成为一种永不消退的力量。
她会记恩情，谁给她吃的，或者对她好过，她便会到谁家的地里去。村里有人觉她可怜，就给她吃肉吃菜，她便在那人家地里整整做了一个月的活，把那人的田地收拾的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听人说，她一边干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次他们听得分明：这是我儿的地，我给我儿做活呢……
村里的红白喜事，只要她知道的，她便去那家门前等，她知道一般情况下都会得到一大碗油水满满的肉菜外加几个白馒头。但人们是不会让她近前的，只会把她领到一块较远的地方，让她赶紧吃，吃完便让她赶紧走去。
从我记事起，疯老婆子就一直是这样。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只要她还在村里转悠，还在地里干活，我就觉得这个村子维持着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人间的正常运作。村人们闲谈也常常说起她，都带着一种轻松打趣的口吻，但那意思里带着敬意，她是坚强的，铁打的一般，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她作为一种固定存在，在鼓励着村人们的勇气，调和着他们艰辛、普通却也充满希望的生活。
但该来终归会来。
上次回家，母亲给我说，疯老婆子不吃饭了。不吃饭，估计就是不行了。母亲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这次回去，我便听见她已经死了的消息。
前后两次没多长时间，人去的真快。
这下再也见不到这个顽强的形象了，我觉得村子缺了一小部分。
我突然回忆起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胆子很大的男孩子的带领下，去吓唬她，追赶她。她显得惊恐，先是快走，接着突然转身朝我们这边奔过来，气急了的样子，吓得我们赶紧作鸟兽散；她便走了，我们又在她后面集结，拿着长枝和土块做武器。她一边逃走，一边嘴里急速地絮絮叨叨起来。我们笑了，但我明显感到每个人的心里都泛起了一丝害怕和悔意。
我曾问过母亲，疯老婆子为什么会疯掉，难道她一直就是疯子么？
母亲说，好像听之前的人说，她家很早之前是很不错的，她人很能干，家里做着一些买卖，她是主导。但后来，社会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公家把她家的财产分割充公，几乎不剩下什么。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脑子吃了力，后面就疯了，也没人理会她了。
她的丈夫很早死掉了。她有两个儿子，还有个女儿。女儿有时来村里给她送些吃的，但送完立走，从不长留。两个儿子好像从来都没管过她，就好像他们从来在村里都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一样。他们安然地过着自己的太平生活。他们在村里各自的新的宅基地上都建起了大房子，并装上了厚实的涂了红色油漆的大铁门，大门的门楣上，贴着印有“家和万事兴”的大理石瓷砖，那瓷砖在午间阳光的照耀下，显出了变化多端的富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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